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前所述，老密爾從未去過印度，而且他也不認為去印度訪問會對他的研究帶來多少幫助。按照他自己的描述，人們很容易相信他從來沒有想去印度的念頭。處於一個旁觀者的角度，老密爾認為印度人的民族性格是：他們的奴性（slavish）和怯懦的靈魂（dastardly spirit），以及如何在一個有吸引力之下、惑人的外表存在著一個普遍的欺騙（deceit）和背信棄義（perfidy）的傾向。簡言之，就是印度人是不誠實的，這成為西方人對印度人乃至對東方人長久以來的偏見。印度文化的這些弱點使得印度人是消極的、揮霍無度的（profligate）、被壓迫的、無組織的和容易遭到外來侵略的。
對於印度文化中的伊斯蘭文化，在老密爾眼中，他們比印度教文化也好不到哪裏去，在談到道德品質問題時，它們是同樣的偽善（insincerity）、謊言和背信棄義，同樣漠視別人的感受，同樣的受賄，這兩種文化在這些方麵都非常突出。此外，老密爾還把印度文化與大部分中東和遠東文化相提並論。他把印度教徒描述為與中國人、波斯人和阿拉伯人的文明狀態相差無幾的一個文明狀態。但是，老密爾認為，中國人與印度人有一個最大的區別：中國人在政府和法律方麵領先於印度人。而在其他方麵，印度和中國處於同一水平。從道德和品格的角度，老密爾把中國和印度這兩個東方文明古國做過比較：
這兩個國家都幾乎是相同程度的沾染上偽善（insincerity）的惡習；掩飾（dissembling）、奸詐（treacherous）、虛假（mendacious），過分得甚至超越不文明社會通常的方式。兩者都傾向於過分誇大（exaggeration）關於和他們自己有關的每一件事情。兩者都是懦弱的和無憐憫心的（unfeeling）。兩者都處在自負的（conceited）最高程度，和充滿對其它國家的蔑視（contempt）。從生理（physical）意義上來說，兩國的人們和居住條件都是令人作嘔的汙穢（unclean）。
現在的人們，尤其是東方的學者看到老密爾的這番對比，其心情不言而喻。可以毫不誇張地說，老密爾把英語中所有的貶義詞都濃縮到上述短短的句子中了。我們不禁要問，作為一個博覽群書的學者，相信老密爾對於歐洲中世紀的人們從不洗澡的傳統應當不會陌生，對於工業革命導致英國城市鄉村汙水橫流的場景應當不會陌生！
不過，老密爾的這個觀點沒有被小密爾完全接受，密爾繼承了他父親的停滯（stagnation）理論。隻不過，老密爾是把印度作為停滯的對象，他認為，印度教文化已停滯了很多時代，隻要看到現在的印度教徒，我們就能了解久遠過去的印度教徒。而小密爾則把這個停滯理論應用到分析中國文明的狀況。以後在《論自由》中，小密爾盡管把中國作為一個已經停滯不前文明的典型，但小密爾的觀點與父親的區別是：至少他把中國作為一個曾經一度高度發展的文明。這與野蠻、半野蠻的印度是完全不可同日而語的，下文筆者將涉及這個區別。
詹姆斯·密爾認為，印度次大陸各民族，在宗教、哲學、農業、政府機構和法律方麵的文明，遠遜色於封建時代的歐洲。“雖然印度柔弱的（effeminate）民族，比我們的祖先更溫柔（gentle），但後者在氣概（manliness）和勇氣方麵更優秀。毫無疑問，就整體而言，哥特（gothic）民族一旦成為定居民族，他們就表現出優越於印度品質的文明特征。”
《英屬印度史》是一部為英國東印度公司官員提供了一個標準的作品，該書最終成為選拔印度公務員的教科書。1859年，在該書出版四十多年後，約翰·布賴特（John Bright）在議會下院曾經說：“如果新任印度總督對印度一無所知或知之甚少。我敢說，當他接到任命時，他閉門研究的肯定是詹姆斯·密爾先生《英屬印度史》的第一卷。”作為英國東印度公司的反對者，布萊特能說出這樣的話來，也從側麵證明了該書的影響力。密爾後來承認：“與完美的標準相比，我現在可以看出其中的不足之處，但是我仍然認為，即使此書不是人類寫過的最有指導意義的曆史書，也是一本對一個思想正在形成中的人最為有益的書。”
應當說，老密爾對印度的相關論述，對密爾產生的影響是深遠的。的確，密爾從《英屬印度史》中得到了一個關於如何看待非西方民族的觀點。威廉·托馬斯在論及老密爾的這部巨著時說：“由於這本支配著其童年時代的著作是一部關於一個落後民族的征服史，約翰·密爾成年時期的職業便注定要參與對這個民族的管理。這種關係可以解釋他對落後和進步社會狀態的先入之見，這種見解在他的全部政治問題論述和大部分思考中打下了深深的印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