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發展問題來看，二戰後國際政治的一大特點就是經濟實力在國家綜合實力中的地位越來越重要，國家和地區間的發展競爭越來越激烈。美國由於過多地將資源和精力用於國際軍事競爭上，從而放鬆了對國內發展的關注，終而導致美國的相對衰落，西歐、日本趁勢崛起。尼克鬆政府對此已有所認識。在1971年7月6日堪薩斯城講話中，尼克鬆說：二戰結束時，美國無論在軍事上還是經濟上都處於世界第一位，但是“過去25年已經發生了非常巨大的變化”，“美國不再是從經濟角度來說的世界頭號國家，超群的世界強國，也不再僅僅有兩個超級大國，當我們從經濟角度和經濟潛力來考慮問題時，今天世界上有五大力量中心”。正是基於這種認識，尼克鬆才提出“從那些我們攤子鋪得太大的地區削減我們承擔的義務”，“將側重點放在優先地區”，並“開始較多地注意歐洲”。為此，美國必須緩和同中國的關係，結束同中國的對抗狀態。美國要削減它所“承擔的義務”，從一定意義上說是要改變在經濟發展上相對滯後的局麵，這是美國國家利益的需要，客觀上也是與求發展這個世界潮流相吻合的。求發展是當今世界人民的普遍願望，也是美國人民的要求。冷戰後的美國第一次大選，選民拋棄剛剛打贏海灣戰爭的大英雄（老）布什，選擇承諾將發展本國經濟放在首位的克林頓，就很能說明問題。
3．冷戰後時代主題的深化
冷戰結束後，和平與發展時代主題進一步強化。與冷戰期間相比，冷戰後國際局勢相對緩和除了表現為沒有軍事集團對峙外，還表現在如下幾個方麵：
其一，局部熱戰雖然未能避免，但其規模和烈度及對世界和平局麵的影響要比冷戰期間某些局部熱戰如朝鮮戰爭和越南戰爭小得多。20世紀50—60年代中美對抗時期，美國就曾經先後四次動過念頭，想對中國動用核武器（朝鮮戰爭、兩次台灣海峽危機和越南戰爭）。
其二，雖然有些國家在增加軍費預算，並進行高新科技武器的研究與開發，但是並未形成世界範圍內的軍備競賽尤其是核軍備競賽。
其三，民族之間的戰爭趨於減少。在冷戰結束初期，民族、種族間的戰爭確有膨脹趨勢，並被許多國際問題專家和一些國家領導人看成是後冷戰時期影響國際局勢穩定的主要因素之一。然而，到了20世紀90年代中期，情況發生了變化。美國學者格爾認為，“在整個90年代，采用暴力手段的民族群體的數目稍稍下降。到了90年代末，民族群體采取的最常見的戰略不是武裝衝突，而是一般的政治鬥爭。從1993年到2000年初，自決戰爭的數目減少了一半。在90年代，16場分離主義戰爭通過談判和協議得到解決，另有10場通過停火和持續的談判得到控製”。格爾最後認為，這些情況表明民族和解的趨勢加強，少數民族與多數民族關係的新體係正在形成。民族戰爭的減少與民族和解趨勢的加強，無疑是和平與發展時代主題進一步深化的重要表現。由英國牛津大學出版社發表的《人類安全報告》顯示，武裝衝突的數量於20世紀90年代開始在全世界範圍內減少。“2003年的衝突數量比1992年減少了40%，而造成陣亡人數超過1000人的衝突減少了約80%。種族滅絕等大規模屠殺平民事件也減少了80%”。
其四，全球武裝衝突數量明顯減少。美國馬裏蘭大學國際發展和衝突管理中心發表的一份研究報告認為，世界各地的衝突數量在1991年達到高峰，但到90年代末已經銳減，“減至自70年代初期以來從未見過的低水平”。
