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霞消失的時候]
語出禮平同名小說。當晚霞消失的時候，有一個叫潘曉的人在《中國青年》上感歎：人生的路，為什麼越走越難？有一個叫北島的詩人則斷言：其實難以想像的/不是黑夜，而是早晨。當時筆者正值另一啟蒙時期，對異性的生理特征頗感驚異，所以見書中男女主人公不停對話，毫無（或很少）身體語言極為不滿。一直到後來買得滾石唱片《我們有話要說》，這才一解疑惑。有話要說，要支支吾吾曲裏拐彎地說，這才能熬過晚霞消失之後，曙光初現之前的那一段漫漫長夜——當然，度夜裏有比交談更好的、或者說有更好的交談方式那是後話，暫且按下不表。我們從人生之路難，到處車到處山前必有路，有路必有豐田車，再到摸著石子過河，真切感覺蔣大為一曲《敢問路在何方》之底蘊。自此往後，少說多做才是真諦，身體語言列具形象思維。比如XX一號消除身體垃圾之後一中年男子從坐便器上站起身來，一臉爽相地咂著嘴，還真讓人覺得他在廁所裏品嚐一道美味佳肴。
[今夜有暴風雪]
語出梁曉聲同名小說及改編的電視連續劇。不過時至今日，今天夜有沒有暴風雪，既不在8點檔的連續劇，也不在7點半新聞聯播後的天氣預報，而在兩者之間，白岩鬆或方宏進的好壞張焦點訪談的臉。溫室效應之後，暴風雪反倒成了祈求，不管臬，總比人在堤在、嚴防死守的水災要好。水要結成冰雪，看來除了氣候，還要一點點時間，比如評職稱開會感歎生不逢時，兵團戰友聯誼會則無悔表春。拖兒帶女在炎炎烈日下疾走，難免眷戀“今”夜的暴風雪。
所以——恕我們對青春不敬——見人說人話，見鬼說鬼話這句格言，絕對是放之四海而皆準的。問題是，說過算過呢，還是說完以後還用那種放之四海而皆準的話開動腦筋，甚至來個急轉彎，倒過來四海放之，比如說，聶衛平和馬曉春，一個龍江哥兒，一個江南小生，暴風雪，黃梅雨，對照反襯，兩三萬字也收不攏。其實，不多不少，二又四分之一子。
[人到中年]
語出諶容的同名小說。也是這位作家最有影響的作品。後被拍成電影，那憂鬱女人潘虹演陸文婷，一雙大眼睛頗為傳神，達式常飾其丈夫，是任勞任怨的另一半，印象反而不深。當然任何小說都有它的時代印記，此“人到中年”說的是知識分子的困境，身心俱疲，雖想低頭好好拉磨作奉獻，無奈連起碼的飼料都不足，其潛台詞還是奪回損失。因此它的影響顯然也是讓更多的人呼籲“提高”、“改善”雲雲。但就是飼料足了，跟要不要把XXX奪去的青春奪回來也沒有關係，人到中年難道就沒有普遍問題了嗎？奇怪的是，湛容一寫過就無人再敢提人到中年，而在公眾印象和通俗媒體上，中年的形象則趨猥瑣，男的色迷迷，女的則是往往是一隻泡菜壇子的形象；據觀察家言，中年走進性保健品商店者最多，他們肚子腆起，而肚子以下的則越來越不靈光，或者說欲望比希望要多；另據調查公司言，中年人的離婚率較青年還高，而且早有拉著老婆的手好像左手摸右手的民間小曲；即使在官場也是上不去下不來的尷尬境地。雖然據聯合國科教文組織的消息，中年要到59歲才開始算起，這就印證了諶容老太太“減去十歲”的英明論斷，不過要一下子與國際接軌也難，何況聯合國的話現在也越來越不靈光，所以大家隻好再耐心等一等，林子祥包裝出來的葉倩文一遍又遍地唱道：紅塵呀滾滾，何不瀟灑走一回？
[心有千千結/幾度夕陽紅]
