除了力量對比外，各種力量之間的關係也能反映非極化。冷戰結束以來的許多重要國際衝突並不是發生在所謂的“極”之間，而是在“極”與“非極”之間。海灣戰爭、阿富汗戰爭、伊拉克戰爭、利比亞戰爭並不是發生在“極”之間，可以說都是某些“非極力量”與“一超”或“多強”之間的較量。“9·11”之後的10年，讓美國最為頭痛，對單極構成直接挑戰的並不是那些“極”，而是所謂“無賴國家”、“邪惡軸心”和恐怖組織等“非極力量”。
非極化的發展態勢表明，如果說過去在考察世界格局時可以隻將目光盯住大國，那麼在人類曆史進入21世紀後，就不能再漠視非極力量了。非極力量已經成為世界格局的重要構成部分，非極化是世界各國特別是大國在製定對外戰略時必須考慮的因素。
世界格局演進的兩大趨勢即多極化和非極化共享著一個重要背景，這就是非西方國家群體性崛起，亦即“非西方化”。
中共十八大報告中所說的“新興市場國家和發展中國家整體實力增強”實際上是非西方國家群體性崛起導致的。縱觀當今世界，雖然有不少發展中國家仍然處於貧困狀態，但是已經有一大批發展中國家在快速發展，成為新興市場國家，處在崛起的進程中。
自工業革命以來，西方國家在經濟社會發展上一直居領先地位，西方國家與發達國家幾乎是同義語。後來日本躋身發達國家行列，但其治國理念和行為方式幾乎完全西方化，成為西方列強的一個成員。廣大的亞非拉國家長期處於弱勢地位，而且絕大多數都淪為西方列強的殖民地和半殖民地，遭受西方列強的欺負、掠奪、奴役。
非西方國家崛起首先表現為政治崛起。幾乎與二戰結束相伴隨，民族解放運動風起雲湧，勢不可擋，殖民體係土崩瓦解。對二戰後民族解放運動的曆史意義，毛澤東有過非常精辟的評價：“1776年美國獨立戰爭，1789年法國大革命，1917年俄國十月革命，都是偉大的，但是都沒有1945年以來這樣大的規模。”毛澤東所言不過。從1945年到20世紀70年代末，共有78個國家獲得獨立。這極大地改變了世界政治地理狀況和政治格局。實際上，在二戰後的曆史中，除了美蘇兩大陣營之間的冷戰外，還有一個重要進程，這就是民族解放運動和第三世界崛起。聯合國成立時隻有51個成員國，而到了1971年第26屆聯大時，則有129個成員國。後增加的成員都是在二戰後民族解放運動高潮中新獲得獨立的國家。沒有這一變化，中國是很難取得打破美國阻撓、重返聯合國的勝利的。在表決2758號決議時，76張讚成票中有62票來自亞、非、拉國家，其中亞洲19個，非洲26個，拉丁美洲17個。聯合國成員國構成的變化使得美國等西方國家操縱聯合國的能力趨於下降，到了70年代初，美國已不可能像50年代初那樣利用聯合國來實現自己的意誌了。這是時代變化的定局，是世界潮流的必然結果。
不過，廣大亞非拉國家實現政治獨立後，經濟發展仍然長期滯後，在世界經濟中居邊緣地位，繼續充當著發達國家的資源供應地和商品銷售市場的角色。經濟落後使得一些發展中國家形成對發達國家的依賴，經濟獨立難以維持。一些發達國家在同這些經濟落後的發展中國家交往時，經常將經濟合作、經濟援助作為向這些國家進行文化滲透、價值觀傳播的工具，甚至幹涉其內政，從而侵蝕其政治獨立。
然而，也有一大批發展中國家在獲得政治獨立後，奮發圖強，改革開放，探索適合本國國情的發展道路，最終實現了經濟快速發展。金磚國家由概念成為現實，比如像中國、印度、巴西這樣的發展中大國，經濟發展成就受到公認，發展前景更受期待。二十國集團在2008年全球金融危機爆發後活躍於國際舞台，顯示出發達國家對新興市場國家和發展中大國的重視。
