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共產黨宣言》reference_book_ids\":[7314185456948628542,7293395600677014578]}]},\"author_speak\":\"code\":0,\"compress_status\":1,\"content\":\" 國際關係首先是主權國家之間的事情，所以主權國家的存在及其在國際政治中作為基本行為主體的地位，既是現存國際關係的基礎，也是國際關係現代化的基礎。
然而，國際關係的進化不僅僅是國家之間的事情，它是需要環境的。就像兩個人之間的關係，如果是在一個很嚴肅、莊重的場合，即使當時兩人都很討厭對方，也很難拳腳相加；但是，如果是在野地裏，或者是周圍的人都起哄，慫恿雙方打架，就很容易發生暴力衝突。國際環境對國際關係有著巨大的塑造功能。傳統的國際關係，之所以充滿著惡性競爭和暴力衝突乃至戰爭，很重要的原因就是國際環境惡劣。在弱肉強食、爾虞我詐、唯利勢圖、勝王敗寇的國際環境中，即使有個別道德高尚的國家，也會被迫選擇權力政治思維，以適應環境，否則就難以存活。在當今時代，國際環境已經發生了很大變化，這為國際關係現代化提供了良好的環境和背景。
自從1648年《威斯特伐利亞和約》簽訂以來，主權國家就成了國際政治的基本行為主體，國家在主權上是平等的。當然，那時的主權平等原則僅適用於歐洲。在殖民主義時期，廣大的殖民地、半殖民地國家沒有主權，或者是沒有完整的主權。以後，美國、日本等國加入了主權國家行列。《聯合國憲章》將主權平等原則推廣到全球，適用於所有聯合國會員國。現在聯合國有193個成員國，無論大小、強弱、貧富，在法理上一律平等。
這種平等首先體現在聯合國大會的表決機製上。無論是擁有十多億人口的國家，還是隻有幾十萬人口的國家，都擁有平等的權利。對那些小國來說，它們的投票權就是一種政治資源。有時，大國為了爭取到小國的支持，不得不通過各種方式討好它們。
主權平等還體現在國與國的關係中。兩個國家在發展關係時，在正常情況下，都要相互尊重主權，特別是領土完整。大國、強國很難無端地占有小國、弱國的領土。領土兼並、國家被滅，已經成了當今國際政治生活中非常罕見的事情。
主權國家是當今國際政治的基本行為主體，因此，國際關係即國家間關係就成為國際政治的主要內容。在未來相當長時間內，不可能有哪一種行為體能取代主權國家在國際政治中的地位。
然而，另一個趨勢也非常明顯，即國家的主權越來越受到侵蝕，國家出於各種原因必須讓渡一部分主權。
侵蝕國家主權的主要力量就是全球化和區域一體化以及在這個過程中出現的次國家行為主體和超國家行為體。隨著全球化的發展，國家間共同利益增多，相互依賴增強。多數國家為了獲取全球化所帶來的利益，都選擇遵守共同的規則，比如世界貿易組織的規則。這在一定程度上意味著主權的弱化。與全球化相伴隨，跨國公司等超國家力量出現，並影響國際政治。與全球化密切相關的區域一體化也對國家主權造成嚴重衝擊。像歐洲聯盟這樣的國際組織中的成員國，就不得不讓渡出一些主權，如貨幣、關稅。此外，聯合國等國際組織的存在，也在一定程度上使主權國家的行為受到約束。
不過，國家主權所受到侵蝕還隻是局部的、淺層次的，並未動搖主權國家的地位。就拿歐盟來說，各成員國的大政方針，還是由本國政府製定，特別是在外交上，歐盟機構領導人的決策權以及在國際舞台上的影響力遠不如歐盟重要成員國如德國、法國領導人。
主權國家雖然依然是國際政治的基本行為主體，但是這些主權國家以及由它們構成的國際關係卻身處與以往大不相同的環境之中並且不斷被這個環境塑造著。這個環境首先是時代特征與主題。
當今時代有許多鮮明的特征，表現在經濟、社會、文化各個層麵，集中體現為經濟全球化、社會信息化、文化多樣化。
1．經濟全球化
