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5###第十五章 禁止、示眾和男風
明代末期圖文並茂的性讀物，雖然沒有打破性壁壘，但在後世學者看來，卻是一次“性解放”的標識。性事被首肯為人生的一大享受，兩性隔離製度漸漸鬆弛，然後到了清代被重新拾起並以更為嚴酷的方式貫徹了下去。
滿清是外族，是落後的遊牧文明，人口很少。他們吸取了蒙古人敗北大漠的經驗教訓，認為隻有通過思想禁錮，才能長久地統治這個國家。在文化上，他們顯得更為漢化，比漢人還要倡導儒學，而在儒學中，宋明就已經欽定的程朱理學自然成為首選。這樣一來，他們就獲得了順承明政權的合法性，並且進一步強化了中央集權專製統治。
清朝廷為維護其統治，思想鉗製嚴重，一方麵推崇儒學，一方麵又實行文化專製，多次命令儒臣們根據需要對古籍進行“為我所用”的整理和刪改。尤其是自乾隆開始，中國古代典籍在《四庫全書》中遭到無情刪改。
性觀念到了清代也因思想禁錮而搖身一變，明代晚期的“自由主義”景象陡然消失。兩性隔離製度被隆重地再次搬了出來。皇帝要求臣民必須嚴格遵守。
“萬惡淫為首”，一切與性有關的圖文書籍都被禁止和封存，連前代的房中書也不能幸免，有時連醫學書中涉及性事的內容也被刪除了。在清代，除了按照皇帝的意思對古籍進行考據和注解，文人們沒有什麼事兒需要幹了。所以，在這個時期，沒有值得一提的重要的房中書。
此外，人們不僅無權撰寫和公開閱讀房中書，明代的小說也大多成為了禁書。
乾隆年間有一條嚴酷的法令：無論在什麼地方，一旦發現禁書，即便是個人收藏，不僅禁書擁有者要治罪下獄，連當地官員也得罷官，嚴重者得“徙三年”。
因此，官員們為了自己的政治前途，發明了各種各樣冠冕堂皇的監視和檢查製度。隻要有人告發，一戶人家隨時會被抄家。
即便如此，情色或淫穢小說仍然有人在看，不過，它們大多以手抄本的方式秘密傳閱。像《紅樓夢》這樣一部並不以性事為敘述內容的偉大小說，最初也隻能靠手抄本傳閱，這導致《紅樓夢》存在各種版本，讓後世版本學者之間爭執不休。心理學上的“潘多拉現象”決定，手抄本這種傳播形式，使本來已足夠刺激感官的淫詞浪語變得更加激動人心。
手抄的速度和利潤過於局限，於是個別膽大的書商們為了獲取巨額利潤，鋌而走險，刊刻和銷售一直在秘密進行。此外，春宮圖也獲得了長足發展，經考古發現，各種性用品和器具，為數眾多。不過，這一切在清代都屬於違禁事物，觸犯了嚴酷的法律，必須偷偷摸摸進行。此類地下作坊遍布整個帝國。
一切都在地下進行。如此嚴苛的製度，起碼在表麵上改變了清代人對性事的態度。繼而官方的威權影響到了民間，所有人都開始把自己的性欲藏了起來，對性事保持沉默，自上而下地使性活動成為禁忌行為。於是，他們的性觀念往往是陰暗而扭曲的。“隻管幹不許說”，使他們變得言行分裂、虛偽之極。如果誰的性生活被泄露出來，或因不合製度的性行為被捉奸在床，所有的親友都會與他們劃清界限，當事人（往往是女性）更會被處以極刑。
魏晉三國時期的法律就規定：“男女不以禮交，皆死。同入斬刑，去衣裸體，男女褻見。”女人“裸體受刑”的傳統，一直延續到清朝。我們且看幾個朝代的性法律：
元朝法律：“諸和奸者，杖七十七；有夫者，八十七。婦人去衣受刑。”
明朝法律：“其婦人犯罪，應決杖者，奸罪去衣受刑。”
清朝法律：“其婦人犯罪，應決杖者，奸罪去衣（留褲）受刑。”
“去衣受刑”，明人雷夢麟在《讀例瑣言》中的解釋為：“奸罪去衣，惡其無恥也。“清人黃六鴻在《福惠全書》中的解釋為：“奸婦去衣受刑，以其不知恥而恥之也。”
“奸夫淫婦”被裸體示眾成為清代人性的盛宴，也隻有在這時候，人們才可以借撻伐謾罵來談論性事，借機滿足被禮教扭曲的陰暗性心理。
男女之間的性關係如此可怕，於是“男風”盛行。“男風”就是男性同性戀關係。其實在明代，男風就已遍及朝野，清代則更普遍，這可能與清代法律對男性同性戀不禁止有關。
在清代的《羅延室筆記》《簷曝雜記》和《履園叢話》等雜記中，均記錄過一名叫畢秋帆的人的事跡。這個畢秋帆是狀元出身，才名出眾，天下共知，曾任陝西巡撫。但他對妻妾毫無興趣，而是和伶官李桂官朝夕相對、形影不離，以致人們稱李桂官為“狀元夫人”。外人想找畢秋帆辦事，得先通過他才行。畢秋帆可謂清代最著名的同性戀人。同性戀小說《品花寶鑒》據說就是以他為原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