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今更多的新概念也搖身一變，變得形象而物質通俗又易懂了。VCD、手機、服裝廣告乃至住宅公寓等，無不披上新概念的外衣。豐富和貧乏便可略見一斑。實際上這裏的關鍵意思還是“新”，隻要是“新”就能符合喜新厭舊之心態，至於“新”到何種程度，“概念”裏賣的是什麼藥，就不管了。也許現在學校裏所教的概念要容易多了，所以“新概念”也就普及了。普及之義也就是偷換概念，即沒有明顯的界定。大家不在乎概念叫什麼，而隻要是新就可以。因為現在連吃飯和購物都有新概念了。包括打電話－－電話新概念，請用XX卡。
跳舞機
跟跑步機所不同的是，它更多的是一種遊戲，讓你跟著機器的指令而左三圈右三圈脖子扭扭屁股扭扭，為中小學生所喜愛。而年紀稍大一點的當然是喜歡跳舞時能抱一個摟一個的——那是兩碼事了。由遊戲機、跳舞機到打鼓機吉它機等，說明在我們的生活中，不僅僅許多事可由機器來代替，更重要的是，哪怕是很嚴肅的音樂等，都可以遊戲的方式為大家帶來快樂。當然“未成年人不得入內”還是另一付麵孔，但是請記住，童話是為孩子而寫的，遊戲是為孩子們設計的，玩物喪誌沒錯，但最終喪鍾又將為誰而鳴呢？
金學/錢學
跟鈔票無關，是紅學的延伸和補充，金是金庸，自稱為庸肯定非平庸之輩；錢是錢鍾書，以《圍城》和《管錐篇》成名。一個人的作品再加人品竟成一門“學”，可見此人的厲害。錢生前曾力拒《東方之子》的采訪，一時成為美談；而金出任新浙江大學人文學院院長，一時成為新聞，外加正版盜版、與王朔過招等，好不熱鬧。比較好玩的是金對那些評注本並不買帳，這讓“金學”者們不知如何是好，說文品吧他不認，說人品吧怕吃官司。反正人一旦成了國寶，人言可畏這是逃不掉了。當然總有人喜歡鉤沉和打撈，翻翻曆史老賬，說這個也不行那個也不行，惹得人生氣。但是喜歡的人多那是沒辦法的事，網上“金學”者的那些文字，大俠本人會在意嗎？當然凡要成為“學”的，先要普及，然後才是壟斷。
獵頭
專門做人才生意的，有所謂獵頭公司的，專挑頂尖人才的。因為我們的邏輯是——要發展什麼什麼，最後起關鍵作用的還是人才，所以才有了公選，才有了後備人才庫，這些應該都是好事。隻是獵頭公司在稱呼上稍微俗了一點，因為凡稱“頭”的，容易想起雞頭（媽媽桑）、蛇頭之類的，前者組織賣淫嫖娼，後者搞偷渡，都應在嚴打之列。而獵頭可能屬於公司間的競爭，不應該在打擊之列，何況換一種說法馬上就變成伯樂了。
超市
幼時看羅馬尼亞電影，看人在商場購東西，隨意挑而無人看管，要想買什麼就往兜裏麵放，然後再一起結賬。這時內心那種“偷竊”的念頭便油然而生。而等到中國的鄉鎮也都開出超市時，我們已經被灌輸了多少遍要拉動消費，但有時去超市，隻為買一根牙刷。這時超市的語義就開始發生變化。比如夜總會什麼的就叫娛樂超市，健康節目就叫保健超市，書店不管大小都叫圖書超市。從這一層麵說，我們似乎已經太“超”了——那種跳躍性的發展，令人驚喜，驚喜之餘又感到無可奈何。特別是一個超字，最早是要超英美，現在頭腦不太熱了，但超霸之類的還是俯拾可見，足以反映出我們的膨脹意識。而這種意識和心理的背後，仍是自大和狹隘。
邊緣
首先可以肯定，它不是地理學上的名稱。它跟民間有點相像，頗有點“百搭”的味道。有時邊緣又寫作另類，把無法歸類者說成是邊緣也是一種辦法。有一些非主流人士、地下歌手和自由撰稿人也喜歡稱自己為邊緣人士，以保持和主流的距離。當然邊緣人士還是很想進入主流渠道的，但由於進入不了，所以隻能把主流罵個狗血噴頭。
另，跨學科什麼的也叫作邊緣（學科），包括新興的學科。
民間
