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革”中的琉璃廠是一片蕭瑟肅殺，那時還沒有現在琉璃廠的一些有富貴氣、無文化氣的牌樓。東西琉璃廠之間各有一個大喇叭口，特別是東琉璃廠更大，仿佛是個小廣場。那時汽車也很少，人更少有至者，“小廣場”更為空曠，一早一晩顯得有些淒涼。有關文化的商店經營的都是“四舊”，自然都要關門。一路商店，大門緊閉，其景象可以想見。大約最早開張的是文物商店（《文物》雜誌也是複刊較早的社科刊物），到了1970年已經有幾家開門了，然而，買賣還很少。一天，有位老先生非要我陪著去賣清代書法家劉墉的一幅中堂。劉墉字崇儒，號石庵，就是前年火爆京城的劉羅鍋，劉氏書法名重當時，可是“文革”中書法又算什麼呢？商店新開門，屋內粉刷一新。天很冷，幾個營業員圍著烤火。他們打開這幅中堂一看，有位老營業員認識，說：這是劉石庵的字。又說您這幅字，如果能像我這牆這麼白（這幅字已經熏黃了），我給您一塊錢。現在這樣，我們不收。可見，當時文物不值錢的情景。
琉璃廠舊書店1972年開始營業的，不過直至1979年之前都是以“內部書店”形式賣書的。其地點在海王村，也就是前麵所說“廣場”的路北。談到這裏也許有人奇怪，那時不是正處在“文革”中嗎？為什麼傳播“四舊”的舊書店還營業呢？這得從1971年尼克鬆訪華說起。
尼克鬆訪華是個震驚世界的大事，隨著他而來的是許多外國記者。當時市麵蕭條之極，特別是書店，一書架、一書架都是《毛主席著作》、《毛澤東選集》（這種情景是現在人們很難想象的），這是很尷尬的。因為據說“文化大革命”促進了經濟的大發展，而且，促進了文化的繁榮，可是為什麼市麵上暗都沒有呢？一般商品還好辦，可以東拚西湊弄一點，讓商店豐富兩天；可是精神產品就不一樣了，除了毛著、馬列、魯迅之外都是封、資、修，怎麼能讓“封、資、修”進入書店，眼睜睜地叫革命群眾中毒呢？北京最大的書店是王府井新華書店，平常裏麵除了“毛著”外可以說一無所有。在美國總統到達的那一天，我跑到這個書店看看會不會能取出一些“封、資、修”來。果然不出我所料，那一天果然放出一些平常看不到的書，塞滿了書架和擺放在玻璃櫥櫃裏。但都是一般讀者絕不會問津的。如康德的《純粹理性批判》、《實踐理性批判》；黑格爾的《精神現象學》、《小邏輯》等等，我買了一本《純粹理性批判》，當我再要買李亞農所著《欣然齋史論集》（這本書我在1963年看過，覺得有新意，當時就想買，但沒買到）時，書店店員說：“這是賣外賓的，不賣國內顧客。”大約我們的反資防修的精神衛士缺少國際主義精神，不肯保戶國際友人，使他們別遭到封、資、修的毒害；而對自己的國民他們是決不會放鬆保護義務的。我看那些售書員個個表情嚴肅，仿佛你稍示不滿，就要把你抓起來似的，趕緊走了。後來，我一連三天都去書店，終於感動一個年輕的店員，他偷偷地賣我一本，至今我還保留著它。回家後我在書後記錄下買到此書的過程。美國總統訪華後，書禁大門終於開了一條小縫，愛書者和曾受惠海王村舊書店者還是應該感謝尼克鬆的。這就是海王村中國書店開始憑單位介紹信可以購買舊書的大背景，大約是在1972年春季。
海王村所開放的中國書店（專賣舊書和線裝書）分為兩個檔次。一是西廊（現在已經臨和平門大街開門，改賣新書了），這裏隻要有介紹信即可，像我這個在農村中學工作的，用張信紙，開個便條，蓋個公章就可以了；一是北樓，這裏要較高層次的單位（局級以上）的介紹信。像常到這裏買書的何其芳、陳粲用的是“中國科學院文學研究所”的介紹信就可以到北樓。對於像我這樣的一般讀者來說，西廊、北樓設有多大的區別。兩處都賣解放前後出版的平裝舊書，都賣線裝書；其區別是北樓的線裝書有不少是善本書，如明萬曆以後和清康熙間的刻本是很常見的。有一次，我與一書友同進北摟，僅花了二十五元就買了二十五本明刊的《歐陽永叔集》（殘本），合一塊錢一本。另外，北樓還常賣一些解放後出版的“內部書”（張國燾的《我的回憶》等）、港版書（如包天笑的《倒影樓回憶錄》）、台版書（如《甲骨文辭典》）等。