非西方國家——發展中國家以及像俄羅斯這樣的新興市場國家——的總人口占世界的85%，而且擁有豐富的資源，發展潛力巨大。隻要這些國家能夠找到適合自己國情的發展道路，必定會不斷取得發展成就。已經走在經濟崛起之路上的非西方國家無疑會提供越來越多的經驗。可以預計，未來會有越來越多的非西方國家加入到群體性崛起的行列，從而使非西方國家的整體實力增強。就像當年民族解放運動是個大趨勢一樣，非西方國家在經濟上崛起也是個大趨勢。實際上，發展中國家的經濟總量已經超過發達國家。這是一個更帶全局性的格局變化。盡管發展中國家在總體實力上超越發達國家還需要時日，但是它們在國際政治舞台上的地位與作用絕對不能再被漠視了。
伴隨著非西方國家的群體性崛起以及與之密切相關的多極化與非極化，非西方國家在國際舞台上的地位也應當相應提高，而這一進程必然伴隨著國際體係的變革以及國際關係的進化。
世界格局是國際秩序存在的基礎，二者是國際體係的主要構成內容。也有學者將國際格局視為國際秩序的組成部分，但是嚴格意義上說，兩者內涵和外延有明顯的區別。冷戰結束後，世界格局朝多極化方向演進，但是國際秩序並無明顯變化。比較起來，國際秩序穩定性較強，而世界格局穩定性較差。通常是世界格局的變化引起國際秩序的調整，進而導致國際體係演變。從國際關係史來看，國際體係演變基本上是與世界（國際）格局變化相一致的。三十年戰爭後形成了威斯特伐利亞體係，這個體係的建立者就是主要戰勝國，即法國、瑞典、荷蘭以及雖受戰爭重創但仍保持大國地位的西班牙。從格局角度說，這是個多極格局。由於威斯特伐利亞體係隻適用於西歐，所以那時的格局隻能算是區域性的國際格局。在東亞地區則是中國主導的朝貢體係下的“單極”格局。威斯特伐利亞體係的最鮮明特點是確立了主權國家為主要國際行為體，這一點直到現在仍未改變。從這個意義上說，現在的國際體係仍然是威斯特伐利亞體係的延續，隻不過是其“變型”而已，後來的國際體係改變的隻是枝節，而非根本。主權國家原則就是一種國際行為規範，所以，威斯特伐利亞體係也包含著一種國際秩序。法國大革命和拿破侖戰爭顛覆了三十年戰爭後形成的多極國際格局，因此也終結了威斯特伐利亞體係。正如托克維爾所說，法國大革命“沒有自己的疆域；不僅如此，它的影響可以說已從地圖上抹掉了所有的舊國界”。拿破侖戰爭後形成的維也納體係，也是建立在多極國際格局基礎上，隻不過是舞台上的主角變了，主宰歐洲事務的大國變成了英國、俄國、奧地利和普魯士，後來法國也加入這個行列（實際上，這五國早在拿破侖戰爭前許久就已成為歐洲政治舞台上的主角）。維也納體係的顯著特點是在國際秩序上有了一大進步。四大國建立了“歐洲協調”機製，以避免大國之間的戰爭。第一次世界大戰後建立的凡爾賽——華盛頓體係也是以多極國際格局為基礎，不過這時的國際舞台放大了，美國和日本加入了主角的行列，這時的國際格局突破了歐洲地域，具有了世界性，但是仍然難以被視為世界格局，因為像蘇聯、德國這樣的大國以及眾多亞非拉國家都未在體係內。凡爾賽——華盛頓體係在國際秩序上也有重大進步，就是建立了國際聯盟。與“歐洲協調”相比，國際聯盟是正式的國際組織，是較高層次的國際機製。第二次世界大戰後形成的雅爾塔體係，最初也是建立在多極世界格局的基礎上，美蘇英中四大國共同創建了聯合國。在國際秩序上，聯合國比國際聯盟更完善。