它由以下語義構成。一它是與官方相對的；二它是非正式途徑的；三它是一種大眾口味的代表；四它代表了一種精英的邊緣立場；諸如此類。換一種表達方式，又可以這樣表述——它不是通常所說的民間文學；它也非民間藝人；跟通常所說的來自民間也不一樣。何為民間——隻有打這招牌的人才知道。詩界就曾有民間寫作和知識分子立場之爭，依筆者所見，它們既非民間，也不能代表知識分子，但對於自以為是和急於有依托感的人來說，這樣的爭論除了傷和氣不好，其他則帶來了更大的名氣。從另一個角度說，掌握話語權的人也急於要與眾不同，因為我們缺少一種貴族的背景包括知識分子的背景，所以動輒提民間就顯得格外可笑。在野的心裏想著朝廷，嘴上喊著民間——一般讀書人的嘴臉大抵如此。
載體
相對於主體而言的。現今的意思是一種方式方法或手段，常見文中“我們以此為載體，做好下崗職工的思想政治工作”雲雲。但說得多了，人雲亦雲了，也就難免以訛傳訛了。黑板報是載體，那麼黑板就是主體了；女人是載體，那麼男人是主體了；電視是載體，菜場是載體，廣場是載體——動輒講載體的，實際上往往忘了主體。動輒用新詞的，往往舊瓶裝新酒，而且是我們之一大習慣，毛澤東在延安時就批過此種習氣，可惜現在已不是毛體時代了，這載體也就滿天飛了，就是不知道“載”不“載”得動這千古民心的。
春運
春節過年，常回家看看，引成了海陸空運輸高潮，遂成春運，後麵常跟高峰二字。春運給我們的信息有兩點，一是春運期間票價要上浮，二是要防止在車上被擠死的慘狀（確已發生），三是仍說明我們很不發達，雖然你一身正氣加一身名牌，但仍要去複習坐棚車之記憶，甚至還不如棚車，因為大串聯或坐棚車還鮮見有被擠死的。由這個詞還能想到民工潮什麼的，所有的故事都發生在路上。
另，春還跟豔情等有關，比如賣春女。好在我們所說的春運無此義，不過可以肯定的是，在春運大軍中，也有為數不少的賣春女，她們回家過年的念頭與常人無異她們就是常人。
福利房/末班車
跟公交公司的時刻表無關，隻是指剛剛趕上了最後一批社會主義的福利分房。在轉軌轉製階段，有本事者（或好運常在者）能雙軌（管）齊下，而另外一些人一三五不靠，二四六也不搭，活脫脫一個亞細亞的孤兒。有些話要看具體的語境，說“我剛剛趕上了末班車”，並不是說趕不上就要夜不歸宿了，招一招手的士還是滿大街有的，隻是坐公交車很便宜，甚至能買月票，而打的則費用不薄了。所謂的區別就在於此，所謂改革也就是利益的一次再分配再調整，在常識都懂的情況下，趕不趕得上，不僅僅是運氣更是一種實力的較量。對一大批人來說，趕上了末班車，也就所謂多年媳婦熬成婆，接下來的一切就可能變得無足輕重了。
零口供
開始見諸於《南方周末》等報紙，即公安在審訊犯罪嫌疑人時，不靠口供而完全憑事實靠證據的一種做法。言下之意，即不刑訊（訓？）逼供。對此執法部門也有不同看法。一種意見認為，中國的刑偵技術還相對落後，取證的困難程度更大，所以零口供是一種不現實的做法；而另一種說法是，法律的東西遲早要跟國際接軌的，遲還不如早，雖然為此要經曆陣痛。我們概括前一種說法，即不能放過一個壞人，後一種的觀點其實就是，不能冤枉一個好人。記得魯迅先生曾經講過這樣的意思：中國為什麼叛徒比較多，不能光說中國人的骨頭軟，而是中國人的刑罰也實在太厲害——僅作參考。另外在手機、轎車乃至房產銷售中，都有了零首付的說法。零，還真是一個誘惑的洞。
末位淘汰
一些部門對人事製度的改革，方向肯定是健康的，但人的心理承受力還是個問題。無論是幹部還是群眾，都麵臨一個問題，即如何搞好人際關係，為了不排在末位（有的科室三個人，就要選出一個末位來），就要想盡辦法，好話說盡，壞事做絕，這就使得人人自危，對麵對坐著，有一個要掃地出門，你說心裏會怎麼想。這哪像農業社會裏，人像放羊一樣放在土地上，說話都要大聲喊叫——據說山歌民歌就是這樣產生的。我們想說的是社會形態的變化，肯定會導致人際關係的變化，工業社會、資本社會及市場經濟，人與人之間為了利益要麼是老死不相往來，這沒有什麼可以批評的，而我們現在的價值觀差不多都是詩經時代創立的，有什麼值得懷念的呢？
安全套
以前叫避孕套，現在名稱一改，透出的信息也大不相同。以前主要用於夫妻之間，而現在則用於更廣泛的“男女關係”，可見風氣和風情。有三點信息值得一說：一是有生育能力的健康男女每月每年可以免費領若幹個套，但事實上是無處可領；二是售套機上了街，在文教區和民工聚集點尤其多，是不是這些區域的人性需求特別厲害？三是央視隻播了一天安全套的廣告就不得不撤下了此“套”。