全球化包括經濟、政治、文化、地理等多個層麵，正如德國學者烏爾裏希·貝克所說的，“伴隨全球資本主義的是一種文化與政治的全球化過程”。不過，經濟全球化是全球化的核心內容，所以全球化通常就是指經濟全球化。對經濟全球化概念，目前學術界雖有不同的理解和界定，但對其精神實質是有共識的。所謂經濟全球化，是指世界經濟發展的這樣一種趨勢，即隨著世界統一大市場的形成，科學技術的不斷進步，跨國公司的蓬勃發展，國際貿易的迅速增長和國際金融市場的急劇膨脹，整個世界正日益緊密地結合在一起，各個地區、國家和民族相互依存、不可分割，尤其是現代信息、交通技術設備，使得各國、各地區之間的距離大大相對縮小，地球正在變成一個小小的“地球村”。
全球化進程應該從1492年哥倫布發現美洲新大陸算起。地理大發現不僅證明地球是個“球體”，即它本來的樣子，而且使“世界不同地域、不同膚色的人們第一次明確無誤地認識到，自己同那些與本族不同的人群是居住在同一個圓球上。從此，人類間的交往和心態打上了全球化的烙印：異國他鄉亦是地球的一部分，此地彼地是不可割裂脫開的；凡地球人皆有理由相識溝通，人同此心、心同此理”。更為重要的是，地理大發現推動了國際貿易的發展，使得世界市場開始形成，而國際貿易又直接促進了工業革命的發生。從此，人類社會步入了馬克思恩格斯所說的“相互依存與相互作用”的時代。
此後的經濟全球化進程經曆了兩個高潮：第一個高潮從19世紀初到20世紀初，期間經曆了兩次科學技術革命和產業革命；第二個高潮始於20世紀70年代，目前仍在進行中。從第一個高潮結束到第二個高潮出現，有三個循環現象。第一個循環是在經濟層麵上，世界市場由統一到分裂又到統一（統一—分裂—統一）。到19世紀中葉，世界市場已經形成。正如馬克思恩格斯在《共產黨宣言》中所論述的：“資產階級，由於開拓了世界市場，使一切國家的生產和消費都成為世界性的了”，“資產階級挖掉了工業腳下的民族基礎。古老的民族工業被消滅了”，“過去那種地方和民族的自給自足和閉關自守狀態，被各民族的各方麵的互相往來和各方麵的互相依賴所代替了”。到19世紀末20世紀初，隨著第二次科技革命和產業革命的展開，資本主義由自由競爭階段發展到了壟斷階段，隨著殖民地被瓜分完畢，資本主義勢力滲透到了全球的每一個角落，世界市場已經包容了全世界幾乎所有的國家和地區。與世界市場形成相伴隨，“資產階級在它不到一百年的階級統治中所創造的生產力，比過去一切世代創造的全部生產力還要多，還要大。”
從第一次世界大戰到20世紀70年代末，是全球化進程的低潮，全球化進程嚴重受阻。兩次世界大戰和30年代大危機都是這種低潮的表現，特別是社會主義國家的出現使資本主義的一統天下被打破。從市場的角度看，世界被一分為二，出現了兩個平行的世界市場：一方是資本主義的自由市場經濟，另一方是蘇聯、經互會的計劃經濟，雙方基本是互相獨立的；從生產力的發展水平看，直到70年代之前，世界的科技水平與生產能力並不比20世紀初高出多少。
始於20世紀70年代的第三次科技革命和產業革命極大地推動了全球化的進程，使全球化進入一個新的高潮。這次經濟全球化高潮主要有如下幾方麵表現，並且各個方麵互相促進、影響。第一，世界貿易迅速增長，在世界經濟中的地位越來越重要。自80年代以來，跨越國界的國際貿易幾乎成倍增長，在世界生產總額中所占的比例在1993年為17%，而1950年隻占7%, 1973年占12%。前世界貿易組織總幹事長魯傑羅說過：“在過去6年裏，世界貿易增長率是世界經濟增長率的3倍，經濟全球化是被貿易發展推著走的一列高速火車。”第二，跨國公司迅猛發展，實力越來越大，並成為推動經濟全球化的重要因素。據統計，到1994年，世界已有4萬家跨國公司，其中25萬家子公司滲透到世界各個國家和地區的幾乎所有的經濟領域和部門。它們控製著40%的世界生產和60%的世界貿易。