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的另一個重要國情是，封建社會的曆史特別長，封建製度和思想的影響根深蒂固。在中國曆史上，經常出現的一個現象是封建割據以及由此引起的內戰和內亂。到了近現代，特別是辛亥革命後，中國一度陷入軍閥混戰，不僅導致民不聊生，而且還破壞了國家發展經濟的社會政治環境，甚至還會給外敵入侵造成可乘之機。所以，在中國這樣的國度，防止封建割據，維護政治穩定尤為重要。
費正清在考察了中國近現代曆史後得出結論：中國遭受內戰和內亂之苦遠勝於外敵入侵。這些內戰和內亂的起因，或農民起義，或革命運動，或軍閥割據，或統治者內部政治鬥爭，但最終都可以歸結為缺乏有效的政府。而中國共產黨則提供了有效政府。正如亨廷頓所說：“20世紀中期最突出的政治成就之一，就是1949年中國在經過百年的動亂後首次建立了一個真正能治理中國的政府。”
當然，中國共產黨在維護政治穩定上也出現過失誤，那就是“文革”十年動亂。也正因為這樣，中國共產黨從改革開放一開始就十分重視政治穩定和安定團結。鄧小平強調：“中國不能亂哄哄的，隻有在安定團結的局麵下搞建設才有出路”，“一切導致中國混亂甚至動亂的因素都要排除”。1989年政治風波之後，鄧小平更是強調：“中國最關鍵的問題是穩定，中國亂不得。中國亂起來，不僅是中國的問題，也不僅是亞洲、太平洋地區的問題，會影響整個世界。中國一亂，將出現內戰局麵，難民往外跑，周圍國家都要受影響。”
中國的現代化和改革開放需要政治穩定，而政治穩定需要有效的政府。就現實來看，隻有中國共產黨有能力提供有效的政府。這也是中國發展模式的一個邏輯。
第四，中國的民族特性：中國發展模式的文化基礎。
中華民族是一個擁有五千年文明曆史的民族，自強自立自信，是中華民族的最重要特性。“天行健，君子以自強不息”，自古就是中國人的座右銘。要自強，就需要自立。做某一強者的附庸，肯定不會自強。要自強、自立，就需要自信。可以想象，一個民族如果不自信，是不可能創造出博大精深並傳承數千年的文明的。毛澤東的話比較生動地表達了中華民族自強自立自信的品格：“我們中華民族有同自己的敵人血戰到底的氣概，有在自力更生的基礎上光複舊物的決心，有自立於世界民族之林的能力。”鄧小平麵對1989年政治風波後西方施加的巨大政治壓力，強調要有“國格”，他對美國前總統尼克鬆說：“不要忘記還有一個國格。特別是像我們這樣第三世界的發展中國家，沒有民族自尊心，不珍惜自己民族的獨立，國家是立不起來的。”
當然，有些時候，中國自信過了頭就變成了“自大自負”。典型的事例就是1793年乾隆皇帝趕走來覲見的英國特使馬戛爾尼（George Macartney）。甚至到了鴉片戰爭後，麵對歐美列強的堅船利炮，中國人還表現出對這些西洋文明的輕視，稱之為“淫技”。
自鴉片戰爭開始的一次次列強入侵，重挫了中國人的民族自信，以至於仁人誌士們提出中國要放下“中央帝國”的架子向西方學習。曆史上，中國雖然經常遭到周邊民族的入侵和征服，但最終結果都是，中國用她那博大精深的文化將征服者同化。正如費正清所說：“不管是文明的什麼組成部分——民族或文化特征——隻要一進入中國，它們就都並入具有中國特色的生活方式，受其大地和大地利用方式的哺育、製約與限製。”甚至如羅素所說，在被征服之後，“中國文明未經變化地保存了下來；幾代人之後，征服者比中國人還中國人”。然而，麵對西方列強的入侵，以往征服與同化的曆史再也不能重演了。中國人認識到，西方文明完全不同於過去中國周邊民族的農牧文明，而是一種更高層次的工業文明。這種工業文明正在以不可抗拒之勢征服整個世界。正如清朝北洋大臣李鴻章在給同治皇帝的奏折中所說：“歐洲諸國，百十年來，由印度而南洋，由南洋而中國，闖入邊界腹地，凡前史所未載，亙古未通，無不款關而求互市……合地球東西南朔九萬裏之遙，胥聚於中國，此三千餘年之一大變局也。”要想免遭被西方列強征服的命運，惟一的辦法是學習西方，通過學習西方來實現自強，維護自立，進而恢複自信。