從更寬廣的範圍看，冷戰時期製約戰爭的因素不僅仍然存在，而且還有所發展：
第一，世界人民更加反對戰爭，要求維護和平。就拿2003年的伊拉克戰爭來說，美國雖然不經聯合國授權用武力推翻了伊拉克薩達姆政權，但是卻遭到世界人民和多數國家的普遍反對。世界絕大多數國家都發生了大規模的反戰示威。美國的國際形象因伊拉克戰爭而大大受損。
第二，東西矛盾已不再像冷戰時期那樣尖銳。美國雖然堅持“反共主義”的冷戰思維，試圖遏製堅持社會主義道路並且日益強大的中國，但由於中國堅持獨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堅持和平發展，使得美國的遏製政策難以推行下去。美國的盟友對遏製中國並不像當年遏製蘇聯那樣熱心，而沒有盟友的配合，美國是孤掌難鳴的。英法德意澳等西方國家頂住美國的壓力，決定成為中國發起的亞洲基礎設施投資銀行（亞投行）的創始國，表明這些國家不願意為了意識形態鬥爭而犧牲經濟利益。同時，由於中國堅持改革開放政策，使得中美之間在經濟上的聯係越來越緊密，共同利益逐漸增多，這增強了美國發展與中國關係的動力。此外，隨著兩國交往的增多，兩國人民和政府之間的接觸和相互了解增強，這有利於化解兩國之間的矛盾。現在的中美關係要比冷戰期間的美蘇關係密切得多。過去，美蘇首腦會談，主要議題就是削減核武器，而現在中美首腦會談時則更多地是談論雙方在經濟、地區安全、全球治理方麵的合作。
第三，發展競爭越來越激烈。現在世界絕大多數國家，無論是發展中國家，還是發達國家，都將主要注意力放在本國的發展上。求發展，就需要和平穩定的國際環境，因此，從本質上說，維護世界和平符合世界各國的利益。
第四，科技進步勢頭依舊。科技進步的趨勢使國際競爭的主戰場逐漸由軍事領域轉向經濟、科技領域，這無疑有利於減緩利益衝突國家之間的軍事對抗，有助於削弱戰爭因素。
第五，核軍備控製雖然取得不小成就，但是美、俄等國的核武庫仍然龐大，還是能夠毀滅整個人類和人類賴以生存的地球。而世界大戰甚至大規模地區戰爭，難以避免引發核大戰，這是所有國家特別是大國必須認真對待的。
總之，在存在兩大軍事集團尖銳對峙的冷戰期間，“和平與發展是時代主題”這一命題尚能夠成立，那麼在冷戰結束後，這一命題就更有生命力了，正如習近平在2014年中央外事工作會議上指出的：“要充分估計國際矛盾和鬥爭的尖銳性，更要看到和平與發展的時代主題不會改變。”
4．和平與發展麵臨著挑戰
在認識到和平與發展仍然是時代主題以及“國際力量朝著有利於維護世界和平方向發展，保持國際形勢總體穩定具備更多有利條件”的同時，還必須看到世界仍然很不安寧，世界和平與發展仍然麵臨諸多挑戰。和平與發展這兩大問題距達到目標而“結題”還有相當長的路要走。尤其是世界和平，在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70周年之後，更受世人關注。已經享受了近70年和平的世界多數國家，能否攜手將這種總體和平局麵維持下去？這已成擺在世界人民麵前的一個必須認真對待的課題，正如習近平所說：“和平猶如空氣和陽光，受益而不覺，失之則難存。沒有和平，發展就無從談起。”要使世界總體和平局麵得以存續，並且不斷鞏固、強化，世界各國就應當對威脅世界和平的各種因素有清醒的認識，並同心協力，共同應對這些挑戰，抑製這些因素的消極影響。就目前來看，對世界和平構成威脅的主要因素有四個方麵。