一提到琉璃廠的舊書店，凡是四十歲以上的北京的舊書愛好者大多都知道孫殿起先生與其甥雷夢水先生（前兩年，雷先生也作古了）。孫先生的《販書偶記》及《販書偶記續編》是研究古籍的人們案頭的必備之書，流傳極廣。雷先生據其賣書的經曆寫過許多書話，為學人所喜讀。我所熟悉的是海王村中國書店的老師傅馬建齋先生也是一位版本專家，他沒有寫過什麼東西，所以很少為人所知，其實老先生對於明刻、清刻也是了如指掌的。我在六十年代初認識了這位比我大三四十歲的老先生，到了七十年代初我已經與他很熟了。馬先生的腹笥極寬，說起來則滔滔不絕。粉碎四人幫之後，中國書店為了適應舊書業發展的需要便在新華街南門的“京華大樓”（現在的“京味書店”）為青年營業員辦了個業務學習班，當時已經退休的馬先生應邀在那裏講課。我曾到“京華大樓”看過馬先生。馬先生是個很健談的人，但不是在大廳廣眾之中侃侃而談，而是與二三友好悄悄地議論。他談各種刻本的流變，如數家珍，也很喜歡向各種人請教與書籍有關的知識，而且不管對方年齡大小、學曆高低，真是做到了“敏而好學不恥下問”。我現在還清晰記得他多次與我討論版本的年代和某些詩文作家的生平經曆等問題。有一次問我樸學的準確含義是什麼？是不是隻有清代才有樸學？老先生還幫助我找過許多書，現在每當我展玩這些書時，就不由得想起他。
另外還有一位趙師傅也常讓我懷念，他是修書的，自幼學習裝禱，因為身體不好（剛作完手術），才到門市上幫忙。對書他不太熟，可是談起裝裱、紙張、刻印卻是滔滔不絕。他曾為毛主席修過書，很為此自豪。有一次，他有克神秘地對我說：我給主席修書，“偷”了他老人家一個藏書章（指從主席的藏書上拓了一個章），陽文“毛氏藏書”四字，不知是誰刻的，很精。又有一次說起，毛主席很愛讀《曆代笑話集》，是王利器輯的那一本，很厚，毛主席看著不方便，讓我給分裝成小薄本。這個活還催得很緊，頭天拿來，第二天就要，說毛主席正在看著，不能耽誤他老人家看。這大約是他很得意的一件事，說話時堆滿了一臉的笑容。1974年我花二十五元買了一部清代王文誥的《蘇文忠公詩編注集成》，嘉慶間的原刊本三十五冊，不缺不殘。我嫌貴了一些，當時這個價格可以買一部明版書了。趙師傅說：不貴。這三十五本書都是新換的封麵、封底，您看這種紫靛紙都是手工染的，現在染這樣一張紙就七毛錢，可作六本書的封麵、封底。
您這一套書光是染紙的手工費就四塊多錢，占書費的五分之一。再加上紙錢就十塊了，您的書錢還有多少啊？不到二十塊錢了。他的介紹讓我知道了許多關於修書的知識。趙師傅是學徒出身，沒有多少文化，但是為人十分熱情，幫助我找過不少書。鄧之誠先生的《古董瑣記》就是他幫我從書堆裏翻出來的。談到舊書業，他是有一種沒落之感的，認為這一行算完了！
琉璃廠的淘書是我與書籍打交道過程中特別愉快的一段時光，因為這一段時光是常常有期待的企盼，又有意外得到的喜悅。當時在各個單位還在大搞“階級鬥爭”，一天到晩批判“封、資、修”，從報紙雜誌（當時也沒有幾份雜誌）到單位領導說的都是空話、套話、蠢話，還不時地說一些殺氣騰騰的凶話。人間真是沒有一點兒靈氣了，沒有想到海王村這裏還蕩漾著智慧的光輝。從這一點就可以想見，書店會給我們帶來多少樂趣，不誇張地說這裏是“化外之民”的避風港。書店是九點鍾開門，有二三十個書友在八點半左右就聚集在海王村的大門，等待著書店開門，因為每天都要上些新品種的書，大家把期待的目光都盯在這些“新書”上。每天一開門，堵等著的諸位馬上齊奔西廊（北樓不在開門時上書，它賣的書少，所以上書也少），各取所需。我們這些每日必到、鍥而不舍的書友們目的是各不相同的。有人專收清代的詩文集，當時清代詩文集刻本很賤，乾隆以後刻本平均三四角錢一本；有人專收筆記小說，連解放前“大達圖書公司”出版的“一折八扣”的標點本舊小說（這種本子是錯字連篇的）都要；有人專收線裝的醫書；有人專收詞學書籍（連詞譜包括在內）。非常怪的是我的一位老師（我所在大學物理係的老師）孫念台先生（據說是清末鹹豐間榜眼孫毓汶四世孫）是教理論物理的，每天到書店去淘文史書籍。因為他也屬於不久前補工資的，收書麵極廣。
