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一講講到“恕”是孔子思想最後的核心。孔子講的“恕”是多層次的，既包括政治上的恕，也包括個人修養上的恕。這個社會太需要寬恕了，一個寬恕的政治是好的政治，一個善於寬待他人的人，也就是個好人。《說苑·卷一·君道》說“大道容眾，大德容下”。孔子他曾經告誡學生說：躬自厚，而薄責於人，則遠怨矣！（《論語·衛靈公》自厚而薄責於人，就是對自己的要求很多、很高，對別人的要求很少、很低。人對自己可以苛刻一點，但是對別人一定要寬鬆些，做到這樣就可以遠離別人對自己的怨恨了。任何一件事情大家都不可能獨自完成，總得有人幫你。有人講我自己在家裏做作業，是我一個人完成的。那也不是，你做作業你可能要開著燈，必須要有供電係統；你中午還要吃飯，即便是自己做，也需要鍋碗瓢盆、柴米油鹽之類。所以在人類社會裏，每個人每時每刻都離不開別人。我們和很多我們根本不認識的人，共同組成了我們生活的一個最起碼的創造物質基礎的群體，一個社會文化環境。所以人隻有學會對別人的寬容，才可以保持自己心態和良好生存環境。一個很苛刻的人，首先自己的心態就壞了，一點點不如意就會大發雷霆，一點點不如意就可能怨聲載道。寬容別人，不覺得別人很可惡，自己的心情也就會輕鬆。這樣別人也就願意和他交往，願意幫助他。孔子講“君子求諸己，小人求諸人”（《論語·衛靈公》），意思就是君子總是磨礪自己，“如切如磋，如琢如磨”（《詩經·衛風·淇奧》）；小人總是算計別人，蠅營狗苟。不斷磨礪自己的人猶如深藏在巨石中的寶玉，通過不斷地開剖雕琢、打磨、拋光，最後成為一塊精致的美玉。人的道德修養就像琢玉的過程，隻有在不斷的磨礪和修煉中，才能使自己成長為君子。但是如果一直在算計別人，不僅會失去朋友，還會在自己的周圍造成出一種非常嚴酷的環境，既不能提升自身的境界，又不適合於自己的生存，還弄壞了風氣。
上一講我們講到，孔子在禮這個原則性問題上要求非常高，但是對那些具體的因為無知而失禮的人又非常寬容。我們再看一個令人感動的例子。根據《孔子家語·卷二》記載，有一天孔子要出門，天陰了，眼看就要下雨，但他沒有傘蓋。這時有弟子跟他講：老師，子夏有，你可以向他去借。孔子說：沒事，不用了。為什麼孔子不向子夏去借傘蓋呢？因為孔子知道子夏有一缺點：很吝嗇。他說：如果我向卜商（子夏）去借傘蓋，如果他看到是老師來借，就勉強借給我，這不就是把他不願意的事情強加給他了嗎？他不是很痛苦嗎？這是其一。其二，如果他不借給我，他的名聲就被搞壞了。大家就會覺得這個人太吝嗇了，老師向他借東西他都不給。我不向他借傘蓋，既不讓他痛苦，又可以保全他的名聲。接著孔子又跟弟子們說：你們也得注意，跟人交往一定要“推其長者，違其短者，故能久也”。推崇別人的長處，發現別人的優點，經常去表揚別人的優點，有意識地掩蓋他的缺點和短處，這樣和別人的交往才能長久。
喜歡直接揭人之短對人對己都是不合適的。據《史記·孔子世家》記載，老子就曾告誡孔子：一個很聰明的人，一個明察秋毫的人，往往會遭遇不幸，就是因為他太聰明，太明察秋毫。他把別人的缺點看得太清楚，也就容易去指責別人，最終招來怨恨，甚至是殺身之禍。
人可以聰明，可以明察秋毫，但是一定要明白，別人的缺點是別人的，我們沒有揭發他的必要和義務。正確的方法是把別人的優點學來，把別人的缺點有意識地加以掩蓋，這就是寬容的人，這就是厚道的人，這就是好人。看來，老子的話對孔子是有影響的。按說孔子可以借此事教育子夏：卜商你不能這麼吝嗇，今天把傘借給我，也是給你機會，讓你變得大方一點。但孔子不這樣，而是寬厚地包容了子夏私德上的缺點。是的，在公德問題上，孔子非常嚴格，在涉他性的品德上，孔子也非常講究。可是，在個人私德上，在自涉性的品性上，孔子極其寬容。
在孔子的弟子中，子張是一個才高意廣、誌向遠大的人。他做事有大的框架，但不夠細心，不夠和藹，考慮問題不夠周到，是個比較粗糙的人。在《論語·陽貨》中有記載，一天，子張問孔子：老師，什麼叫仁？孔子說：如果能把我下麵講的五個字做到，你就可以稱為仁德的人了。哪五個字呢？“恭、寬、信、敏、惠”。這五點，實際上說的就是怎麼樣去尊重別人，理解別人，不苛求別人。前三點是說對別人要恭敬，要寬容，要誠信；第四點：敏，是說做事情要講究靈活性，不能老是拿大原則對人。最後一點：惠，是要給別人一點恩惠。這些都是一個人對自己的要求，沒有一點是對別人的要求。子張的性格，是自信的，也是剛愎自用的。子張的理想宏大，眼高於頂，一般人都不在他眼裏，容易藐視別人，忽視別人。所以孔子用這五點來告訴他。隻有善待別人才能得眾，才能得到別人的擁護，有了別人的擁護才能做成大事，才能獲得自己的成功。所以說，“恕”不僅對一個國家來講很重要，就是在我們的日常生活中，在普通人的為人處事中，它也非常非常重要。