一是霸權主義和強權政治仍大行其道。
霸權主義很早就是世界動蕩不安的主要根源。殖民主義、帝國主義列強為攫取資源和市場，瓜分殖民地和勢力範圍，曾展開爭霸歐洲、爭霸海洋、爭霸世界的激烈鬥爭，引發了一場又一場戰爭，直至兩次世界大戰。冷戰期間，美蘇兩個超級大國在世界範圍內展開了激烈的霸權爭奪，使世界長期處於世界核大戰危險的恐怖之中，並引起多次地區戰爭和軍事衝突。冷戰後，美國力圖憑借唯一超級大國地位獨霸世界，大行“新幹涉主義”。此外，還有些國家大搞地區霸權主義，欺壓周圍弱小國家。霸權主義已經構成威脅世界和平與穩定的最主要根源。
霸權主義所運用的主要手段就是強權政治。殖民主義、帝國主義是強權政治的主要實踐者。而霸權主義和殖民主義、帝國主義在運用強權政治方麵是一脈相承的。當今世界，國家之間經濟、軍事實力雖然差距很大，但是經過民族解放運動擺脫了殖民統治的廣大發展中國家，是非常珍惜國家獨立地位的，它們絕不會屈服於大國、強國的欺淩。各國之間隻有遵守國際法的基本原則，互相尊重主權和領土完整，互不侵犯，互不幹涉內政，才能相安無事，和平共處，平等互利。否則，奉行強權政治，以強淩弱、以大欺小，必然會遭到反抗，這就難免導致衝突甚至戰爭。所以，強權政治是威脅世界和平與穩定的另一個主要根源。
中國領導人一直高度重視霸權主義和強權政治對世界和平的危害。十八大報告將“霸權主義、強權政治和新幹涉主義有所上升”視為導致“世界仍然很不安寧”的重要因素。習近平強調：“中國多次公開宣示，中國反對各種形式的霸權主義和強權政治。”
二是“三股勢力”的威脅呈持久化趨勢。
隨著冷戰結束，各種力量重新分化組合，有些曾被美蘇意識形態較量所掩蓋著的矛盾浮上表麵，同時也產生了許多新的矛盾，特別是一些地區的民族矛盾、領土爭端和宗教紛爭突出起來。在這種環境下，國際恐怖主義、民族分裂主義和宗教極端主義這三股惡勢力乘勢而起，成為危害國際安全的重要因素。
冷戰結束後，由於種種原因，國際恐怖主義勢力越來越猖獗。其中有民族、種族、宗教矛盾激化方麵的原因，也有更深層次的根源。首先，不同文明和文化之間的碰撞和激蕩越來越引人注目，令人擔心亨廷頓所預言的“文明衝突”會成為現實；其次，經濟全球化的加速發展強化了國際貧富差距，不少發展中國家正在被邊緣化，某些國家和利益集團甚至感到絕望；再者，一些西方發達國家憑借自己的實力，大搞霸權主義和強權政治，漠視弱小國家和民族的利益；最後，有些國家在反對恐怖主義問題上采用雙重標準，有時為了達到某種戰略目的，甚至利用、扶持恐怖主義。這一切，都為國際恐怖主義的發展提供了土壤和催化劑。“9·11事件”，恐怖主義將矛頭指向美國這個世界唯一超級大國、西方世界的“領袖”、全球化進程的“領頭羊”，就很能說明問題。他們選定的具體打擊目標——紐約世貿中心、華盛頓五角大樓，都是有象征意義的地方。“9·11事件”凸顯出國際恐怖主義已經成為全人類的一大公害，對國際安全構成了最現實的威脅。
