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個話說得也確實比較尖刻，所以司馬桓魋就懷恨在心。他聽說孔子經過宋國，就帶人把孔子包圍了。孔子是個君子，早就忘了曾得罪過司馬桓魋。他正在宋國的一棵大樹下，和弟子們演習周禮，司馬桓魋就帶著人來了。他們首先把大樹砍倒，然後揚言要把孔子殺了。孔子和弟子們趕緊駕著馬車逃跑，弄得非常狼狽。有人說孔子為什麼要逃跑？大聖人應該臨危不懼。但是聖人也有無奈的時候。不過孔子在離開的時候說了句話：天生德於予，桓魋其如予何！天把人類的道德都集中在我身上，我有這麼大的道德使命，一個小小的桓魋能把我怎樣！依然從容、鎮靜。
在周遊列國的過程中，孔子還飽嚐了人格上的侮辱。據《史記·孔子世家》記載，孔子離開魯國是因魯定公和權臣三桓拋棄他了。他在魯國從政，從51歲到55歲這幾年，成就斐然，連齊國這樣的大國，都認為孔子在魯國，政績太好了，如果他再做下去，魯國就會強大起來。但就在這個時候，魯定公和三桓決定拋棄孔子。按照禮節規定，郊祭完後，祭肉要分送給大夫們。可是這一次，祭祀完後，魯定公沒有分祭肉給孔子。這就是一種侮辱。他當時是做魯國的大司寇，而且代理丞相職務，可以說是上大夫。現在國君祭祀完後，沒有按照禮節給他送祭肉，這不就是在告訴孔子：我們不要你這個大司寇和代理丞相了？孔子在外遊蕩14年，魯國國君不請他回去，他為什麼不主動回去？就是因為他是在這樣的情況下離開魯國的。
這是一種人格上的侮辱，是他的祖國給他的。他到了別的國家情況又怎樣呢？衛靈公有個夫人叫南子，長得很妖豔，言行很浪漫，有點不太正派。還沒有嫁給衛靈公之前，在娘家就有點不好的名聲。嫁到衛國後，很受衛靈公的寵愛。有一天衛靈公帶孔子一起出行。兩輛馬車，第一輛是衛靈公的，和衛靈公同坐一車的是南子，他們旁邊是個叫雍渠的太監。孔子隻能坐在第二輛車上，在他們後麵跟著。國君命令他這樣做，他無法拒絕。但是這個命令是違背禮的，這讓孔子很丟人。讓大街上的人一看，這個孔子在我們國君心目中的地位，不僅比不上他那個妖豔的夫人，還比不上一個太監。
孔子講到了君臣關係時說：“君使臣以禮，臣事君以忠”。（《論語·八佾》）國君支使臣子的時候一定要符合禮，臣子侍奉國君的時候一定要忠誠。兩者都要講規矩。現在衛靈公身為國君不按照禮去對待臣子，讓他受到侮辱。如果那臣子是個正派人，他就會離開。如果他不是個正派人，長此以往，就會越來越沒人格，就會幹出沒人格的事來。所以君使臣以禮，這是孔子在有了切膚之痛後的肺腑之言。孔子滿腹痛苦地跟著他們在街上走了一圈。回來後，不等弟子們發牢騷，他自己先就發起了牢騷，說道：“吾未見好德如好色者也。”（《論語·子罕》）孔子是德，而南子是色。衛靈公把色放在第一位，卻把德放在後麵，這不就是好德不如好色？在一個好色勝過好德的諸侯手下，孔子還怎麼能奢望實現自己的理想？
司馬遷的記載是孔子“於是醜之”，孔子感到很羞恥，覺得受到了莫大的侮辱。最後他離開了衛國。其實，在周遊過程中，他在衛國呆得最長。從某種意義上講，衛靈公對孔子也算不錯，解決了孔子的生活問題。孔子在衛國沒做什麼官，也沒做什麼事，衛靈公也照樣給他俸祿。但衛靈公就是不知道孔子這樣的人，最需要的不是錢財，而是尊重。
居衛月餘，靈公與夫人同車，宦者雍渠參乘，出，使孔子為次乘，招搖巿過之。孔子曰：“吾未見好德如好色者也。”於是醜之，去衛，過曹。（《史記·孔子世家》）孔子在奔波途中可謂風餐露宿，冒死犯險。用他自己引用《詩經》裏麵的話說：“匪犀匪虎，率彼曠野”（《詩經·小雅·何草不黃》），不是野牛，不是老虎，卻要在曠野中亂奔亂跑。他就是這樣顛顛簸簸於列國之間，吃盡了苦頭，碰盡了壁。
不光是一個魯定公，不光是一個衛靈公，據司馬遷記載，就連楚昭王那麼一個有雄心大略的諸侯，也不用孔子。