然而，即使到了這時，中國人仍然未擯棄自強自立自信的品格。那些主張學習西方的精英們仍然強調“中學為體，西學為用”，而不是全盤西化。學習西方是要“師夷之長技而製夷”，而不是就變成“夷”。這一點與日本形成了鮮明對照。日本明治維新後，很快就走向“脫亞入歐”，向西方學習的態度比中國要徹底得多，速度也快得多。從這個角度看，中國的民族特性成了中國走向現代化的沉重包袱，最終在現代化之路上被一度是自己學生的日本所超越，而且由於這種被超越險些亡國滅種。
中國共產黨人完全繼承了中華民族自強自立自信的品格。在探索中國革命和建設的道路時，中國共產黨並不是簡單照搬外國的經驗和模式。毛澤東在探索中國革命道路時，根據中國國情，創造性地運用蘇聯的經驗，雖然也是走暴力革命的道路，但卻是農村包圍城市，而不是像俄國十月革命那樣搞中心城市暴動。當然，他也是吸取了其他中共最高領導人簡單照搬蘇聯經驗的教訓。毛澤東堅持的一個理念就是“洋為中用”。外國的經驗要與中國的實際情況相結合。在探索中國發展道路時，毛澤東雖然學習了蘇聯的模式，但也不是簡單照搬，在很多方麵都考慮了中國的國情。
鄧小平在探索中國發展道路時，也是強調中國特色。在啟動改革開放不久，他就提出：“過去搞民主革命，要適合中國情況，走毛澤東同誌開辟的農村包圍城市的道路。現在搞建設，也要適合中國情況，走出一條中國式的現代化道路。”
中國共產黨在領導中國革命和建設過程中，一直強調獨立自主。這也與中國的民族特性相關。中國革命的曆史表明，每當中國共產黨失去獨立自主性時，就遭受挫折和失敗。陳獨秀、王明時期就是這樣。毛澤東能夠成功的重要原因之一，就是他不聽命於共產國際的指揮，而是依據中國國情獨立自主地做出決策。新中國成立後，毛澤東不僅在外交上強調獨立自主，而且在經濟建設上也尋求獨立自主。這也是後來中蘇兩黨兩國關係惡化的重要原因。中國實行改革開放後，鄧小平在強調學習和借鑒外國經驗的同時，又特別強調獨立自主。“中國的事情要按照中國的情況來辦，要依靠中國人自己的力量來辦。獨立自主，自力更生，無論過去、現在和將來，都是我們的立足點。”正是在獨立自主原則的指導下，中國抵製住了國際上的各種壓力和誘惑，始終走自己的路，從自己的國情出發，探索自己的發展模式。中國沒有像蘇聯、俄羅斯那樣盲目地引進“休克療法”，沒有按西方所希望的那樣搞急劇的私有化改革和憲政民主改革，也沒有像日本那樣接受美歐施加的金融改革壓力，而是堅持自己既定的路線和發展戰略。
總之，中國的民族特性雖然曾經導致中國在現代化進程中行動遲緩，但是卻成為中國發展模式形成的重要根源。如果沒有這種民族特征，中國也許早就會像日本那樣走上了“脫亞入歐”之路，甚至被“西化”大潮淹沒。如此，也就不會有什麼中國模式了。中國的民族特性也是中國共產黨始終對自己所走的道路和采取的發展模式高度自信的文化基礎。
中國的現代化進程對國際關係產生了深刻影響。首先，中國現代化的成功極大地增強了中國的實力，從而改變了世界格局和國際關係諸多方麵。作為一個擁有世界1\/6人口的國家，其現代化的意義遠非那些中小國家所能比擬。伴隨著中國的現代化，中國崛起已經成為舉世關注的重大課題。中國崛起正重塑世界格局並改變著國際關係的諸多方麵，如社會主義國家與資本主義國家之間的關係、發展中國家與發達國家之間的關係、大國之間的關係、大國與中小國家的關係。
其次，中國現代化的成功為世界提供了一種新的現代化模式。中國模式的影響力隨著中國現代化進程的推進而不斷增強，已經成為越來越多的發展中國家的借鑒對象。更多的發展中國家走進現代化國家的行列，必定給世界格局和國際關係帶來深遠影響。