民族分裂主義是指由多民族組成的國家內部的個別民族尋求絕對獨立的政治傾向與思潮。民族分裂主義與殖民統治下的被壓迫民族爭取民族獨立、自決、自治以擺脫殖民壓迫的民族主義有著本質的區別。民族分裂主義以本民族的絕對獨立為最高目標，全然不顧該國家內部其他民族的利益以及本民族的長遠利益，是一種狹隘、極端的民族主義。在當今時代，民族分裂主義已構成一國社會和國際局勢動蕩的重要因素。比如俄羅斯的車臣問題、海灣地區的庫爾德問題、波黑問題、科索沃問題、斯裏蘭卡泰米爾問題等，都是民族分裂主義造成的惡果。有些民族分裂主義分子還往往以恐怖主義為鬥爭手段，製造各種恐怖暴力事件。
宗教極端主義是指一些宗教勢力將自己教派的意識形態推向極端，進而排斥其他意識形態和文化的政治傾向與思潮。宗教極端主義在許多宗教中都有所存在，其中最為典型的是發源於埃及的伊斯蘭原教旨主義。伊斯蘭原教旨主義強調維護伊斯蘭教義的純潔性，反對世俗對伊斯蘭教義的“汙染”，不惜用一切手段和代價以伊斯蘭教義對世俗社會進行重新“淨化”。冷戰後，伊斯蘭原教旨主義的勢力發展較快，其影響範圍已超出中東地區，擴大到中亞、北美、南美、南亞等地區，成為具有國際影響的重要宗教力量。伊斯蘭原教旨主義已經成為孕育恐怖主義的重要溫床。
三股惡勢力在危害各國人民生命財產安全、威脅社會穩定的同時，也會激發國家之間的矛盾與衝突，甚至還會給一些國家大行霸權主義和強權政治創造機會。美國在“9·11”後發動兩場以反恐為名的戰爭，在一定程度上也是在拓展其地緣政治利益，推進霸權戰略。
中國一直重視打擊三股惡勢力以及相關國際合作。中國同上海合作組織其他成員國簽署了《打擊恐怖主義、分裂主義和極端主義上海公約》。習近平在上海合作組織成員國元首理事會第十三次會議上的講話中，在強調要落實《上海公約》及合作綱要的同時，還呼籲各成員國相關部門“建立日常信息溝通渠道，探討聯合行動方式，合力打擊‘三股勢力’”。
三是大規模殺傷性武器擴散形勢嚴峻。
大規模殺傷性武器（主要是核武器、生物武器和化學武器及其運載工具）的使用，曾給人類造成深重的災難。第一次世界大戰中，交戰雙方使用化學戰劑，總量達11.3萬噸，造成130萬人的直接傷亡。1937—1945年日本侵華戰爭期間，日本在中國18個省區使用化學武器達2000次以上，造成10萬人傷亡；更為嚴重的是，日本還在中國20多個省市進行了細菌戰，殺害了20餘萬中國人。核武器出現後，更使人類及其賴以生存的地球麵臨完全毀滅的危險。麵對大規模殺傷性武器造成的災難，國際社會很早就致力於對之進行控製，取得了一定的成效。1968年，聯合國大會通過了《不擴散核武器條約》，截至目前，《條約》擁有包括5個核武器國家在內的190個締約國；1971年，聯大通過了《禁止生物武器公約》，1975年生效；1992年，聯大通過了《禁止化學武器公約》，1997年生效；1996年，聯大通過了《全麵禁止核試驗條約》。
然而，國際軍備控製和防擴散事業仍麵臨嚴峻挑戰，大規模殺傷性武器擴散問題並未得到有效的解決。有些國家正在謀求發展核武器以及生物武器和化學武器。更為嚴重的是，國際恐怖主義勢力正積極尋求掌握大規模殺傷性武器，而目前國際製約機製難以有效阻止這一進程。特別是有“窮人的原子彈”之稱的生物武器，既具有可與核武器相比擬的殺傷力，又比核武器容易製造、儲藏和運輸，深受恐怖分子青睞。比如曾一度在美國造成恐慌的炭疽，據一份由美國政府科技評價辦公室1993年完成的研究報告表明：一架飛機所運載的100公斤炭疽疫苗——一種處於休眠狀態、可在人體內迅速繁殖的芽孢杆菌——能夠以煙霧的形式出現在華盛頓特區寧靜的夜空，產生出毒素並使中毒者迅速發生大出血，最後可以奪去100至300萬條人命。這相當於一架飛機運載1000公斤沙林毒氣所能造成的人員傷亡數量的300倍。而無論是製造，還是運輸、儲藏炭疽，都並不十分困難。