語出瓊瑤同名小說，這樣的名稱可以舉出很多很多。如果要說近二十年來在中國內地影響最大的書，還應該是出自金庸和瓊瑤這兩位筆下的。金庸已被搬進文學聖殿，而瓊瑤則一直逍遙。光是看看瓊瑤的書名和主人公名字，就可知道多有吸引力，一種古典和現代的詩意，具有商業流行的多種元素，一些名稱放之四海而皆準，作書店、時裝店、玩具店甚至蛋糕店名都可以（與“稻草人”同理）。而我們最早從銀幕上年看到的秦漢秦祥林和林青霞，也是純得一塌糊塗，襯衫領角是尖尖的，又長又大的喇叭褲，說話聲音也怪怪的。這大概也能看出當年台灣經濟複興時的麵貌。有人也曾說過，口袋裏有點錢就可以搞搞新意思了，比如搞搞搖滾搞搞探索電影等，而瓊瑤的厲害之處在於以不變應萬變，變成電視劇更是這樣，一個還珠格格，即使你插一個鍾頭的廣告，也還是把觀眾胃口吊得牢牢的。這麼一比，三毛就有點虧了：一是虧在性命上，二是虧在寫作風格上，三毛也有一批女生擁躉，老看窗外會覺得不過癮，便把目光投向撒哈拉沙漠，但生命中畢竟不會碰到那麼多大胡子，於是婚後又改弦易轍，直到心態漸漸老得像個老太太，有老太太喜歡就有巨大的市場，這也能證明這麼一點：在中國你伺候不好老人那準得完蛋。這已超出了孝的範疇。
[人生]
語出路遙同名小說。高家林和巧珍的故事，在中國農村應該有很多版本，也感動了無數人。而農村青年的出路，在當時也無非是求學、當兵或以其他方式抽調至城市。這就帶來這樣一個問題，愛情需不需要遠離家鄉的那個“黃臉婆”，這一點從古至今都未有定論，且每個時期都會有不同的聲音，這大概也是“人生”的主要內容。最厲害的遣責莫過於來自秦香蓮們的輿論，不過將高家林等同於陳世美即使在80年代也略顯迂腐了。新潮的觀點是，與其跟“黃臉婆”若即若離而又苟合於新歡，那還不如與前者一刀兩斷，雖然這會給入黨提幹升級漲薪分房等都帶來障礙，因為按照祖宗的慣例，私生活也還是公務的一部分，一房不掃何以治天下這樣的“真理”我們也聽得多了，但翻開祖宗的賬簿查查，大人物的私生活卻是爛的比較多，隱諱即淫穢也。當然來自傳統的聲音也還是很響亮，據說作家路遙本身也就是夾在現代和傳統之間，活得苦寫得更苦，像舊時秦地一帶的作家似乎都有這個特點，賈平凹便是一個代表，這與湘鄂作家形成鮮明對比，南方作家血液中的那種反叛似乎是與生俱來的。好在今天無論從哪個角度看，“人生”的層麵被大大拓展了，不知道高家林的問題是不是還在困擾著我們。可惜的是新的典型形象，如打工者、三陪小姐還未被創造出來，所以也無從比較。可能新新時期的文學是不需要典型一說了。
[玩的就是心跳]
語出王朔同名小說。王朔的小說名已經有了不少流行的元素，像賽車、蹦極等運動都可稱之為玩心跳。有人稱王朔為痞子文學，這就對了，痞子總有他們的口頭語，有的跟真理極為相似。從玩主出發，到一半是海水一半是火焰，再到1999年浮出水麵的看上去很美，王朔不斷地為傳媒提供新詞彙，另一號人物就是其搭檔馮小剛，甲方乙方、不見不散、沒完沒了等等都是可以說說的。隻是真正能玩得心跳的小說已經不多了，昔日的痞子已搖身一變成為雅皮看上去很美，這或許也是這個社會轉型期的特征，如果痞子永遠成為痞子，那痞子和準痞子們還有什麼希望。同理推論，如果這個社會喜歡搖滾的人多於喜歡劉德華和王菲，那反而是不正常的。問題是雅皮和痞子應該是各行其事相互包容而不應該相互攻訐。玩的就是心跳和看上去很美，應該也是各有市場。長江後浪推前浪，前浪死在沙灘上。