孔子是一個非常有性情的人；是一個有著自由人格的人；是一個很講究道德卻又並不極端化的灑脫的人；是一個無可無不可，這樣行，那樣也行，很隨和的人。這一切都跟他的寬容是有關係的。孔子給我們的印象是：大袖飄飄，弦歌不絕，休乎杏壇，風乎舞雩。他最喜歡的事情就是聽弟子們的朗朗書聲，看天上的荒荒浮雲，留心於往古聖賢，注意於詩書禮樂，有點像隱士。孔子一生中做官的時間也不多，僅僅從51歲到55歲，其餘大多數時候他確確實實是一個自由自在的自由職業者。也可以說，他是當時的一個持不同政見者。他的心態是自由的，他的精神是自由的，他的思想是自由的，而且他的生活也是非常自由的。由於他大多數人生時段沒有做官，不用每天早上去簽到，不用每天在朝廷裏處理政事，不用卷入官僚體係的漩渦之中，所以他是自由的。保持自由對於知識分子來說太重要了，因為人隻有有了自由的身份，才可能有自由的思想。後來的孟子就有意識地保持了自己作為一名知識分子的自由身份。
孟子呆在齊國時，齊宣王對他非常好。他受大夫的待遇，卻沒有大夫的事務。孟子上街時，“後車數十乘，從者數百人”（《孟子·滕文公下》），跟隨他的車有幾十輛，跟隨他的人有數百人。假如孟子是走在上海的南京路上，他的車在前麵，後麵數十輛車、數百個人跟著，這是何等的風度啊！享受著如此待遇，他究竟在齊國幹什麼呢？他“不治而議論”，呆在齊宣王給他的別墅裏，沒有任何職責，沒有任何具體任務，他要幹的事情就是：如果齊宣王幹得不對，他就批評批評。另外，每個月到時間就簽領一份俸祿，其他什麼都不用幹。隻有這樣他才能“綽綽有餘地”，保持自己的自由身份。有自由的身份，才能保持自由的思想。如果到政府機構裏做了官，還能有自由的思想嗎？能不聽君主的調遣嗎？體製有體製的規矩，行政有行政的秩序。獨立的知識分子對於一個民族來說，對於一個國家來說非常重要。一個健全的社會，一個有前途的社會，它一定是有很多獨立的知識分子的。國家應當給這些知識分子體麵的生活，同時還要保持他們獨立的身份。這樣的國家，這樣的民族就一定是有前途的。孔子大多數的時間也就是這樣的身份，所以他才能有這樣偉大的思想流傳至今。
講到這裏，還得要講一講孔子和孟子之間的一點區別。孟子是有意識地保持獨立性，而孔子的獨立性可能是不得已。孟子曾經說：孔子“三月無君，則惶惶如也”（《孟子·滕文公下》）就是說，孔子有三個月的時間沒有國君來跟他聊天，聽聽他的意見，或者讓他去做官，他就會惶惶不安。孔子有自由的一麵，有大袖飄飄走天下的一麵。他確實是一個頗有個人自由情懷的聖人，但他還特別想做一個以天下蒼生為己任的“聖臣”。他希望有機會利用體製的資源來為人民謀福利。他周遊列國就是在找這樣的機會。這樣的機會找不到，他內心就不平衡。他在衛國呆的時間非常長，衛靈公給了他很好的俸祿，如果不是這麼豐厚的俸祿，使他的生活有所保障，他也不可能在衛國呆那麼長的時間。但他在衛國沒有實質性的權力，不能夠推廣他的道，內心自然就不平衡，所以最終還是離開了衛國。
孔子內心的不平衡表現在很多方麵。根據《論語·憲問》記載，有一天孔子在家裏麵擊磬。聲音傳到門外，門口正好有個挑草筐的人經過，聽到裏邊傳出擊磬聲，這人就站著聽了一會兒，然後就對之作了評價，說：這個敲磬的人啊，他的心裏麵有痛苦，有不平啊！他能從聲音裏很明顯地感覺出擊磬者的心理是很不平衡的。隨後他再聽了一會兒，又說道：“鄙哉！硜硜乎”，這個擊磬人的思想境界不高啊，敲出那樣一種硜硜的聲音來，好像在發牢騷說：沒有人了解我啊！沒人了解你，你就堅持自己，想怎麼幹就怎麼幹不就行了，為什麼還要發牢騷呢？然後這個挑草筐的衛國人又舉了《詩經》上的話來加以說明：“深則厲，淺則揭”（《詩經·邶風·匏有苦葉》），意思是說：假如河水很淺，可以把褲腳卷起來，淌過去，衣服可以不濕；如果水很深，卷起褲腳來也沒有用，就幹脆穿著衣服遊過去。為什麼還要有那麼多的牢騷呢？他的議論聲很大，被孔子聽到了。孔子說：聽這個人講話啊，他是一個很果斷的人，他能夠很容易地斬斷自己的情絲。這樣的人我沒辦法說服他，因為他已經徹底地想通了，徹底地絕望了。但我跟他不一樣啊！我舍不得這個世界啊！我看到人民有苦難，我不忍心放棄不管啊！我做不到他那樣。所以說，孔子有時候很瀟灑，有時候就不瀟灑。真正瀟灑的是外麵那個挑草筐子的衛國人。
子擊磬於衛，有荷蕢而過孔氏之門者，曰：“有心哉，擊磬乎！”既而曰：“鄙哉，硜硜乎！莫己知也！斯己而已矣。‘深則厲，淺則揭’。”子曰：“果哉！末之難矣。”（《論語·憲問》）現在再講一講孔子的不瀟灑。孔子的不瀟灑恰恰顯示出他的偉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