可以斷言，如果恐怖分子真的掌握了大規模殺傷性武器，將給國際安全造成多麼嚴重的危害。中國一直重視大規模殺傷性武器擴散問題，簽署了聯合國各項有關文件並身體力行貫徹落實。
在大規模殺傷性武器中，最受關注的是核武器，因為核武器的使用有可能導致人類和地球的毀滅。自國際核不擴散體製形成後，核擴散勢頭得到一定程度的遏製，但並不令人滿意。1998年，印度和巴基斯坦不顧國際社會的反對執意進行了核試驗；進入新世紀後，朝鮮進行了多次核試驗。實際擁有核武器的國家不斷增多。“9·11”後，美國等西方大國非常擔心核恐怖主義出現，美國將之看成是它所麵臨的最嚴峻的安全威脅。
中國也非常重視核安全和核擴散以及核恐怖主義問題。2014年3月24日，習近平出席了在荷蘭海牙召開的核安全峰會並發表講話。習近平闡述了對核安全問題的看法：“一國核材料丟失，全世界都將麵臨威脅。實現普遍核安全，需要各國攜手努力。”“核安全涉及不同層麵，既包括實施科學有效管理，發展先進安全核能技術，也包括妥善應對核恐怖主義和核擴散。”他還代表中國“呼籲更多國家積極考慮批準核材料實物保護公約及其修訂案、製止核恐怖主義行為國際公約”。
四是冷戰思維和權力政治思維仍大有市場。
冷戰思維是指用冷戰時期形成的以意識形態為主要標準來確定國際事務中敵友關係的思維方式。冷戰結束後，一些國家的政治勢力還固守這種思維方式。冷戰思維在目前的主要表現是：第一，以意識形態劃線。冷戰時期，美國在國際舞台上劃線的標準是“共產主義”，凡是共產主義國家都是壞的，反對共產主義的國家都是好的，其餘的是不重要的；冷戰後劃線的標準是“民主”，凡是民主國家都是好的，非民主國家都是壞的。而在美國的概念中，“共產主義”是民主的敵人，肯定在壞的之列。“中國威脅論”的一個重要內涵就是中國仍然是一個共產黨領導的國家，崛起後必然會威脅美國及西方世界的安全。第二，加強政治、軍事同盟關係。為了對付敵人，就必須團結盟友，於是就有了北約新戰略概念的出台和美日同盟的重新定義和加強。無論是北約，還是美日同盟，都將共同的價值觀作為同盟的重要基礎。
權力政治思維是曆史更為悠久的一種處理國際關係的思維方式，其要義就是將國家的實力和權力作為判斷國際事務中敵人或朋友的主要標準。用這種思維方式看世界：國際政治是零和博弈；別國的強大就意味著對自己的威脅；在沒有現實的強國即威脅時，也要尋找潛在的威脅。按權力政治思維行事，必然導致國家間的“安全困境”。對美國來說，權力政治思維在冷戰後的主要表現是：第一，樹立“敵人”或“對手”。美國許多政要及戰略家在冷戰結束後一直在為美國尋找“敵人”或“對手”，90年代初出現過“日本威脅論”，後來又有“伊斯蘭威脅論”、“中國威脅論”等。第二，加強軍備。為了對付敵人並保證自己的安全，就要保持甚至提升自己的軍事優勢。第三，強化同盟體係。
