另外一種標準是以斬獲敵人首級的多少來評定賞格等次，簡稱“首功製”，這裏的“首”指的是被殺敵軍的頭顱。
通常來說，大明以首功四等、戰功二等來確定參與作戰將士的戰功。
所謂“首功四等”應指明廷按立功地區、擒斬對象不同劃分為“北邊”、“東北邊”、“西番苗蠻”、“內地反賊”四個檔次給予不同的首功賞格。
“戰功二等”指明朝以士兵在戰鬥的表現分“奇功”、“頭功”兩個名號來論功次。
另外，首功製除了以上四等外，大明中後期還出現了“倭賊”功次、“流賊”功次等，戰功製下除奇功和頭功外還有“次功”之名等
有明一朝，關於軍功方麵的條例繁多，各種賞格也屢經變易，不過戰功製和首功製作為兩大基礎標準貫穿始終，此消彼長。
洪武、建文和永樂年間以戰功製為主，這從永樂十二年軍中賞罰號令可以看出：“凡交鋒之際突入賊陣、透出其背殺敗賊眾者，敢勇入陣、斬將搴旗者，本隊已敗賊眾、能救援別隊克敵者，受命能任其事、出奇破賊成功者，皆為奇功；齊力前進、首先敗賊者，前隊交鋒未決、後隊向前破賊者皆為頭功。
凡建立奇功、頭功，其親管頭目即為報知，妄報者治以重罪。
行營、下營之時擒獲奸細者，升賞準頭功。餘俱次功。”
由此可見，永樂時期對將士軍功的考察主要依據的是戰功製，雖然永樂十二年的賞罰號令中還有“哨馬生擒虜賊一人來者，賞銀三十兩；斬虜賊首級一顆來者，賞銀二十兩”，依照的是首功製，不過這隻是針對哨馬獲功而言。
自洪熙、宣德以後，大明軍功的主要認定標準發生了改變，換成了以斬首多少論功的首功製，戰功製為輔。
此後，盡管首功製成為明軍功製度中的主導標準，但戰功製未被完全廢除，兩種標準依然並存。
嘉靖四十年，戚繼光被調往江西剿流寇，行前還專上書朝廷希望確定軍功標準究竟是首功製還是戰功製，並在後麵建議“計今合當止以戰次為額，如某處賊約若幹，但能全勝，則約以懸賞若幹，而不必論其首功”。
戰功製之所以在洪熙、宣德年後沉淪，主要是因為借此冒、濫功者日盛。
首功製好歹還有首級來進行核實，戰功製隻須巧立名目就可冒功，其真實功績難以考察，以致於常發生斬首不過幾級，而升賞卻有數十百人的“盛況”。
正德末年應州的一次戰鬥，斬首流寇不過十二三人，但卻因為巧立“當先衝鋒”、“齎旗督陣”等五花八門的名目，以至於官軍獲得升賞者不下數百，可謂冒濫之弊極矣。
由於戰功製始終存在著冒功、濫功這個無法消除的弊端，因此大明的朝廷戰功製持謹慎態度，進而轉向了首功製。
實際上，首功製的弊端更多、危害更烈，有明一代無論文臣武將都對首功製進行過猛烈的抨擊。
正德年間禦史程啟充就曾詳言首功製的弊端：“定製：軍職授官，悉準首功。今幸門大啟，有買功、冒功、寄名、竄名、並功之弊：權要家賂軍士金帛，以易所獲之級，是謂買功；衝鋒斬首者甲也，而乙取之，甚者殺平民以為賊，是謂冒功；身不出門閭，而名隸行伍，是謂寄名；賄求掾吏，洗補文冊，是謂竄名；至有一人之身，一日之間，不出京師，而東西南北四處報功者，按名累級，驟至高階，是謂並功。此皆壞祖宗法，解將士體。”
而首功製最為外界所詬病的無外乎兩點：一是殺良冒功，一是臨陣割級。
所謂殺良冒功指的是妄殺平民冒充賊寇，臨陣割級指的是在戰場上割除敵人的首級，而割除首級者並不一定是殺敵者，士兵之間因為爭搶首級而發生的火並屢見不鮮。
其中，殺良冒功可謂危害最大、影響最壞、尤為可惡，盡管明廷對此屢有禁令，《軍政備例》有記載：“凡官軍臨陣，不許故殺投降及被搶並走回人口以報功，違者償命”。
《大明律》也曾經記載：“凡擅殺平人報功，其本管將官頭目失於鈐束者，問罪。量其所殺多寡，輕則降級調衛，重則罷職充軍。俱奏請定奪”。
對於縱容部下殺良冒功者予以懲罰，殺良冒功之人則依殺平人罪抵死，可事實上這種現象卻累朝皆有，事關名利，無法禁絕。
故而，李雲天既沒有選擇戰功製也沒有首功製作為驍武軍的立功標準，他綜合了兩者的優點並進行了改進，建立了驍武軍的這套賞罰分明的軍功體係，經宣德帝禦準後在驍武軍推行。
在落葉坡一戰中，驍武軍這套軍功體係的優勢立刻顯露無疑，不僅從根本上杜絕了臨陣割級的現象發生，而且使得參戰的明軍將士能全力追殺叛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