當然，國際秩序演變與國際格局變化並非總是保持一致。1870年德國統一後，實際上已經顛覆了維也納體係的多極格局，但是國際秩序並無調整，也沒有一個相應的國際體係形成。以後，美國和日本崛起，國際格局進一步演變，但是直到第一次世界大戰爆發，國際秩序也無變化。當然，也有另一種脫節情況，即格局未變，但秩序變了。比如，維也納體係到1848年歐洲革命後就名存實亡，大國協調機製基本上不再發揮作用。但是這時的國際格局尚未有實質性改變。
總的來看，國際格局變化通常會導致國際秩序的變革，或者說國際秩序變革的主要動因是國際格局變化，而國際秩序變革又會鞏固已經形成的新格局。世界（國際）格局變化是國際戰略力量特別是大國力量對比變化的結果，當現行秩序不能滿足新崛起戰略力量的需求時，就需要變革。當國際秩序不能和平地變革時，也就是崛起力量與守成力量之間的矛盾不能通過和平方式解決時，戰爭就會到來，舊秩序不複存在，因為國際社會已經失去“有條理、不混亂的情況”。戰爭過後，勝利者便試圖構建新的秩序，以固化已經形成的新格局。
全球治理已經成為世界各國普遍關注的問題。全球治理的推進需要重構國際秩序，這種重構會促進國際關係現代化。
自從開啟了全球化進程就實際上有了全球治理。但是全球治理隻是在最近幾十年特別是冷戰結束之後才引起學界廣泛關注和研究。這一點與全球化本身很相似。全球化進程開始於哥倫布發現新大陸，但全球化一詞一直到冷戰結束後才成為“熱詞”。無論是全球化還是全球治理，在冷戰結束前之所以不受關注，主要原因在於那時兩大軍事政治集團的冷戰對抗是高熱的話題，全球化被掩映在兩個政治經濟體係對立的圖景中，全球治理更是被戰爭與和平問題擠到了舞台的邊緣。實際上，在全球化進程開啟後的幾百年間，全球治理一直存在著，比如在貿易、金融領域。在安全領域，也一直存在著全球治理的努力，比如自威斯伐利亞體係形成後，國際社會在製約戰爭、維護和平上的作為。不過，一方麵由於國家間利益矛盾突出，共同利益淡薄，另一方麵由於關乎全人類利益的全球性問題不像現在這樣嚴重，所以那時的全球治理更多地是從屬於國家利益的維護。
隨著全球化的推進，需要全人類共同麵對的全球性問題越來越多，全球治理的重要性日益突顯。全球治理呼喚全球合作。推進全球合作需要建設全球合作機製。實際上，聯合國就是順應全球治理與全球合作的要求應運而生的。70多年來，聯合國在維護和平、裁減軍備、限製大規模殺傷性武器擴散、解決國際衝突以及促進經濟社會發展等領域做了許多工作，有很多貢獻。其他一些國際組織在促進全球合作上也發揮了重要作用，比如在應對爆發於2008年的全球金融危機中，二十國集團就發揮了不可替代的作用，成了全球經濟金融合作的重要機製。還有像世界貿易組織、國際貨幣基金組織、世界銀行、世界衛生組織等國際組織，也都是重要的全球合作機製。
加強全球治理，需要不斷改革、完善國際秩序，使之更加公正合理。然而，現行國際秩序是由西方發達國家建立的，在製度設計上更有利於維護它們的利益，其不公正、不合理性是相當明顯的。發展中國家雖然可以在這個秩序下實現發展，但是要付出很大代價；特別是已經崛起的發展中大國，要在國際事務中發揮其應有的作用，卻經常受到這個秩序中不公正、不合理成份的束縛。因此，國際秩序變革勢在必行。