冷戰思維和權力政治思維是與和平與發展時代潮流相悖的，它已構成威脅世界和平與穩定的又一個重要根源。習近平在莫斯科國際關係學院的演講中批判了冷戰思維和權力政治思維：“世界潮流，浩浩蕩蕩，順之則昌，逆之則亡。要跟上時代前進步伐，就不能身體已經進入21世紀，而腦袋還停留在過去，停留在殖民擴張的舊時代裏，停留在冷戰思維、零和博弈老框子內。”
以上四個方麵隻是對世界和平構成威脅的主要因素，其他如極端民族主義、文明衝突等也在一定程度上幹擾世界和平，也是世界各國應當重視的問題。總的來看，上述這些幹擾世界和平的因素在相當大程度上受到抑製，對世界和平的威脅隻是局部的，並不能顛覆和平與發展時代主題。
國際體係是國際關係的最重要環境之一。國際體係加快變革是當前國際政治的一大特征。國際體係主要由世界格局和國際秩序構成，其中世界格局更為基礎。
世界格局有廣義與狹義之分。廣義的世界格局是指一定曆史時期內國際力量的結構狀態。比如，現在發展中國家不斷壯大，在國際舞台上的影響力增強，這就是世界格局變化的一種表現。再比如，因中小國家和非國家行為體的發展壯大而形成的“非極化”，也是世界格局的一種變化。狹義的世界格局是指在一定曆史時期內，在國際舞台上進行博弈的主要國際戰略力量相互作用所形成的相對穩定的結構狀態，通常用“極”來表達，比如多極格局、兩極格局、單極格局。綜合來看，當前世界格局有三個突出特點，即多極化、非極化和非西方化。
多極化主要是針對單極化和兩極化而言。冷戰結束後，多極化更是主要指向美國努力推動的單極化。
多極化趨勢孕育於兩極格局之中。早在冷戰期間，世界格局已經出現多極化趨勢。兩極格局終結後，並沒有出現單極格局，相反，多極化趨勢無論是在全球或地區範圍內，還是在政治、經濟等領域都有新發展。
多極化進程是與對美國霸權的不斷挑戰密切相關的。多極化進程的孕育始於美國霸權的止盛轉衰。二戰結束初期，美國的綜合實力達到巔峰。然而，好景不長，美國霸權受到來自多方麵的挑戰。首先，最重要的挑戰來自蘇聯。經過柏林危機，蘇聯守住了雅爾塔協議賦予它的利益；1949年，蘇聯成功試爆了原子彈，打破了美國的核壟斷。
第二個挑戰美國霸權的力量是民族解放運動。盡管美國在二戰後以支持民族解放運動為名到處挖英法等老牌殖民主義的牆角，搶占它們的勢力範圍，以圖建立自己的新殖民帝國，但是很多新獨立的國家並未跟著美國的指揮棒轉，而是成為超越美蘇兩大集團的第三種力量，即第三世界。從“亞非會議”到“不結盟運動”興起，再到“七十七國集團”形成，第三世界發展成為一支國際舞台上不可忽視的力量。
美國霸權的第三個挑戰者來自西方集團內部。從20世紀50年代末開始，特別是60年代以後，西方陣營內部的力量對比發生了顯著變化：西歐和日本的地位上升，美國則相對衰落，到60年代末形成了美、歐、日三大經濟中心鼎立的局麵。與之相應，西歐和日本對美國的政治上離心傾向越來越嚴重。1958年，歐洲共同體成立，其宗旨之一就是使西歐國家擺脫美國的經濟控製；60年代，法國奉行“戴高樂主義”，實行獨立自主的外交政策，退出北約軍事一體化機構，發展自己獨立的核力量，在西方國家中率先同中國建交；60年代末70年代初，聯邦德國提出並實施“新東方政策”，同蘇聯和東歐國家“緩和與關係正常化”。日本雖然沒有法德那樣大的政治性動作，但也開始尋求擺脫美國的控製，走向自主外交。特別是日美貿易磨擦，到70年代初已尖銳到促使尼克鬆政府“考慮用共產主義中國作為平衡越戰後日本在亞洲的影響的砝碼”，“對日本打一種中國牌”。