這些跨國公司進行跨越國界和地區界限的生產和經營，實施全球範圍內最佳資源配置和生產要素組合，極大地促進了經濟全球化。越來越多的產品很難說是哪一個國家生產的，而隻能說是“某某公司生產”。“國際性產品”日益增多。第三，資本金融市場急劇膨脹，成為經濟全球化的核心內容。據統計，1993年全球流動的私人資本達3萬億美元，是1990年的3倍。全球外彙市場平均日交易額從1989年的6200億美元擴大到1997年的1.5萬億美元。全球外彙市場的資金以極快的速度運動著，這一方麵有助於世界範圍內優化資本配置，促進世界經濟和貿易的發展，另一方麵也使國際金融風險增大。
在這次全球化大潮中，適者生存。以蘇聯為代表的計劃經濟體係由於不能適應全球化浪潮以及與之相伴隨的新科技革命浪潮的需要，結果在同以美國為代表的西方國家的競爭中敗下陣來。從某種意義上說，蘇聯失敗的真正罪魁禍首是全球化。以蘇聯東歐劇變為標誌，冷戰結束，世界市場又歸統一，雖然中國等國家仍然在堅持社會主義製度，但也都在融入統一的世界市場，而不是遊離於其外，更不是自成一體。從生產力的發展水平看，在第二次全球化高潮中，世界的科技水平和生產能力有了質的飛躍。
第二個循環是在意識形態層麵上，由自由主義占主導地位到多種意識形態並立，又到自由主義占主導（自由主義—多種意識形態—自由主義）。1848年革命後，資本主義在歐洲和北美完全占據統治地位，與之相應，資本主義的主流意識形態—自由主義—也在歐美占據統治地位，以後隨著資本主義的擴張，自由主義意識形態又傳播到其他地區。原來代表封建主義殘餘的意識形態如英國的保守主義逐漸革身換麵，吸納了自由主義的要素，向自由主義靠攏。雖然社會主義思潮已經在歐洲興起，但還不足以挑戰自由主義的地位。到了20世紀，自由主義受到了嚴峻的挑戰，主要來自於科學社會主義、法西斯主義和民主社會主義。科學社會主義由理論到實踐，曾一度成為十幾個國家的官方意識形態；法西斯主義曾猖獗一時，掃蕩了大半個歐洲；民主社會主義在二戰後曾一度相當發達，成為西歐國家的主流意識形態之一。然而經過近百年的較量，還是自由主義獨領風騷。法西斯主義隨著反法西斯戰爭的結束而衰亡，現在仍處在如過街老鼠的境地；民主社會主義已經革身換麵，不僅實現了向社會民主主義的轉變，而且還舉起了“第三條道路”的大旗，向自由主義靠攏；科學社會主義處於明顯的低潮。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雖然在中國大地上取得了巨大成功，使科學社會主義獲得新的生機，但是在世界範圍內尚未形成從根本上挑戰自由主義的態勢。難怪弗朗西斯·福山放言“曆史的終結”。在福山看來，蘇聯東歐的劇變不隻是冷戰的結束，也是意識形態進化的終點；西方的自由民主已經戰勝包括共產主義和法西斯主義在內的各種極權主義，成為人類政治的最佳選擇，也是最後的形式；自由民主是人類進步的大方向，“自由民主的‘理念’已不能再改良了”。雖然在看到中國模式的成功後，福山修正了他的思想，認為人類政治文明應當給中國一席之地，但是他仍然堅持自由主義是當今世界占主導地位意識形態的觀點。
第三個循環是政治格局層麵上，由英國霸權到多強並立到兩極爭霸再到美國霸權（霸權—多強和兩極—霸權）。直到20世紀初，英國的霸權地位還是非常穩固的。然而，第一次世界大戰改變了這種局麵，英、德、美、蘇、日幾強並立，英國霸權實際上已經不複存在；第二次世界大戰後出現了美蘇爭霸的局麵，美國霸權隻是在西方世界能夠成立。冷戰結束後，美國獨霸世界的局麵才真正出現，雖然存在著多強製衡，但多強中的任何一強都無力也不願挑戰美國的霸權，這與20世紀前的情形非常相似，雖然有德、法、俄、美等強國，但都構不成對英國霸權的挑戰。
以上三個循環之間的關係是非常密切的，實際上是一個過程的三個層麵，這個過程就是全球化。經濟全球化是基礎，全球化的意識形態就是自由主義，而霸權國家則是全球化進程中居最優勢地位的國家。非常有趣的是，兩個霸權國家都是英語國家，都是基督教新教占優勢地位的國家，都是自由主義根深蒂固的國家，都是自由市場經濟最為發達的國家。