國際秩序是指使國際社會正常運行的行為規範及其保障機製。國際行為規範通常體現為國際規則、國際協議、國際慣例等；保障機製通常體現為國際組織、國際會議以及相關國家都認可的組織形式。
現行國際秩序可分為政治秩序和經濟秩序兩個方麵，它們既相互獨立又密切相關，均形成於二戰後。如果說國際經濟秩序是由以美國為首的西方主導的話，那麼國際政治秩序則隻能說是西方占優勢。
現行國際政治秩序是雙軌製：一方麵是以聯合國為載體的秩序，即聯合國秩序；另一方麵是大國強權主導的秩序，即強權秩序。
聯合國秩序具有較強的普遍性，全世界絕大多數國家都是聯合國成員，都受聯合國秩序的約束。有學者將這個秩序稱為“是各國必須首先遵守的‘大秩序’”，不無道理。
聯合國秩序總體上是公正、合理的。聯合國的主要宗旨就是在主權國家平等的基礎上通過合作來維護世界和平以及人權。中國等發展中國家倡導的和平共處五項原則，與聯合國的主要宗旨基本一致。在聯合國框架下有兩個重要的處理國際政治與安全事務的合作機製：一個是安全理事會（安理會），一個是聯合國大會（聯大）。在安理會這個機製中又有兩個層次：五個常任理事國都擁有否決權，這實際上就是五大國協調機製；安理會非常任理事國都是“五常”之外比較有影響的國家，其作用也不可忽視。聯大體現了國際關係民主化的原則，國家無論大小、強弱、窮富，都有平等的表決權。聯大的作用也不可低估。美國就是利用聯大這個機製，使新中國在成立22年後才得以重返聯合國。
總體上看，聯合國的製度設計還是比較公正的。雖然西方國家無論是在安理會還是聯大都占有優勢，但並不能完全操控這兩個機製。更為重要的是，與聯合國秩序密切相關的“敵國條款”還是防止第二次世界大戰的悲劇重演，進而維護世界和平的重要法律保障。從這個意義上說，“戰後國際秩序”也就是聯合國秩序。
成立聯合國的初衷就是實現大國合作以及全球合作，以維護世界和平，促進人類進步。參與創建聯合國的主要大國均是反法西斯戰爭的主要戰勝國，其中既有美國和英國這樣的西方資本主義國家，也有蘇聯這樣的社會主義國家，還有像中國這樣剛剛擺脫殖民地半殖民地身份的發展中國家。按聯合國的主要倡議者羅斯福總統的設想，四大國要精誠合作，扮演維護世界和平的“四大警察”角色。這四個大國，後來又加上法國，就成了安理會的常任理事國，擁有否決權。以後這五大國又成了合法的有核國家。二戰結束70多年來，這五大國相互之間沒有直接發生戰爭（朝鮮戰爭時，中華人民共和國尚未恢複聯合國席位及安理會常任理事國席位），與這種製度設計有直接關係。
聯合國秩序一直受到強權秩序的挑戰。二戰後，強權秩序的發展分兩個階段：一是冷戰期間美蘇兩大強權主導，二是冷戰結束後以美國為首的西方主導。
聯合國成立不久，世界就陷入了冷戰對抗之中，美蘇在全球範圍內爭奪霸權，都試圖將自己主導的秩序擴展到全世界。在安理會，美英法與蘇聯對壘，聯合國成了冷戰對抗雙方的外交舞台，其應有的功能未能有效發揮出來。在強權秩序下，兩大陣營內部各有一套與聯合國主權平等原則不一致的行事方式。在西方陣營，美國是盟主，在一些盟國有駐軍，這就意味著這些盟國同美國是不平等的。在蘇聯陣營，盛行“主權有限論”，蘇聯出兵匈牙利、捷克，西方占優勢地位的聯合國及其安理會並未阻止。