在世界各種“非美”力量崛起的同時，美國自己卻不斷遭遇重創，綜合實力總體上趨於下降。繼1960年10月爆發了第一次美元危機後，從1968年3月到1971年5月，又先後發生了6次美元危機，導致美元正式貶值，信用急劇下降。1968年對美國來說可謂是厄運之年：遭受了兩次美元危機；兩位名人（小馬丁·路德·金和羅伯特·肯尼迪）被刺；政治動亂和街頭騷亂不斷。有的學者將這一年的政治動亂稱為“1968年革命”。在這場革命中，“整個社會幾乎已經處在文化上和社會上爆發內戰的邊緣”，“幾乎所有一切都要崩潰了”。這些國內危機與美國在越南戰爭中的失敗遙相呼應，而越南戰爭客觀上成了美國國內危機的重要根源。在1968年的新春攻勢中，越南南方人民的武裝力量殲敵25萬多人，其中包括8萬美軍，擊落擊傷敵機3000多架，擊毀敵坦克3000多輛。越南戰爭是美國霸權衰落的重要標誌，並且成為促使美國在美蘇較量中轉為守勢的重要因素。
正是在上述背景下，尼克鬆提出了“五大力量中心”說，並開始調整美國的全球戰略及對外政策。1970年2月8日，尼克鬆向國會發表了題為《70年代美國的對外政策：爭取和平的新戰略》的國情谘文，公開承認：第二次世界大戰後美國發號施令的時期“已經結束”，美國的處境就像古希臘和古羅馬帝國的衰落時期，遇到了“連作夢也沒有想到的那種挑戰”。隨後，他承認，當今“世界上有五大力量中心”，即美、蘇、中、日、西歐。多極化的輪廓已經初步顯現。
自蘇聯解體後，世界格局便由兩極格局轉為“一超多強”格局或“單極加多極”格局。其基本特征是：美國成為唯一超級大國並努力打造單極世界；中國、俄羅斯、歐盟等多強在國際事務中仍然發揮著不可忽視的作用，並在很大程度上製約著單極世界的形成；多強與一超和平競爭，有時還合作應對共同麵臨的威脅和挑戰。進入21世紀後，“一超多強”格局又出現新的變化。一是“多強”成員的發展不平衡，中國的上升趨勢明顯，而日本的實力地位下降，甚至有被擠出“多強”行列的可能；印度、巴西等發展中大國崛起，特別是印度，實力地位明顯上升，正在躋身“多強”行列。縱觀曆史，“一超多強”格局的演進經曆了兩個階段。
第一階段是20世紀90年代，美國的一超地位有所提升，打造單極世界的努力取得了一定成效。1999年的科索沃戰爭是單極世界得以推進的明顯標誌。美國與歐盟緊密合作，空中打擊南斯拉夫聯盟，實質上是擠壓俄羅斯的戰略空間，而反對這場戰爭的力量則顯得很無奈。與此同時，北約出台了戰略新概念，將共同價值觀作為其失去華約這個對立麵後的存在基礎。在東亞，美日同盟不僅得到加強，而且也強調維護共同價值觀。如此一來，美歐日這三大戰略力量在共同價值觀的基礎上緊密聯合，而美國則是無可質疑的盟主。
第二階段是“9·11”至今。“9·11”雖然給了美國進一步推進單極格局的難得機遇，但是美國卻過度消費了這一機遇。美國發動阿富汗戰爭得到了全部盟友的支持和世界多數國家的同情，以至於有些美國戰略家宣稱“單極時刻”到來了。然而，僅兩年後，當美國繞過聯合國以不充分的理由發動伊拉克戰爭時，卻遭到相當多國家的反對，甚至法國和德國這兩個北約重要成員還同俄羅斯聯手反對這場不義之戰。西方世界分裂了。以法德為核心的歐盟不支持美國，單極格局很難實現。從一定意義上說，法德的行為拉開了歐盟同美國的距離，這也意味著歐盟並不想成為美國主導的單極世界的支持力量，而是要成為一支獨立的戰略力量和世界一級。而與此同時，中國和俄羅斯一直在倡導推進多極化。單極格局遇到了三股戰略力量的挑戰。多極化的勢頭日漸明顯。