進入21世紀後，上述三個循環的第二和第三個出現了新的發展態勢。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成功和全球金融危機使得自由主義再次麵臨嚴峻挑戰。隨著多極化進程加速，美國霸權已現疲態，對全球化的推動作用明顯減弱；與之相應，中國等新興國家在全球化進程中的推動作用增強。
雖然經濟全球化進程早已開始，但是直到20世紀90年代才成為國際社會高度重視的現象並被看成是影響世界發展的大趨勢。盡管當今世界存在著反全球化運動，全球化也遭受了國際金融危機等諸多挑戰，但是經濟全球化進程並未被逆轉。正如習近平所指出的：“要充分估計世界經濟調整的曲折性，更要看到經濟全球化進程不會改變。”
要深刻認識全球化進程，必須認識科技進步與科技革命。科技進步既是經濟全球化的一個重要推動力量，同時自己又構成一個影響世界發展的大趨勢。
科學技術作為第一生產力“是一種在曆史上起推動作用的、革命的力量”，它推動人類社會各個方麵的變革和發展。曆史上每一次重大的科技進步，特別是科技革命，在引起生產力變革、改變社會生產狀況的同時，都改變了全球範圍內的經濟、政治關係。科技進步的一個規律就是加速度發展。第一次科技革命後200多年間的科技成果，超過以往幾千年人類所取得的科技成果的總和。第三次科技革命（或稱新科技革命）的創新遠遠超過以往全部時代的總和，而這次革命目前仍在繼續，並且是全方位加速度發展。正如鄧小平在20世紀80年代末所指出的：“世界形勢日新月異，特別是現代科學技術發展很快。現在的一年抵得上過去古老社會幾十年、上百年甚至更長的時間。”當前科技革命的一大特點就是高科技領域的發展非常快，“高科技領域的發展一日千裏”。而高科技的這種發展勢頭在人類社會跨入新世紀之時並未減弱。鄧小平所預言的“下一個世紀是高科技發展的世紀”正在成為現實。
對科技革命在新世紀的發展態勢，中共領導人有非常深刻的認識。習近平指出：“進入21世紀以來，新一輪科技革命和產業變革正在孕育興起，全球科技創新呈現出新的發展態勢和特征……麵對科技創新發展新趨勢，世界主要國家都在尋找科技創新的突破口，搶占未來經濟科技發展的先機。”可以說，改革開放以來，中國共產黨對科技革命這個大趨勢的認識，是一脈相承的。
2．社會信息化
社會信息化是指通過現代信息技術和網絡設施把信息資源充分運用到社會各領域的過程，它是比產業信息化和經濟信息化更高級的信息化發展階段。“信息化”概念自20世紀60年代產生後，起初主要局限在產業領域，後來又擴展到整個經濟領域。20世紀80年代以來，隨著個人計算機和互聯網技術的進步，信息化擴展到人類社會生活的各個層麵，給人們的生活帶來極為深刻的影響。如果說什麼是全球化程度最高的事物，那就是信息。隻要有相應的終端設備，哪怕是身在東西兩個半球的人，都可以進行即時的信息交流，這時，地球不僅僅是個“地球村”，而是一個“地球屋”。信息交流的便捷，極大地促進了知識、情報、新聞等信息源的傳播，在這方麵，人與人之間的平等空前加強。在計算機網絡麵前，高官富豪與普通百姓在獲取信息的權利和能力上沒有什麼區別，除非是涉及國家機密之類的特殊信息。社會信息化還促進了民眾政治覺醒和民主意識增強。過去隻有知識精英才掌握的其他國家的治理方式和製度，現在普通百姓都很容易知曉。他們會對比本地政府的治理方式及各種政策，然後加以評論，或提出建議，甚至施加壓力。