不過，在冷戰時期，聯合國仍然顯示出其存在價值。隨著第三世界興起，聯合國的成員結構逐漸改變，不屬兩大集團任何一方、走獨立自主道路的國家越來越多。特別是中國恢複聯合國合法席位和安理會常任理事國席位後，站在第三世界一邊，代表發展中國家說話。安理會和聯大出現三足鼎立局麵。此外，不管怎樣，世界上有許多事務是兩大陣營解決不了的，除了安全事務外，在經濟社會發展、人權、教育、科學、文化、海洋、軍控、氣候變化等事務中，聯合國發揮了不可替代的積極作用。可以說，聯合國秩序與強權秩序並存並行。
冷戰結束後，聯合國迎來了發展機遇，因為冷戰背景下的強權秩序消失了，冷戰對抗對“五常”協調的製約也不複存在。然而，美國打造單極世界的努力又給聯合國秩序帶來嚴峻挑戰。西方七國集團、北約等組織和機製成為美國推進霸權戰略的工具，聯合國的作用時常被這些機製取代。尤其是美國等西方大國大行幹涉主義，高舉“人權高於主權”的旗幟，不經聯合國授權便打擊聯合國成員國，直接挑戰了聯合國的權威。不僅如此，西方大國還試圖建立“世界新秩序”，進一步弱化聯合國秩序，使之服從於西方強權秩序。可以說，這一時期是聯合國秩序與西方強權秩序或單極秩序並行。
冷戰結束後，聯合國秩序除了受到西方強權秩序的挑戰外，還遭受另一種挑戰：有些國家為了本國利益不時挑戰聯合國的權威，比如印度、巴基斯坦、朝鮮發展核武器。當然，相比之下，西方強權秩序的挑戰更帶有根本性。
無論是冷戰強權秩序還是西方強權秩序，都帶有強權政治和霸權主義色彩，其不公正、不合理性是十分明顯的。國際政治秩序變革的主要方向就是弱化強權秩序，同時強化聯合國秩序。
現行國際經濟秩序的建立幾乎與聯合國秩序同步。此前存在過英國主導的國際經濟秩序，主要表現為“金本位下的自由貿易體製”。不過與二戰後建立的秩序相比還屬於初級形態。現行國際經濟秩序的主要載體就是布雷頓森林體係及其“變型”。以世界銀行（WB）、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和關貿總協定（GATT）\/世界貿易組織（WTO）這三大機構為主要載體而構成的布雷頓森林體係對維護世界經濟穩定起了很大作用，二戰後未再發生像1929—1933年那樣的大蕭條，與此有很大關係。雖然後來這個體係遇到危機並做出重大調整，以至於有人稱“布雷頓森林體係崩潰”，但是這三大機構及其基本規範至今仍在發揮作用。牙買加體係隻是改變了布雷頓森林體係的一些枝節，可算是布雷頓森林體係的變型，兩者並無本質區別。
冷戰期間，在蘇聯集團內有一個特殊的經濟秩序，以經濟互助委員會（經互會）為主要載體，基本上是計劃經濟的延伸和放大，對集團之外的國家影響甚微。冷戰結束後，這個秩序自行消亡。
無論是布雷頓森林體係還是牙買加體係，都是西方國家主導的，像蘇聯（俄羅斯）、中國這樣的非西方大國在其中的地位與作用相當有限，這一點與聯合國有很大不同。現行國際經濟秩序的不公正、不合理性更加明顯。它是發達國家的俱樂部，不具有聯合國那樣的普遍性。西方七國集團操控著支撐這個體係的三大機構。早在1967年，一些發展中國家就在《阿爾及爾憲章》中正式提出建立國際經濟新秩序的主張。在1974年的聯合國大會第六屆特別會議上，發展中國家聯合起來，呼籲建立國際經濟新秩序。隨著中國、印度這些發展中大國的崛起，現行國際經濟秩序的缺陷愈加明顯。在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和世界銀行，發達國家試圖維護其壟斷地位，不願向中國等發展中大國轉讓與其地位相稱的基金份額和投票權，促使它們另辟蹊徑，比如中國挑頭組建亞洲基礎設置投資銀行（亞投行）。亞投行雖然不一定會撼動現行國際金融秩序和經濟秩序，但畢竟是釋放出了一個信號：國際經濟秩序應當考慮非西方大國的利益和訴求，國際話語權和規則製定權應當與國家實力相匹配。金磚國家集團的形成以及相關機製的建立，也有重構國際秩序的意味。
