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共產黨的領導地位：中國發展模式的政治前提。
同西方模式相比，中國發展模式的最大特征就是中國共產黨領導下的威權政治。這是中國發展模式產生與存在的政治前提。改革開放以來30多年的經濟快速發展，實際上就是中國共產黨成功地貫徹自己的路線和綱領的結果。可以說，沒有中國共產黨的領導，就不會有30多年的快速發展，也就不會有中國發展模式。而中國共產黨的領導地位是曆史形成的。
自1840年鴉片戰爭後，中國就一步步地走入殖民地、半殖民地的深淵，亡國滅種的危機一步步逼近中國。從那時起，無數誌士仁人開始尋找救國圖存之路並開始向西方學習。西方所用過的辦法，無論是改良的還是革命的，都用過了，但是都失敗了。洋務運動、戊戌變法、清末憲政改革、辛亥革命……都是想學習西方，然而，西方這個老師不僅不幫助學生，反而總是欺負學生，就像毛澤東所說的那樣，“先生老是侵略學生”。嚴酷的現實迫使中國的有識之士將目光轉向剛剛取得了革命勝利的俄國。領導了辛亥革命並建立西方式民主共和國的孫中山先生到了晚年提出了“聯俄、聯共、扶助農工”三大政策。中國共產黨也應運而生。值得深思的是，在20世紀初葉，中國一度出現過政黨林立、諸子百家相互爭雄的局麵，西方各種思潮都湧入中國，僅社會主義流派就有諸如無政府主義、新村主義、合作主義、泛勞動主義、基爾特社會主義、社會民主主義等，但是最終共產主義占了上風，共產黨在中國政壇崛起。
中國共產黨從誕生起就以中華民族的救亡圖存為己任。1922年第二次全國代表大會提出了黨的最低綱領，其目標是“消除內亂，打倒軍閥，建設國內和平；推翻國際帝國主義的壓迫，達到中華民族完全獨立；統一中國為真正的民主共和國”。中國共產黨雖然奉行無產階級國際主義，而且在組織性質上還是共產國際的一個支部，但是中國共產黨人也是愛國主義者，要維護民族的利益，為爭取民族獨立而奮鬥。中國共產黨高舉反帝的大旗，英勇奮鬥，贏得了廣大中國人民的擁護。在抗日戰爭中，也正是中華民族處於最危急的時刻，中國共產黨同國民黨合作，浴血奮戰，最終打敗了日本帝國主義。抗戰勝利使中華民族亡國滅種的威脅得以消除，中國共產黨在這場關係民族存亡的大搏鬥中表現非凡，深受歡迎。
在抗日戰爭結束之前，中國共產黨曾經設想同國民黨及其他政黨一道建立聯合政府。在中國共產黨第七次全國代表大會上，毛澤東作了以《論聯合政府》為題的政治報告，係統闡述了中國各種政黨進行合作，建立民主聯合政府的建國思路。然而，中共的建議並未得到國民黨的響應。隨後進行的國共內戰，實際上是以冷戰為國際背景、代表中國兩種發展道路的國共兩黨爭奪統治權的鬥爭。在這場戰爭中，在硬實力上完全處於劣勢的共產黨在短短的三年多時間內就打敗了在世界頭號強國美國支持下的，硬實力占絕對優勢的國民黨。其根本原因就在於，中國共產黨得到了廣大中國人民和各種進步力量的支持，中國人民選擇了共產黨和她所要走的道路。這個時候的共產黨，已經有充分的力量主導中國的政治發展。在《論人民民主專政》一文中，毛澤東明確提出要建立共產黨領導的人民民主專政的國家。
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成立，標誌著中華民族徹底擺脫了殖民主義和帝國主義的壓迫，取得了民族獨立地位。此後，中國共產黨一方麵努力鞏固民族獨立，維護國家主權、領土完整和民族尊嚴，促進國家統一，另一方麵致力於經濟社會發展。從1949年到1978年，中國共產黨在領導國家經濟發展上進行了積極的探索，雖然遭受過嚴重挫折，走過彎路，但是也有一定的成績。改革開放就是在經過十年“文革”大動亂、中國的國民經濟到了崩潰的邊緣後，中國共產黨所實施的重大戰略轉折。如果沒有此前的探索和經驗教訓，改革開放政策很難順利實施。