始於2008年的金融危機重創了美國的軟硬實力，單極格局更加遙遠。雖然歐盟也遭受金融危機的打擊而實力下降，但是中國、印度等發展中大國卻表現不凡，金磚國家集團活躍於國際舞台。特別值得一提的是印度。不僅許多戰略家看好印度的發展前景，將之納入“多強”行列，而且美國等大國都提升印度在本國對外戰略中的地位。從一定程度上說，印度已經成了推進多極化的重要力量。如果將中俄歐印日視為“多強”成員，那麼“多強”的總體實力不斷上升的趨勢明顯超過“一超”。奧巴馬第一任期提出“多夥伴”外交，就是看到了“多極化”趨勢，試圖借助中小國家力量來平衡“多強”。近年來美國戰略界熱議“美國衰落”問題，這本身就體現了美國戰略界看到了多極世界的前景，而對單極世界越來越不抱希望。
與多極化相伴隨還有一個趨勢，就是非極化。冷戰後，“非極力量”（即那些不可能成為“極”的中小國家和非國家行為體）發展得更快，非極化成為大趨勢，而且發展勢頭更為強勁。
軍事上，在“極”之外，仍然有巴基斯坦、以色列、朝鮮等國家掌握著核武器，伊朗等國家都擁有開發核武器的能力；“極”外國家的軍費開支仍占世界的1\/4以上。隨著全球化的推進和科學技術的傳播，“極”外國家所掌握的軍事資源會越來越多，軍事實力也相應地趨於增大。特別是隨著大規模殺傷性武器的擴散，中小國家會掌握越來越多的威懾、反製大國軍事威脅的手段，從而使大國所具有的軍事力量優勢難以發揮出來。
經濟上，在“極”之外，既有加拿大、澳大利亞、韓國、以色列等經濟發達國家和新興工業國家；又有像巴西、墨西哥、南非、越南、印度尼西亞、阿根廷、土耳其這樣的發展中大國和中等國家；更有中東、中亞等地區的擁有豐富能源、資源的國家。東南亞、拉美、非洲都是經濟發展較快的地區，其在世界經濟總量中所占有的份額趨於上升。近些年國際投資界十分關注的“金磚國家”（巴西、俄羅斯、印度、中國、南非）、“鑽石11國”（孟加拉國、埃及、印尼、伊朗、韓國、墨西哥、尼日利亞、巴基斯坦、菲律賓、土耳其、越南），除中國、俄羅斯和印度外，都不是“多極”中的成員。特別值得注意的是，“非極力量”擁有世界大部分人力資源、能源和原材料，隨著世界的進步，它們會越來越善於運用自己的資源和權力，從而增大它們對世界經濟的影響力。有一個重要的事實非常值得注意：盡管發展中國家的發展水平很不平衡，而且有些國家長期停滯不前，但是在過去的半個多世紀中，“作為整體，發展中國家的經濟發展速度高於發達國家”。
政治上，中小國家在國際舞台上的影響力在上升，這是不爭的事實。除了“非極”的國家行為體之外，還有非國家行為體，包括國際組織（特別是沒有“極”參加的國際組織，如非洲聯盟、石油輸出國組織、東南亞國家聯盟）、跨國公司、非政府組織、各種恐怖組織和犯罪組織以及特殊的個人。金融大亨索羅什在東南亞金融危機中的作用甚至超過許多國家行為體。“基地”組織對美國搞的“9·11”恐怖襲擊，對美國和世界所造成的影響，勝過那些“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