西方在現行國際經濟秩序中的主導地位為其在國際政治秩序中的優勢地位提供了良好的條件。可以說，現行國際經濟秩序為西方強權秩序打下了堅實的經濟基礎。而西方國家奉行強權政治，在一定程度上又有利於維護現行國際經濟秩序。
二戰後世界格局演進至今都在和平地進行，與之相應，國際秩序基本上保持穩定。美蘇冷戰的進行與結束都未顛覆聯合國秩序以及西方主導的國際經濟秩序。多極化與非極化以及與兩者密切相關的非西方化也沒有改變西方強權秩序。在國際秩序變革上的主要矛盾就是崛起的非西方國家與西方國家集團之間的矛盾。非西方國家要求改革或重構國際經濟秩序，同時弱化西方強權政治秩序，強化聯合國秩序；而西方國家集團則試圖維護現行國際經濟秩序並強化西方強權政治秩序。西方國家集團之間在國際秩序問題上雖然有矛盾，比如歐盟就不認同美國打造以單極格局為基礎的國際政治秩序，但是總體上它們利益一致，有共同的訴求。而且西方國家都有同盟關係，有西方七國集團、北約這樣比較成熟的合作機製，比較容易形成共同立場。相比之下，非西方國家則有明顯的劣勢。
從發展趨勢看，世界格局的演進仍將和平地進行。像中國這樣的崛起中大國明確要走和平發展道路，守成大國在主觀上也準備接納和平崛起的大國，盡管都不同程度地存在著焦慮和不適應。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向中國做出妥協，增加基金份額和投票權就展示了這種接納的姿態。這種狀況決定，國際秩序的變革之路必定是和平的，非西方國家要通過和平的博弈來推動國際秩序的不斷改革，而西方國家則需要審時度勢，及時調整對外戰略，以適應這種變革。英法德意等歐洲大國不顧美國的阻撓加入亞投行，就反映了這種動向。但是也要看到，西方大國在國際秩序問題上的共同利益遠遠大於分歧，它們團結一致應對非西方國家挑戰的勢頭已經顯現。2015年西方七國集團會議發表關於中國南海問題的聲明，就顯示出這種傾向。雖然美日之外的五國同中國之間不存在地緣政治上的矛盾，在南海問題上也沒有明顯的利益訴求，但是它們還是願意站到本集團成員一邊，因為它們也屬於守成大國之列。
總的來看，當前國際政治秩序仍然是雙軌製，聯合國秩序與強權秩序並存並行；國際經濟秩序仍然由西方主導，盡管出現了挑戰這個秩序的因素。國際秩序變革的前景取決於西方國家與非西方國家這兩股力量的博弈。對非西方國家來說，在西方國家仍然居強勢地位並力圖維護現行秩序的情況下，不可能對現行秩序進行破舊立新式的變革，進而建立全新的秩序。可行的路徑是通過同西方國家的合作並輔以必要的鬥爭來漸進地改革現行秩序，不斷增大在國際秩序中的話語權並推動國際秩序朝著更有利於自己利益的方向或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發展。