改革開放，無論是對內改革，還是對外開放，都是在中國共產黨的領導下，自上而下，有計劃、有步驟地推進的。從沿海戰略，到西部大開發；從允許一部人先富起來，到建設和諧社會；從“三步走”戰略到全麵建成小康社會；都是中國共產黨所製定的發展戰略的組成部分。從某種意義上說，中國能夠實現30多年的經濟快速增長，是與中國共產黨領導下的高度中央集權的體製分不開的。在這種體製下，有許多行之有效的做法在西方的體製下是不可能做到的。比如對口援藏，中國內地各省市與西藏各地區結成固定的援助與受援關係單位，效果良好。“中國發展模式”、“北京共識”這樣詞語的出現，表明了國際社會對中國共產黨領導經濟發展所取得成就的認可。而此前，國際社會普遍對共產黨領導經濟發展的能力持懷疑態度。比如，日本前首相中曾根康弘在20世紀末還認為：“在共產黨體製下經濟是否能夠取得發展，是否能夠適應21世紀的世界，在這些方麵依然留有很大的疑問和不確定性。”
中國共產黨在中國的領導地位有其合理性。在可預見的未來，還沒有哪一個政治力量能夠取代中國共產黨。共產黨的領導是中國發展模式形成的政治前提和這個模式的最重要特征，沒有這個前提，所謂中國發展模式無從談起。這是中國發展模式的一個重要邏輯。在共產黨領導地位這一點上，中國模式與蘇聯模式沒有本質的區別。
第二，社會主義道路：中國發展模式的方向限定。
中國共產黨是以社會主義、共產主義為奮鬥目標的，所以中國共產黨奪取政權之後就按照既定的綱領進行了社會主義革命。這是必然要發生的。早在抗日戰爭初期，毛澤東就明確將中國革命分成兩個階段，即新民主主義革命和社會主義革命，並且闡明了二者之間的關係。“民主主義革命是社會主義革命的必要準備，社會主義革命是民主主義革命的必然趨勢。而一切共產主義者的最後目的，則是在於力爭社會主義社會和共產主義社會的最後的完成。”這個目標，從未動搖過。
當然，中國共產黨對什麼是社會主義以及如何建設社會主義的認識經曆了一個曲折的過程。起初是向蘇聯學習，學習蘇聯模式。那時，中國共產黨人認為，蘇聯的製度是最先進的，蘇聯是社會主義的樣板，而且“已經到了由社會主義到共產主義的過渡期”。中國共產黨的領袖們相信，有了這個最先進的製度，就可以創造出比發達資本主義國家快得多的經濟發展速度。於是就有了“大躍進”、“超英趕美”等現在看來是完全不切實際的想法和做法。甚至到了1975年，四屆人大還提出在20世紀末實現農業、工業、國防和科學技術現代化的目標。
然而，曆史證明，蘇聯模式是有很大弊端的，特別是在適應經濟全球化上，蘇聯模式是失敗的。所以，改革開放後，中國開始向西方學習。這時講對外開放，主要是對西方的開放，因為並不存在對社會主義國家和發展中國家的開放問題。鄧小平多次強調，要向西方學習，西方在現代化上是先進的。他坦言，“過去，我們很多方麵學蘇聯，是吃了虧的”。
向西方學習，擯棄蘇聯模式，隻是要擯棄蘇聯模式中不合理、不利於經濟發展的因素，並不是要擯棄整個社會主義製度。從改革一開始，中國共產黨就非常明確地規定了改革的內涵：“改革是社會主義生產關係和上層建築的自我完善。”也就是說，改革隻是要改掉現存體製中不合理的成分，而不是拋棄現有體製，重新建立一個新的體製。正因為這樣，在改革初期，與學習西方相比，中國更注重向社會主義兄弟國家學習改革的經驗，比如南斯拉夫和匈牙利，重視從列寧的“新經濟政策”中尋找理論依據和實踐經驗。隻是到了蘇聯東歐劇變之後，隨著中國將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確立為經濟體製改革的目標模式，中國才更加重視向西方學習，因為西方是搞市場經濟的樣板。
社會主義製度是中國共產黨為之進行了長期奮鬥的成果，這是一個重要的現實國情，也是改革的一個重要前提條件。中共十三大政治報告在分析中國國情時，將社會主義製度作為最重要的一個方麵。社會主義製度與中國共產黨的領導地位是相輔相成的，中國共產黨不可能拋棄社會主義製度另搞一套，如果那樣，中國共產黨就等於否定了自己的地位。
從一定意義上說，所謂中國發展模式就是中國共產黨所探索出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