背景是性病、艾滋病多多，套的質量也大有問題，藝術家（主要是行為藝術的倡導者）有拿套兒充氣後當大汽球贈送的做法，早已不新鮮。報上還說自動售套機老有問題，估計一是質量本身就有問題，二是有人愛玩些惡作劇。因為總有些人找不到所愛的人，也就不需要什麼套子，但不妨礙跟機器開個小玩笑。電話亭不也老出問題嗎？
此地又有人有“打套兒”一說，比較中性地說是“找女朋友”女朋友又稱為“套兒”。
知本家
翹舌音在於北方人仿佛與生俱來，而吾等南蠻子要念準卻並非易事。從資到知，少了一個貝字，意思卻大不相同了。進口的我們能舉出諸如比爾·蓋茨的大名，國產的也有王選等（電腦上有“王選”這個詞組，而無“毛選”），好好讀書看樣子總不會有錯，當然讀四書五經要想讀出個知本家還是一件難事，關鍵還是要入對行。
要麼讀書要麼賺錢，總要搞通一門。而且學工的學理的搞開發的，他們管理一個行業，成為“家”的可能性比較大，但最好不要成為“政治家”什麼的。從知識越多越反動到知識越多越賺錢，反映了社會形態的變化。僅此而已。
風暴
廉政風暴、頭腦風暴、金融風暴、歲末風暴以及其他過目即忘的風暴，形成了一股詞語的風暴。
稍有點文學背景的人知道，安徽有一作家叫陳登科的寫過長篇《風雷》，筆者小時候將它當愛情小說看（包括《豔陽天》）。當時為什麼取風雷而不叫風暴，現在不得而知。跟這個詞有關也比較接近的是高爾基的《海燕》：讓暴風雨來得更猛烈些吧－－據說列寧頗為欣賞，像毛澤東頗為欣賞魯迅一樣。暴風雨也成了革命的代名詞，即蕩滌一切汙泥濁水是也。後又有刮紅色台風之說，即今天的“嚴打”和“打黃掃非”。也有喻唇槍舌劍的，如有一書叫《你嘴上有風暴的味道》。也有令人啼笑皆非的“風暴”，本市一大商場披下一大幅，每字有一層樓那麼高：鑽飾5.9折，實惠大風暴。
而回到世紀末的“風暴”，如果是屬於“頭腦”的，即能看到一誇張的老外的形象，或頭發飄飄或腦殼裏裝著一電腦或拎著手提雙腳起跳－－這就是對風暴的幾種形象演繹，平麵上似乎也隻能這樣點到為止，知識革命不太好表現。而在休閑領域，“風暴”則會引伸出更多的內容，請看某報的一段導讀：
科技越來越先進，地球上的風暴卻還難以預料。上海近日遭遇了一場“風暴”，有人早有預知，因為它有先兆，如同“人來瘋”－－這些“先知”都是些“大師”，這場“風暴”就是－－斯諾克。
倒記時
香港回歸和澳門回歸，讓我們時不時地碰到“倒記時”。為慶祝回歸，各大城市還都豎起了倒記時牌以作紀念。更早一點的經驗是1993年北京申奧時，也有倒記時之說。再宕開去說，我們人的生命從一出生，實際上就開始死亡的倒記時了，隻是不知那大限在何時何日，如果知道，那又將是一種怎樣的情景？是不是能讓人變得更理智或更狂熱？在20世紀末的“世界末日”我們不已經碰到過一回了嗎？一點都沒有爆炸，爆炸的隻是信息。當然羅，現在我們所說的倒記事時都是好事，所以值得期待和紀念。而人之將死，也像掛個掛曆似的，豈不好玩？
宣言
你肯定會想到馬克思的《共產黨宣言》，他老人家在世紀末被西方媒體評為一千年來最著名的名人，僅次於他的是愛因斯坦、牛頓、達爾文等（注意這些都是自然科學家）。而今天充斥於各種媒體的“宣言”實際上是這個消費時代有計劃有預謀的發嗲和在紙上的叫春之聲。以前我們常聽說有男子漢宣言（在尋找男子漢之後），後來小女子也發宣言（在有人抨擊小女人文章之後），再後來新人類也發宣言了，就是未見賺錢人發什麼片言隻語，可見“宣言”在這裏的概念已大不相同了，它喪失的是批判的鋒芒（在這批判鬥爭的日子裏），剩下的隻是自戀和造作（如羅蘭·巴特的一本書名《戀人絮語》）。目前最典型的“宣言症”是如同狂人似的滔滔不絕而又自以為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