對西方國家來說，應認識到國際格局的演進方向是不可逆轉的，要想實現“和平地衰落”、“體麵地衰落”並盡可能長時間地維護其在國際秩序中的地位，也應當審時度勢，順應潮流，接受新興大國“和平地崛起”以及與之相伴隨的合理訴求。在國際秩序變革問題上，西方與非西方隻有合作才能達到共贏，否則必定是雙輸。基辛格在談世界秩序時稱，在這個秩序下，“所有國家都需要合作，而不是對抗”。由此可以推論，在變革現行秩序上，所有國家也需要合作，而不是對抗。奧巴馬政府將維持美國所領導的國際秩序視為國家安全戰略的重要目標，並將合作作為其實現目標的重要途徑，特別是同大國的合作。“我們將繼續同既有的大國和正崛起的大國合作，以推進我們共享的安全並保衛我們共有的人類，盡管我們之間在經濟等領域存在競爭”。
通過加強國際合作來推動國際秩序重構和國際體係變革，已經成為世界主要戰略力量的共識，盡管其間會充滿著國家間的競爭，特別是大國之間的戰略博弈。這種態勢構成了國際關係現代化的重要推動力量，同時也是國際關係現代化的重要環境。
時代主題、國際體係變革、全球治理與國際秩序重構，這些因素構成國際關係現代化的現實環境。在這些因素的綜合作用下，國際關係已經發生深刻變化。雖然主權國家之間的競爭依然存在，但是國家之間在和平共處的基礎上尋求合作已經逐漸成為主流，互相為敵、惡性競爭已經成為支流，甚至是個案。這種趨勢在大國關係中體現得更為明顯。
冷戰結束後，大國關係呈現出不同於以往的新特征，雖然同盟關係仍然存在，但是截然的敵對關係卻未出現，那些非盟友關係的大國，實際上處於非敵非友、既競爭又合作的狀態，雖然同“不衝突、不對抗，相互尊重，合作共贏”新型大國關係的要求還有相當大的距離，但是已經具備了其一些要素，比如不對抗、不衝突、合作共贏。這種非敵非友、既競爭又合作的大國關係，可以稱作“準新型大國關係”。
準新型大國關係形成並得以發展的基礎就是現存的時代與世界。對這個時代與世界，習近平總書記的描述是：“我們所處的是一個風雲變幻的時代，麵對的是一個日新月異的世界。”這個世界的主要特征有：“和平、發展、合作、共贏成為時代潮流”；“一大批新興市場國家和發展中國家走上發展的快車道”；“各國相互聯係、相互依存的程度空前加深”；“人類仍然麵臨諸多難題和挑戰”。
時代與世界狀況對大國關係的影響主要體現在兩個方麵：一是在以和平與發展為主題的全球化時代，大國之間的共同利益明顯增多，尤其是在維護世界和平與相互借重促進本國發展上，大國之間的共同利益遠遠超越了相互之間在意識形態、地緣戰略等方麵的矛盾；二是在全球化、多極化和非極化的作用下，國際矛盾越來越錯綜複雜，使大國之間的固有矛盾被相對弱化。
國際矛盾錯綜複雜可謂是當今國際政治的一大特征。如果用矛盾來描述當今國際政治的話，那麼主要矛盾僅限於議題、問題上，在國家間關係中，主要矛盾並不突出。如果從和平與發展兩大主題的角度來考慮問題，那麼當今世界並不存在像冷戰時期美蘇矛盾那樣影響全局、危及世界和平的矛盾；南北矛盾也未體現在哪兩個或幾個國家之間。不同的人在觀察世界政治時，會因關注點不同而強調不同問題及由此帶來的國家間矛盾。從國際安全的角度看，“9·11”後的十年間，可以說存在著相對突出的矛盾。但是，這個“主要矛盾”並不是在大國之間，而是在美國與恐怖主義及極端伊斯蘭勢力之間。這些挑戰美國的“小角色”們實際上都是獨立自主的，並不受某個大國的控製和操縱。雖然在美國的全球戰略中，防範崛起大國的挑戰一直是最重要目標之一，而且美國政府正加大對崛起大國的關注力度，但是，美國並不想與之走向對抗，而是在競爭的同時尋求合作。