進入21世紀後，隨著互聯網技術出現新的飛躍，信息網絡化成為一大趨勢並對人類社會的各個層麵都帶來巨大影響。一方麵，上網設備多樣化，入網方式便捷化，網站數量急劇上升，從而導致互聯網用戶大幅度增長，另一方麵，上網方式也發生了巨大變化，除了發送電子郵件、瀏覽門戶網站外，電子商務、電子政務、社交媒體等已為越來越多的人所接受。隨著微博、微信的普及，人類社會進入了“兩微時代”。人類的行為方式和生活方式發生了根本性的變化。據KPCB（Kleiner Perkins Caufield u0026 Byers）發布的《2015年互聯網趨勢》（2015 Internet Trends）報告稱，全球60%的人能接入互聯網，其中有78%的人每天在互聯網上的時間超過了兩小時。正如習近平主席所指出的：“縱觀世界文明史，人類先後經曆了農業革命、工業革命、信息革命。每一次產業技術革命，都給人類生產生活帶來巨大而深刻的影響。現在，以互聯網為代表的信息技術日新月異，引領了社會生產新變革，創造了人類生活新空間，拓展了國家治理新領域，極大提高了人類認識世界、改造世界的能力。互聯網讓世界變成了‘雞犬之聲相聞’的地球村，相隔萬裏的人們不再‘老死不相往來’。可以說，世界因互聯網而更多彩，生活因互聯網而更豐富。”
中國領導人非常重視信息化和網絡化。中共十八大報告將“社會信息化”看成世界形勢的最重要特征之一。中國於2014年2月27日成立了中央網絡安全和信息化領導小組。在該小組第一次會議上，習近平指出：“當今世界，信息技術革命日新月異，對國際政治、經濟、文化、社會、軍事等領域發展產生了深刻影響。信息化和經濟全球化相互促進，互聯網已經融入社會生活方方麵麵，深刻改變了人們的生產和生活方式。我國正處在這個大潮之中，受到的影響越來越深刻。”在第二屆世界互聯網大會上，習近平清晰地表達了中國的互聯網政策：“中國正處在信息化快速發展的曆史進程之中。中國高度重視互聯網發展，自21年前接入國際互聯網以來，我們按照積極利用、科學發展、依法管理、確保安全的思路，加強信息基礎設施建設，發展網絡經濟，推進信息惠民。同時，我們依法開展網絡空間治理，網絡空間日漸清朗。目前，中國有6.7億網民、413萬多家網站，網絡深度融入經濟社會發展、融入人民生活。”他還強調，在“十三五”時期，中國將大力實施網絡強國戰略、國家大數據戰略、“互聯網+”行動計劃，發展積極向上的網絡文化，拓展網絡經濟空間，促進互聯網和經濟社會融合發展，讓互聯網發展成果惠及13億多中國人民，更好地造福人民。
3．文化多樣化
與全球化、信息化、網絡化相伴隨的是文化的交流與融合。全球化、信息化和網絡化對世界原有的各種文明和文化都造成嚴重衝擊，但並未導致這些文明被同化，沒有改變文明與文化的多樣性，而是重塑了多樣性文明和文化。
世界文化與文明本來就是多樣的，中華文明、印度文明、伊斯蘭文明、基督教文明、非洲文明、拉美文明等，都有悠久的曆史，各具特色，交相輝映。然而，近代以來，以基督教文明為基礎的西方文明崛起，處於明顯的強勢乃至霸權地位；其他文明，伴隨著承載之的國家淪為西方列強的殖民地或半殖民地，民族受欺負、壓迫，或衰落，或處明顯的弱勢。隨著二戰後民族解放運動的興起，一大批承載著非西方文明的國家獲得了獨立。隨著這些非西方國家的發展、壯大，非西方文明也不斷發展、壯大，而且呈多元化、多樣化的趨勢。中華文明、印度文明、伊斯蘭文明、非洲文明、拉美文明等都展現出自己的獨特魅力。文明多樣化成為世界大趨勢。
2014年3月27日，習近平在聯合國教科文組織總部發表演講，係統闡述了中國的文明觀。他指出：“文明是多彩的，人類文明因多樣才有交流互鑒的價值”，“一個國家和民族的文明是一個國家和民族的集體記憶。人類在漫長的曆史長河中，創造和發展了多姿多彩的文明”。
文明多樣性成了當今世界的一個顯著特征，也構成當今國際關係環境的一個重要方麵。
在經濟全球化等大趨勢的作用下，和平與發展成為當今時代主題。這個時代主題對國際關係帶來深刻而持久的影響。
1．時代主題的演進過程