最大的遺憾是袋裏沒有多少錢，我的工資隻有五十六元，沒有任何額外收入。每月吃用十五元，給家裏十元，剩下的幾乎都交給書店了。我母親最反對我買書，希望我攢點錢準備成家。每次我淘到好書回家，往往拆了捆，散裝在書包裏。當母親問起時，我就說找人借的。她眼看著書架子上的書日漸其多，心裏明白，但是她不再說了，讓我保留了這點隱秘和樂趣。我很羨慕那些剛落實政策補發工資的人們，在每天候於海王村之門的諸位之中頗有幾位是口袋裏有幾千塊錢的。有位供職於中華醫學會（“文革”中此會解散，她被調到一個中學工作）的女同誌花二百元買了九百本一套的進步書局的《筆記小說大觀》。當時這被看作是很豪爽的，引起許多人的羨慕。我以為花那麼多的錢買這種沒有什麼收藏價值的書，不值。當她問到我買這套書值不值時，我婉轉地表達了這種意思，而她卻爽朗地笑了，並說，買到自己喜歡而又能看的書就是值。我也不搞什麼珍本收藏。這真是快人快語。這與另外一位專買解放前上海大達圖書公司出版的一折八扣（定價一元，隻賣八分）的筆記小說的書友心態相同。大達出版的筆記小說中錯字連篇，標點謬誤，令人不堪卒讀，他卻自得其樂，每得一種，必向人誇耀。我們說這些等同垃圾，最好的去處是造紙廠。而他對我說，又不搞研究，有點錯字也不影響我看。我花十幾元買了一百多本，其中有許多是我連聽都沒有聽說過的書。這也是屬於重實不重名的。我花二十五元買了一部原刊本王文誥的《蘇文忠公詩編著集成》，那是幾經躊躇，但是從買到現在已有二十五年了，我沒有從頭到尾認真地看過一遍。
在海王村淘書的過程中，有些事是永難忘杯的。大約是1974年，任繼愈的《漢唐佛教論集》剛出版不久，書中論禪宗的部分頗引人注意，使之很暢銷。有一天，我在西廊淘書。在書架上翻了好久，沒有遇到可買的書。十點多鍾的時候一個徒弟從庫中抱出來一摞書上架，有幾函線裝書，我一眼就看到有清末刻本《景德傳燈錄》。十七年中出版的佛學書籍極少，不像現今佛學書籍滿坑滿穀，到處都是。我從1970年以來就對佛學有興趣，這本重要的禪宗語錄使我眼睛一亮。我一看價錢僅僅五元，於是，馬上就拿去開票，買了下來。票還沒有開完，從裏屋出來一位老營業員。我一看是八樓的老夏，他是一個極有經驗和學問的營業員，是孫殿起、雷夢水一流的人物。他問我：“老王你挑的那部書是不是《景德傳燈錄》？”我點了點頭。他又說：“你是不是能讓一讓呢？”我說：“不能。我已經交錢了。”錢可以退給你。這部書是不能賣的，小（指那個小徒弟）不知道這部書是不能拿出來的。“可是你畢竟拿出來了，再說這部書我已經找了好幾年了。”他顯出十分遺憾的樣子。我包好了書，準備要走的時候，他悄悄對我說：“姚文元也正在找這部書呢。”我想，當時毛主席表彰了任繼愈《漢唐佛教論集》中論禪宗的文章。姚負責宣傳和文教大約也想充實一些佛學知識，才找《景德傳燈錄》來看，沒有想到被我捷足先登了。一天，馬建齋老先生對我說：“有一部清末刊刻的巾箱本的《黃山穀詩集》。綿白紙，書刻如汲古閣手筆，極漂亮。很便宜，才六元。”我本來就喜歡黃庭堅的詩，有此佳本，自然心動，隻是當時沒帶錢。相約第二天來買。次日，我早早來到海王村，老先生從後庫給我搬出一個小紅木匣，拉出插板，裏麵有兩個小格子，每格整整齊齊摞著十一本書，共二十二本，是仿南宋臨安書棚刻本，極美觀，上海“著易堂書店”的刻本。其它如清末武昌刻的《國語·國策》，點石齋影印的《佩文韻府》（主要是便宜，十厚本才五元）、武英殿聚珍版的“前四史”。在平裝書方麵也買了一些令我難忘的書。如鄧之誠的《古董瑣記》、葉德輝的《書林清話》、王雲五的《目錄學一角》、上海中央書店襟霞閣本的《袁中郎全集》，還有奇書章克標的《文壇登龍術》（魯迅先生曾評此書，並寫了《文壇登龍術拾遺》）。這部書印刷裝訂都模仿線裝，形式古雅，然而其內容則是半開玩笑半認真。例如在如何登上文壇一節中說，想成為作家並不難，隻要寫自己的“戀愛”故事就可以了，這是最引人注意的。現在活到百歲的章克標還在用《文壇登龍術》中介紹過的方法招搖過市——百歲老翁征婚，居然還有許多傳媒為其所騙，對此大加炒作。“章老”每晩躺在被窩之中一定會笑那些為他作義務廣告的記者，真是如俗語所雲“小家雀母不過老家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