之二：人生糊塗讀書始（外國文學部分）
[鋼鐵是怎樣煉成的]
在所謂蒙昧無知的童年，這樣一本以“專業”為名的書是翻也不會去翻的，而後來與她的不期而遇，就像是冬妮婭在車站邂逅保爾一樣，也完全是一種命運的安排。因為隻有在無書可讀、無人可愛、無真正的名人名言可供座右銘的時代，我們才會在筆記本上工工整整地抄寫、在課堂上一遍遍地背誦：人的一生應該這樣度過……
從“怎樣”變成“這樣”，幾乎是所有教科書的模式，而教科書又往往是漠視青春的，雖然它在某一章節會教導我們同性相斥異性相吸。而每一個愛上冬妮婭的少年實際上跟保爾都是同病相憐的。當中國式的保爾一個個成為教科書時，我們已長大成人，不再把目光停留在西伯利亞的那個小站上，而是廣闊天地大有作為。
“作為”還會回到“鋼鐵”的本義上，凡是在重大事件麵前，總要有鋼鐵工人站出來說話，其次是紡織工人，這幾乎成了幾十年的一慣模式。這個時候，不要說記憶的被移植，隻要記憶不喪失，人就會恍如隔世。就像回到初戀時光，風雪中的冬妮婭款款走來。你想不好，是跟她擁抱呢，還是僅僅吻一下她的手。都說女人是一所好學校，不投進去好好煉一煉，怎麼能成為一顆永不生鏽的螺絲釘呢？
[等待戈多]
名出貝克待戲劇作品。80年代初被介紹到中國，外省人雖未見過此劇的上演，但凡讀過作品或未讀過作品者都知道這是荒誕派的名作。也知道戈多同誌最後還是沒有等到。尼采說上帝死了，大家歡欣鼓舞；現在我們等戈多他竟敢不來。人們不禁要問：戈多是何許人也？其實戈多是何許人也許並不重要，他可能是戀人、是一輛出租車、是白粉客、是發工資的日子、是一場久旱未遇的大雨，或者什麼也不是。重要的是等待，它是跟時間一樣重要的生活內容和形式，時光的流轉，青春的流逝，這都是戈多給予我們的一部分。戈多自己不來，他派“等待”來折騰我們。筆者被折騰得再厲害的一次，是北京申奧等待“判決”的那個夜晚。不過那個夜晚戈多還是來了，他對全世界說，2000年他要到澳大利亞悉尼看看。而在接下來的日子裏，我們又要為下一次申奧而等待戈多。
而在現實生活中，我們要等待的不止是戈多一個人，但戈多不來，其他的等待又有什麼意思？
[死無葬身之地]
一個以存在主義而聞名，一個以女權而聞名，薩特和波伏瓦的故事，一開始成為經典，而後成為一種自私的版本而到處流傳。一時間就像薩特的另一部作品名稱那樣——惡心。所以偉人隻能遠觀而不可近看，更不可跟他生活在一起。而當兩個偉人像夫妻那樣生活在一起，那真不知道是床上幹淨呢，還是在書中幹淨。媒體引用“死無葬身之地”時，實在並不關存在主義何事。我們隻是感慨這位老先生已幫我們想好了百年後的事。倒不是作惡多端（秦檜這廝也有個地方跪跪），而是寸土寸金，市內的公墓是沒有位置了，而僅有的不是論資排輩，就是要憑海外關係。不過實在沒辦法也隻好“住”到郊外去了，據說在海外富人是住在郊外而窮人住在市中心，生前不能做富翁，隻有死後過把癮了。土地少得可憐。政府的宣傳口號頗有幾分道理：民以食為天，食以土為本；但存一分地，留與子孫耕。不過人的想象力總是會在大自然麵前碰壁的，照筆者看實在大可不必杞人憂天，隻要地球不爆炸，我們的子孫說不定哪一天會住到月球上去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