雖然國際社會直到20世紀70年代以後才認識到“和平與發展”是當今世界兩個重要課題或主題，比如社會黨國際在1978年11月的第十四次代表大會上，就對和平與發展問題進行了討論，並將之看成是“兩個具有廣泛意義和彼此相關的議題”，但是“和平與發展”取代“戰爭與革命”而成為時代主題這一進程在50年代中期便已經開始了，到了20世紀70年代初，這一進程基本完成，以後不斷深化，即使發生了東歐劇變、蘇聯解體等重大事變，也未動搖和平與發展時代主題。對這個時代主題的判定與堅持，給中國國際戰略和對外政策帶來重大影響。
自20世紀80年代中期以來，雖然中國共產黨的領導集體對時代主題的判斷沒有發生變化，但是，每當國際上發生較大的事變時，都會出現質疑和平與發展時代主題的聲音。究其原因，與質疑者對和平與發展時代主題的內涵、本質存在認識上的誤區有密切關係。
“和平與發展”時代主題是與“戰爭與革命”時代主題相對而言的。20世紀初，列寧分析了當時國際形勢變化的特點，指出世界進入了“帝國主義時代”，並提出了兩個十分重要的觀點：一是帝國主義就是戰爭，二是戰爭必然引起革命。列寧的論斷符合當時的客觀情況。20世紀上半葉，國際關係主要是圍繞著戰爭與革命展開的，可以說，戰爭與革命就是那個時代的基本特征和主題。斯大林繼承了列寧的時代觀，認為隻要資本主義製度存在，戰爭就不可避免。不僅如此，他還認為戰爭將在資本主義國家之間首先爆發，然後，無產階級將在革命中奪取政權。中國領導人在20世紀50—60年代也一直堅持認為：“世界大戰不可避免”，甚至“迫在眉睫”；“當代世界的主流傾向是革命”，“用革命製止戰爭”。
“帝國主義和無產階級革命”時代觀認為“戰爭不可避免”、“戰爭引起革命”、“革命製止戰爭”，這種判斷在二戰後初期還是有依據的。由於美蘇兩大軍事集團尖銳對立，第三次世界大戰的危險一度就像達摩克利斯之劍一樣懸在世界人民頭上。
然而，世界形勢發生了人們預想不到的變化。首先，民族獨立成為世界潮流，絕大多數國家都擺脫了殖民統治，取得了政治上的獨立。而在這個過程中，並未像二戰前那樣普遍遭到宗主國的殘酷鎮壓。相當多的國家是通過和平方式取得民族獨立的，獨立後又同原宗主國保持著密切關係。其次，在發達資本主義國家，由於統治者采取了許多較務實的調和階級矛盾的措施，特別是由於經濟的發展，人民生活水平普遍提高，無產階級革命的形勢一直沒有出現。最後，由於種種原因，帝國主義國家之間的關係協調得都比較好，矛盾並不很尖銳，帝國主義戰爭也一直未再發生。斯大林所概括的三大矛盾並未像他預言的那樣都越來越尖銳。
資本主義與社會主義兩種製度國家之間的矛盾，即東西矛盾，曾一度相當尖銳，人們所擔心的也正是這對矛盾激化會引起世界大戰，1950—1953年的朝鮮戰爭，實際上是兩種社會製度力量的一場較量。然而，正是在這個過程中，國際緊張局勢出現了緩和的跡象。1952年2月，西歐各國不顧美國的反對，參加了莫斯科國際經濟會議，這表明東西方國家可以坐在一起談論國際事務；1953年2月，印度總理尼赫魯提出了“第三地帶論”，顯示出印度要實行一種不加入美、蘇兩大陣營任何一方的和平外交路線；同年3月，斯大林逝世，蘇聯展開積極的外交攻勢；同年5月，英國首相丘吉爾提議舉行以英、美、蘇為中心的大國首腦會談，這一建議得到了反對黨工黨的支持；1953年7月27日，《朝鮮停戰協定》在板門店簽字，朝鮮戰爭宣告結束，交戰雙方通過談判方式而非一方勝利另一方失敗促使戰爭結束。此後，緩和跡象進一步加強。1954年7月，日內瓦協定簽署，協定保證印度支那三國各自的獨立、統一與和平；1955年4月，萬隆會議召開；同年7月，美、英、法、蘇四大國首腦在日內瓦舉行會談，通過協商，表達了不進行戰爭的熱情，產生了“日內瓦精神”。這些事件的發生，表明兩種製度之間的矛盾不一定必須用世界範圍的戰爭來解決，也表明世界各種力量都不希望爆發新的世界大戰，世界人民和各國負責任的政治家都希望世界有一個和平的局麵。