楚昭王聽說孔子在陳國，離楚國很近。他早就想重用孔子，希望他能幫楚國強大起來，便想派人把孔子接到楚國，而且準備把方圓700裏的土地分封給他。可是令尹（楚國丞相叫令尹）子西問楚昭王：您手下的外交人才，有沒有一個像子貢那樣傑出的？楚昭王想了半天，說：沒有。子西接著問：您手下做政府首腦的，包括我子西這樣的人，才能有沒有比得上顏回的？楚昭王把幾個大臣掂來掂去想了又想，還真沒有一個能比得上顏回的。他隻能說：沒有。子西又問：您手下，帶軍打仗，攻無不克，戰無不勝的軍事人才裏，有沒有一個能和子路相比的？楚昭王又把他的將軍們排了排，說：沒有。子西接著問：領導政府，協調各個部門，管理幹部，管理人事的，能否找到一個才能比宰予還要厲害的？楚昭王想了又想，還是沒有。其實，子西是在警告楚昭王：堂堂一個楚國，那麼多的王公貴族，那麼多的文武官員，比孔子的手下差遠了。一旦把700裏土地封給孔子，在楚國就有了一個國中之國，而且您楚王還不是他的對手，最後孔子就可以小吃大，滅掉楚國。於是楚昭王就打消了重用孔子的念頭。
孔子手下有這麼個一流的人才庫，按說是他的優勢。但這優勢一旦被小人據為口實，就成了反對他、拒絕他的理由，而且講得還真有一定道理。小人有小人的算盤，小人的算盤往往打得比君子精。
孔子一生，遭遇了太多的苦難和侮辱，他的內心也就有了許多傷感。他曾和子路說：“道不行，乘桴浮於海。”（《論語·公冶長》）大道行不通啊！我就坐一隻小木筏到大海上去漂遊吧！很傷感。有一次，他和弟子們講：中原地區這些諸侯們，我已經對他們很失望了。他們看不上我，我也看不上他們。算了吧！我在中原不呆了，我到周邊找一個少數民族的地方去呆吧！弟子們就說：老師啊，少數民族的地方，人民沒有文化，很粗野啊。孔子說：君子居之，何陋之有？（《論語·子罕》）粗野怕什麼？沒有文化怕什麼？我們去了，推廣教化，他們不就變文明了嗎？孔子有時確實很消極，但當弟子說少數民族落後時，他又馬上變得很積極。可見，即使在他消極的時候，即使在他失意的時候，他仍然是倔強的，並且充滿了道德自信。
難道孔子在政治上真的就一無所成嗎？不是這樣。他在魯國就曾取得過成功，但這成功是有限的。而他在政治思想、政治理想上取得的成功卻是無限的。從這個意義上講，恰恰是現實政治生活的失敗，才使他取得了如此巨大的成功。如果他真的如願以償，被某一國君重用，他就可能變成子產這樣的人，可能變成晏嬰這樣的人，可能變成管仲這樣的人，成為一代大政治家，取得現實上的很大成功。但是這種成功是有限的，而孔子現在取得的成功是無限的。他雖然在現實的政治上失敗了，但他給我們確立了一種政治理想，他告訴我們什麼才是政治，什麼才是正當的政治，什麼才是好的政治。
孔子68歲回到魯國，當時魯國實際執政者是季康子，有一天季康子來問孔子：孔先生，政治是怎麼樣的？孔子的回答就四個字：政者，正也。（《論語·顏淵》）政治的政就是正當的正，就是正確的正，就是校正的正。
這裏的正，可以作名詞用，意思是正義。也就是說政治就是正義，政治不是邪惡。這是孔子這句話裏包含的第一層意思。
這裏的正可以是形容詞，意思是正義的。就是說政治應當是正義的，不正義的就不是政治。一切不正義的東西都不叫政治。孔子對政治的這一定義，可以把很多東西排除在政治之外。在我們的文化裏，在我們中國人的潛意識裏，政治，就是策略、就是權術、就是權變、就是翻手為雲，覆手為雨的手腕，就是在政治鬥爭的勾心鬥角中擊敗對手而保全自己的謀略，甚至陰謀成了政治最常見的運作形式。而在孔子看來，這些恰恰都不是政治。雖然直到今天，媒體、影視節目和學者的講座裏還在把這些作為政治：漢武帝多有手腕，朱元璋多有手腕，康熙多有手腕，乾隆多有手腕……實質上，這些都不是政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