逛書店和跑圖書館加強了我的讀書意識。我最早逛的書店是琉璃廠的舊書店，我的家住在米市胡同南，1954年至1957年在北京師範大學附屬中學讀初中，每天都從琉璃廠過。那時書店尚未公私合營，比現在書店要多多了，櫛次鱗比，一家挨著一家，而且各有特色。幾乎每天我都要到這裏流連一會可惜當時沒有錢，看到過許多想買的書，因為囊中羞澀，而失之交臂。其中使我數十年而不忘的是《鬱達夫十年集》，那是由《沉淪集》、《寒灰集》等十本鬱達夫作品編成，皆為精裝，出版於三十年代初，紙已發黃，封麵與書脊還很新，索價十元，那是我一個月的夥食費還有餘（當時中學生夥食費每月八元五角），捧著書，摩挲再三，終於放下了。其它如舊雜誌《新青年》、《現代評論》、《語絲》、《拓荒者》、《詞學季刊》等名刊，也不難得，隻是數毛錢到兩元錢一本，這對一個中學生來說也是可望而不可及的。像現在視為“文物”的北大學生1957年辦的《紅樓》（“整風”時學生的“寧放”文章多發表在這個刊物上）隻五分錢一本，我買了一整套（可惜後來送給一個同學了）。那時的琉璃廠不像現在的金碧輝煌，有富貴氣，無書卷氣；當時的名店《來熏閣》、《富晉書社》等都是青牆灰瓦，非常樸實的。我們窮學生在那裏站著看書，而且一看就是倆仨財，店裏的老板和夥計也很少不耐煩，應該說我是在這些現在看來很不起眼的狹！的書店領略了知識海洋的無限寬廣。
北京五六十年代的新舊書店我都跑遍了，西單商場和東安市場的舊書攤，隆福寺夾道的“修綆堂”都是令我流連忘返的地方。東安商場舊書攤最大，新舊書全有，綿延有百米之長。我在六十五中讀高中時，中午吃完午飯就利用休息時間跑到這裏讀書，有時甚至誤了上課。那時最時興蘇聯小說，《鋼鐵是怎樣煉成的》、《海鷗》、《遠離莫斯科的地方》、《勇敢》等幾乎是中學生必讀的書。有位同學在東安商場書攤買了三本一部的《勇敢》，隻一元一角錢。打開書的扉頁，寫滿了娟秀的小楷。大意是勉勵友人向書中的英雄人物學習，兩人聯翩前進。從詞意和贈書者的名字看是位充滿熱情的女郎。可是墨跡未幹，書就上了舊書攤，真是令人悲哀。那時我們也正在青春期，買到此書的那位同學頗有感慨，在扉頁最末寫道：“少女一片癡心意，換得書攤一塊一。”
那時正逢“反右”之後，誰一劃為“右派”，他寫的書馬上廉價處理，上了舊書攤。劉紹棠是較早劃為“右派”的青年作家，他的《運河的槳聲》、《山楂村的歌聲》、《青枝綠葉》就賣五分錢一本，哪個攤子上都有。秦兆陽是較晩劃為“右派”的，他的描寫農村合作化的長篇小說《在田野上前進》被處理，一角錢一本，舊書店中的書架上常常被該書排滿。巴人的“人性論”被批判，他的《文學論稿》也隻是賣兩三毛錢。
那時書店與書攤的從業人員們不是人們常說的“小辮子”，而大多是中老年人。給我印象最深的是東安市場的中國書店一位女售書員，五十年代末到六十年代初在那裏工作，她高高地坐在收款台上，卻還是顯得那樣的幹枯瘦小，看來她近六十歲了，表情嚴肅，極當敬業精神。去得勤了，我們熟悉了。她愛讀當時流行的馬南村的《燕山夜話》。有一次與我閑聊：“作者真博學，三教九流、聲光化電，仿佛他什麼都懂得。”我說：“他大約借助了類書。”她談吐不俗，經常介紹給我一些好書。《杜臆》、《三家注李長吉歌詩》、《道鹹宦海見聞錄》、《世載堂雜憶》都是通過她介紹而買的。我非常喜歡劉禺生的《世載堂雜憶》，稱讚她有眼光。她說作者還有一本《洪憲記事詩》更有意思，可惜解放後沒有出版過。我很奇怪，問她，您很早就愛讀書嗎？她說：我還是大學生呢，國立女子師範大學的，聽過魯迅先生的課。我們一下便感到親近了，因為古往今來這麼多思想家、作家，我最喜歡的就是司馬遷、杜甫、魯迅。一位坐在書店收款台的女店員竟受過我最崇敬作家的親炙，真是不可思議！她說：由於家庭的原因，大學未能念完。結婚成了家，沒有工作，雖然也時常看些書，但學問荒疏了，解放後便不能從事文化工作，隻能賣賣書，總算和文化還能沾點邊，每當說到這些時，臉上便會掠過一絲淒涼的苦笑，不知道其中蘊涵著多少辛酸和艱難。她的心很細也很善良，有一次，我在書店看書，旁邊有個高中生模樣的青年匆匆地將幾本書塞到書包裏。店員都在忙著上架，誰也沒有注意到這件事。我十分感激書店讓我們這些經濟不寬裕的學子們到這裏自由瀏覽，因此便特別厭惡這種所謂的“竊書”的行為。我悄悄地把這種情況告訴了那位女店員。她的表情馬上嚴肅起來，向那位青年瞟了一眼，又歎了一氣。她把那位青年帶到後屋，大約幾十分鍾之後，那位青年紅著臉走了。後來她跟我說：那個學生是個高三生，愛看書，家裏很困難。我沒有為難他，快畢業了，要是公開了這件事，說不定會影響他的一生。以後，我在書店還看到過這個青年，說明他沒有受到為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