實際上，從這時起，“和平與發展”時代主題已經開始逐漸形成，越來越多的國家開始將主要注意力放在發展本國經濟上。隻不過是許多社會主義國家並沒有對之做出正確判斷。鄧小平曾說過我們自己“耽誤了二十年”的建設時間，由此推論，“和平與發展”時代主題在20世紀50年代末60年代初就已形成。到了70年代初，隨著中美緩和、中日複交、美蘇緩和、越南戰爭結束等事件的發生，“和平與發展”時代主題已變得較為明朗，世界大戰與世界革命的可能性更加減弱，求發展成為世界潮流。80年代初，鄧小平明確指出：“國際上有兩大問題非常突出，一個是和平問題，一個是南北問題。還有其他許多問題，但都不像這兩個問題關係全局，帶有全球性、戰略性意義。”這表明中國領導人對時代主題變換已有了明確的認識。
2．時代主題的內涵
在鄧小平的論述中，雖然未直接用“時代主題”這樣的詞語，而是用“兩大問題”，但從他的“現在世界上真正大的問題”、“帶全球性的戰略問題”等提法中推斷，完全可以肯定地說，在他看來，時代主題就是“和平與發展”，而絕不再是“戰爭與革命”。正因為這樣，黨的十三大報告采用了“和平與發展是當代世界的主題”的提法，這一概括得到了鄧小平的認可，他曾指出：“十三大政治報告是經過黨的代表大會通過的，一個字都不能動。”十四大報告正式采用了“時代主題”的提法。十五大至十八大都堅持“和平與發展是時代主題”這個論斷。
還需要認清的是，說“和平與發展”是時代主題並不意味著這兩個問題已經解決了，而是恰恰表明這兩大問題正是擺在世界人民麵前的、需要解決的問題，就像“戰爭與革命”作為那個時代的主題並不意味著世界革命已經成功一樣。如果這兩大問題完全解決了，那麼它們就不應再是時代主題了，就會有新的大問題來取代它們充當時代主題。正因為這樣，20世紀90年代初，麵對急劇動蕩的國際形勢，鄧小平在指出“和平與發展”這兩大問題一個也未解決的同時，又強調：“看起來，我們過去對國際問題的許多提法，還是站得住腳的。”這裏所說的“提法”當然包括“和平與發展是時代主題”的提法。
從“和平與發展”取代“戰爭與革命”成為時代主題的過程以及鄧小平的有關論述來看，和平與發展時代主題的內涵就是：和平與發展是當今世界人民所關注的“真正大的問題”、“帶全球性的戰略問題”；本質就是：求和平、謀發展是世界人民的願望和迫切需要，是一切進步力量的崇高事業，是世界大趨勢和時代潮流。
和平與發展成為當今世界的時代主題，主要原因是人類社會的整體進步和時代特征的變化。就拿和平問題來說，兩次世界大戰給人類帶來巨大災難，二戰後，全世界人民，尤其是直接遭受戰爭之苦的歐洲、亞洲以及美國人民都渴望和平、痛恨戰爭。多數國家的當權者和政治家也不願發生戰爭，而且還為避免戰爭而努力尋找辦法。有“戰爭領袖”之稱的丘吉爾在行將退出政治舞台前寫道：“我殷切地希望，新舊一代能夠糾正以前的一些錯誤，從而根據人類的需要和光榮，控製住正在展開的可怕的未來景象。”二戰後，各種和平運動風起雲湧，和平組織層出不窮，表明和平已深入人心，成為一股不可抗拒的曆史潮流。在這種和平潮流下，誰敢像法西斯主義和軍國主義勢力那樣發動戰爭，誰就會遭到世界人民的唾棄，誰就會滅亡。美蘇兩國當權者應當了解這一事實，不敢逆曆史潮流而動。
當然，核武器出現後，核毀滅的前景也在相當大程度上約束了大國之間的戰爭，使得大國的領導人更加謹慎地對待戰爭問題。
20世紀60年代以後，國際局勢緩和的趨勢越來越加強，最後發展到如鄧小平所分析的那樣，“世界和平力量的增長超過戰爭力量的增長”，“真正支持戰爭的沒有多少，人民是要求和平、反對戰爭的”。就是美國人民也是熱愛和平、反對戰爭的。在1969年10月15日的“反對越南戰爭大示威”中，有25萬人赴華盛頓參加示威。美國人民的反戰運動給美國政府造成了極大壓力，促使其調整對越政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