國際矛盾錯綜複雜除了表現為主要矛盾不突出外，更反映在針對不同議題的國家間關係上。近年來，在不同的議題上，世界各國形成了不同的組合：在反恐上，世界絕大多數國家為一方，國際恐怖組織為另一方；在防止核擴散上，世界大多數國家為一方，伊朗、朝鮮等尋求核力量國家為另一方；在朝核問題上，中美日俄韓五國為一方麵，朝鮮為另一方；在伊朗核問題上，中美俄英法德六國為一方，伊朗為另一方；在應對氣候變化上，形成了發達國家、以“基礎四國”為代表的新興工業化國家、窮國及小島國三個利益不同的陣營；在歐洲軍事安全上，北約為一方，俄羅斯為另一方麵，且雙方的對立因烏克蘭危機而更加尖銳；在東北亞軍事安全上，美日韓為一方，中俄朝為另一方；在意識形態問題上，美歐日澳加等發達國家和國家集團為一方，中越朝老古五個社會主義國家為另一方；在“推進民主”上，“民主共同體”近130個成員國為一方，其他非“民主共同體”成員為另一方；在推進共同發展上，發達國家為一方，發展中國家為另一方；在國際金融體係改革上，美國試圖維護美元霸權，而中日德法印俄等製造業大國則謀求改革現有國際金融體係；在石油安全和價格問題上，石油出口國為一方，依賴石油進口的工業國為另一方；在日本曆史問題上，中俄韓朝為一方，有時美國也加入這一方，日本為另一方；在聯合國安理會改革上，日德印巴組成的“四國集團”為一方，“團結謀共識運動”則是與之針鋒相對的另一方，而現有的常任理事國基本上偏向“團結謀共識運動”一方；在推進世界格局多極化上，中俄法印巴等有希望成為一極的大國為一方，而不可能成為極的中小國家以及美國為另一方；在南海爭端上，近年越南、菲律賓與中國尖銳對立，而馬來西亞、文萊和印尼則相對溫和，但是圍繞“九段線”問題，越菲馬文印尼則為一方，中國大陸和台灣地區則為另一方；在北極爭端上，俄羅斯為一方，挪威、丹麥、加拿大、美國為另一方；在巴以衝突問題上，阿拉伯國家和伊朗為一方，以色列和美國為另一方；在人權問題上，美歐為一方，中國及一些發展中國家為另一方；在防止世界大戰上，全世界國家為一方，個別國家軍工利益集團為另一方；等等。
在上述兩個背景同時也是影響因素的作用下，冷戰後的大國關係發生了深刻的變化，形成了準新型大國關係，突出表現在兩個方麵：
第一方麵是在競爭中合作成為大國關係的基本形態。具體表現為：傳統的民族國家之間的利益差異沒有消除，大國間存在著競爭關係；但同時大國之間的共同利益越來越多。“9·11”後形成了兩個競賽場：一個是包括大國在內的世界絕大多數國家共同麵臨恐怖主義威脅及其他全球性問題；另一個是大國之間爭奪戰略、經濟、政治等方麵利益的競爭仍然相當激烈，不過都尋求通過合作來解決利益矛盾。
準新型大國關係的第二方麵表現是綜合國力競爭成為大國間競爭的主要方式。在兩次世界大戰和冷戰的教訓以及核武器、全球化等因素的作用下，大國之間競爭已主要不是軍事競爭，不再是攻城略地，搶奪財富。競爭的主要方式轉為以經濟和科技為核心的綜合實力競爭，軍事實力的作用相當有限。
國際關係特別是大國關係的現狀為國際關係現代化奠定了深厚的基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