最後，中國獨特的現代化進程和模式決定了中國的國際關係現代化觀念不同於西方國家以及其他新興國家。西方國家在國際關係現代化進程中雖然發揮了值得肯定的作用，但是也存在著明顯的局限。受執政者階級屬性的局限以及西方思維方式和國際關係理論製約，西方國家在處理國際關係時很難擺脫西方中心論、強權政治、霸權主義、冷戰思維等負麵因素的影響。中國作為社會主義國家和擁有5000年文明史的國家，特別是經曆了西方所強加的殖民地半殖民地苦難曆程，不僅有濃烈的世界情懷，而且在處理對外關係上有許多超越了西方的先進理念和理論。從和平共處五項原則到國際關係民主化，從走和平發展道路、實現和平崛起到構建和諧世界和人類命運共同體，都蘊含著先進理念和理論。這種先進理念和理論將指導中國去推動國際關係進一步現代化，同時也將影響世界各國，促使它們朝著這個方向努力。
中國現代化的成功得益於適合國情的現代化道路和模式的選擇。麵對已經取得的現代化成就，中國的執政黨——中國共產黨有著非常清醒的認識。中國目前仍然處在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現代化進程隻是取得了階段性成果。按照既定的發展戰略目標，到2050年時基本實現現代化，人均國內生產總值達到中等發達國家水平。與人均國內生產總值大幅度提升相伴隨的，是生產力水平的全麵提升，是工業、農業、科技、國防現代化的全麵推進，是與“四化”密切相關的各行業、各領域現代化的全麵推進，特別是教育、人口素質。但這些還不夠，整個國家治理都需要實現現代化。如果隻有了物質層麵的現代化，而沒有國家治理的現代化，那還隻是潛層次、低水平的現代化，是很難持續下去的。當年蘇聯在“四化”上的成就也引人矚目，但是沒有國家治理體係和治理能力現代化相伴隨，最後結果是現代化進程遭遇重大挫折。
2013年中共十八屆三中全會通過的《中共中央關於全麵深化改革若幹重大問題的決定》提出：“全麵深化改革的總目標是完善和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製度，推進國家治理體係和治理能力現代化。”這表明中國共產黨對現代化的內涵和規律有了新的認識。國家治理體係和治理能力是國家治理的兩項核心內容，這兩個問題解決了，國家治理也就現代化了。國家治理現代化是繼工業、農業、科技和國防之後的第五個現代化。如果說前四個現代化都是物質層麵的，都是國家實力的硬件，那麼國家治理現代化則是製度和精神層麵的，是國家實力的軟件。跟計算機一樣，沒有相匹配的軟件，再好的硬件也很難充分發揮其作用；沒有先進的軟件，硬件配置再高，也不會好用。
“國家治理體係作為一個製度係統，包括了經濟治理、政治治理、社會治理、文化治理、生態治理、政黨治理等多個領域以及基層、地方、全國乃至區域與全球治理中的國家參與等多個層次的製度體係。”這裏麵包括了“區域與全球治理中的國家參與”，也就是對外關係或國際關係。如果說，在以“四化”為主要內容的現代化階段，處理對外關係還隻是涉及國家推進現代化的外部條件和環境，那麼到了推進國家治理現代化階段，對外關係則成了國家治理現代化不可缺少的組成部分。伴隨著國家治理現代化，國家對外關係也必須現代化。換句話說，推進國際關係現代化是推進國家治理現代化題中應有之義。一個走在現代化道路上的國家，如果對外關係沒有實現現代化，就算不上實現了國家治理現代化，也就談不上真正實現了現代化。或者說，一個沒有實現對外關係現代化的國家，在當今時代很難實現高水平的現代化。
中國在以往的推進現代化進程中，為國際關係現代化作出了一定的貢獻。但是，那時的中國，還隻是國際體係的參與者、融入者、受益者，作為建設者的身份不是主要的，因此在推進國際關係現代化上所發揮的作用還比較有限。而處在推進國家治理現代化階段的中國則大不相同。當今的中國已經走進國際大舞台的中央，成為影響國際局勢的最重要力量之一。中國作為國際體係建設者的身份更加凸顯，而且責無旁貸。如何扮演好新的角色，發揮好國際體係建設者的作用，與國際社會一道推動國際關係進一步現代化，這是中國在推進國家治理現代化進程中麵臨的一個重大課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