中國共產黨在探索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上，最重要的一個理論成果就是1987年中共十三大提出的“社會主義初級階段論”。這個理論一方麵承認中國已經確立社會主義製度這個現實，另一方麵又承認中國“人口多，底子薄”，是一個“落後的東方大國”，主要矛盾是“人民日益增長的物質文化需要同落後的社會生產之間的矛盾”。根據“社會主義初級階段論”，在中國這樣的國度建設社會主義，首要的任務是快速發展生產力；而發展生產力的最有效途徑是實行市場經濟；要搞市場經濟，中國就必須對外開放，同時對舊的體製進行改革。但是，中國要搞的是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因此必須堅持社會主義方向和中國共產黨的領導。先有社會主義製度，後有市場經濟；市場經濟服務於社會主義製度；而在社會主義初級階段，必須搞市場經濟，否則社會主義就難以立足。這就是中國發展模式的最重要內在邏輯之一。所以，中國共產黨在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基本路線是“一個中心，兩個基本點”。“一個中心”即“以經濟建設為中心”；“兩個基本點”，一個是“改革開放”，一個是“堅持四項基本原則”。早在啟動改革開放不久，1979年3月，鄧小平就提出“實現四個現代化必須堅持四項基本原則”。這四項基本原則是：社會主義道路；無產階級專政；共產黨的領導；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即使到了蘇聯東歐劇變後，在西方歡慶“不戰而勝”、社會主義已經“大失敗”和“曆史的終結”之時，中國仍然堅定不移地走社會主義道路。
由此可見，中國共產黨在改革開放一開始，就已經明確，中國的現代化是社會主義的現代化。也就是說，中國發展模式從它發端時起，就已經限定了其方向——社會主義。這一點對改革開放的進程帶來了深遠的影響。出於堅持社會主義道路的考慮，中國共產黨在向西方學習時，始終抱著極其謹慎的態度，對“西化”、“自由化”、“和平演變”保持高度的警惕。與此同時，在擯棄蘇聯模式時則顯得很不情願。就以對經濟體製的定位為例，由“計劃經濟”到“計劃經濟為主，市場調節為輔”，到“計劃經濟與商品經濟相結合”，再到“有計劃的商品經濟”，最後到“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這個過程體現出了對“計劃”的特殊情結。
第三，維護政治穩定：中國發展模式的重要動力。
中國的發展是以現代化為導向的。而中國的國情決定，中國在現代化進程中對政治穩定有特別的需求。
對所有國家來說，政治穩定都是非常重要的，而政治穩定則需要有效的政府。亨廷頓認為：“各國之間最重要的政治分野，不在於它們政府的形式，而在於它們政府的有效程度。”他把國家分成兩類，即政治穩定的國家和政治動蕩的國家。他進而認為，“這兩類國家之間的差異比民主國家和獨裁國家之間的差異更大。”
現代化必然導致社會的劇烈變動，所以處在現代化進程中的國家尤其需要政治穩定。而對中國來說，對政治穩定的需求遠遠超出一般的國家。這種需求是由中國的特殊國情決定的。
中國的最大國情是人口眾多。這個人口規模是已經實現了工業化、現代化的歐美國家無法比擬的。10多億人口要走向工業化、現代化，這是史無前例的事情。這不僅決定，任何歐美國家的發展經驗，包括蘇聯的經驗，都不可能完全適用於中國，中國必須摸索自己的發展道路；而且還決定，中國特別需要社會政治穩定，需要秩序和有效治理，需要強有力的政府和執政黨。有些小國，當國內出現動亂時，可以尋求國際社會或大國的幫助，國際社會也有可能提供有效的幫助。而像中國這樣的大國，國際社會恐怕無能為力。更何況中國是社會主義國家，西方大國也很難提供真心的幫助。
中國人口多，又貧窮，用十三大報告中的說法就是“底子薄，人均國民生產總值居於世界後列”，“十億多人口，八億在農村，基本上還是用手工工具搞飯吃”。這種國情決定，在現代化過程中極易出現政治動蕩。中國曆史上經常出現農民起義，重要原因就是貧窮。“窮則思變”，就要革命。貧窮是革命的土壤，也是政治動亂的溫床。中國共產黨就是靠領導工人、農民革命而崛起的，所以深知貧窮對政治穩定的危害。如果貧窮有“不均”做催化劑，就更加危險。中國曆史上許多農民起義就是以“均貧富”為旗號。現代化往往伴隨著利益的重新分配，很容易造成“不均”。所以，要想避免改革開放和現代化進程被政治動亂阻斷，就需要維護政治穩定，需要有效的政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