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者說了，如果沒有官府的組織以及水師的護航，商人們根本不可能完成這次海外貿易，因此大家豈會對關稅和水師開銷有怨言？
雲屯市舶司的官吏是大明四個市舶司中最多的，有一百多人，這裏的官吏指的是在雲屯市舶司編製內的人員，既有官員也有吏員，並不包括那些打雜的、跑腿的。
在李雲天的規劃中，雲屯市舶司被他當做海關的試點，磨礪裏麵的那些吏員，以在將來建立起一套完善的海關體係，用以應對未來大明的海外貿易。
值得一提的是，李雲天將雲屯市舶司的百餘名官吏分為三組，分別對船上貨物查驗一遍，然後核對三組人員的查驗結果，以免發生漏報和瞞報的現象。
其實，按理來說船上的貨物都要在雲屯市舶司卸載後清查，可是雲屯市舶司沒有能裝載如此多貨物的倉庫，同時那些貨物搬上搬下也非常麻煩，故而李雲天就讓雲屯市舶司的人登船查驗。
當雲屯市舶司的官吏查驗完貨物數量後將開出三份貨品清單，一份是上繳關稅的貨物，一份是上繳軍稅的貨物，最後一份就是屬於商人的貨物，那些商人憑借貨品清單提取貨物。
為了確保貨品清單的真實性，每張貨品清單一式三份，一份交由雲屯市舶司保管，用作留底；一份發給碼頭貨場查驗貨物的官吏對賬，賬目對清後放行；另外一份由商人自己保管，提貨的時候上交。
可以說，李雲天已經製訂了一套貨品出關和入關的係統體係，既提高了工作效率又極力避免了人為因素的幹擾。
由於交趾的市場無法消化掉海外貿易的貨物，因此在雲屯市舶司查驗完貨物後船隊就會北上，依次在廣州市舶司、福州市舶司、寧波市舶司和天津港停靠，在這四個港口各自卸下一部分貨物進行出售。
總體比例是，廣州市舶司卸載一成五的貨物，福州市舶司卸載一成五的貨物，寧波市舶司卸載五成的貨物，天津港卸載兩成的貨物。
由此一來可以就近尋找買家，節省了不少中間運輸的環節，進而更方便將貨物鋪遍整個大明，給買家帶來了極大的便利。
當鄭和寶船上運載的貨物統計出來後，其價值也隨之報到了李雲天那裏，保守估算，此次海外貿易帶來的南洋諸國的貨物值一千兩百萬兩白銀，約占大明一年財政總收入的三成，是大明戶部一年財政收入的三四倍，要知道大明戶部一年的財政總收入也不過三百多萬兩白銀。
如果將這批海外貿易的稅收上繳朝廷的話，意味著朝廷能從中得到三百萬兩的稅銀，相當於多了一年的財政收入。
說起來這次能有如此巨大的利益收獲，負責商事的趙元才居功至偉，正是由於他對南洋諸國商業的了解，這才能從其中獲取如此巨額的利潤，也使得隨船的那些商人們心服口服。
雖然李雲天定下了雲屯市舶司所收的關稅中自留一半，另外一半上交戶部國庫，但那是以後要考慮的事情，現階段他還不想把那一半關稅給戶部。
這並不是李雲天想要將那一半稅收截留，而是他要將這一半關稅送給宣德帝，以充盈宣德帝的內庫。
由於洪武帝和永樂帝時期的連年征戰和天災人禍，作為大明天子的宣德帝內庫中並沒有多少銀子，李雲天之所以能開展海外貿易全憑宣德帝的恩旨，他自然要把關稅給宣德帝了，同時也是讓宣德帝意識到海外貿易的巨大經濟利益。
至於戶部，並沒有由頭開口找李雲天要這筆關稅，原因很簡單，市舶司歸所屬的布政使司管轄，其稅收上繳地方府庫，毋須上交戶部的國庫。
之所以會出現這種情況除了市舶司隸屬當地布政使司外，還與大明實行海禁以及朝貢體係有著莫大關係。
洪武帝最開始設立市舶司的時候是為了收取海外貨品的稅金，不過頒布海禁令後，進出市舶司的船隻全部都是前來大明的貢船，市舶司按照傳統貨物對貢船上的物品征收其低價百分之二十為關稅。
因為海外貿易貨物的進出口交易價格與成本價格間的相差甚遠，再加上除了貢船沒有商船進市舶司，故而市舶司可收到的稅賦微乎其微，戶部自然不會看在眼裏。
所以，即使戶部現在再怎麼眼紅，也沒辦法開口從李雲天那裏討要關稅的稅銀，否則就違背了大明的律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