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主義的核心詞彙“世界”直接體現的也是自然屬性。所謂“世界”，就是“地球上所有地方”，強調的是地理範圍。在現實國際關係的話語體係中，“世界”一詞通常與“國家”、“地區”、“洲”相對應。當我們看普通的世界地圖時，看到的隻是地理意義上的世界，荒無人煙的南極州或大沙漠，同人口密集的大城市，沒有什麼本質區別。可見，“世界”和世界主義概念未能反映人類本位的含義。有時，人們將世界主義與全球主義等同起來。實際上，在漢語中，“全球”就是“全世界”。
從理論曆史來看，全球主義作為一種國際政治思潮早就出現了，其基本含義是：“超越世界上不同的民族、國家、文化、經濟發展水平以及製度形式、地理分割，而認為世界屬於一家和世界可以成為一家的觀念。”學者們普遍認為，創立於1968年的羅馬俱樂部是全球主義理論的創始者。在1969年發表的報告《橫向斷層》中，羅馬俱樂部提出西歐文明將麵臨一係列地球環境的危機。基於這種危機意識，發表於1972年的報告《增長的極限》指出：如果人口和經濟像現在這樣持續膨脹式地增長，那麼不用一百年地球上的增長將達到極限；超越地球上有限的資源和環境限度將會招致地球毀滅的後果。此後，全球主義的思想很快為國際社會接受。1972年聯合國環境會議發表的非正式報告鮮明的指出：“我們已進入了人類進化的全球性階段，每個人顯然有兩個國家，一個是自己的祖國，另一個是地球這顆行星。”可以看出，全球主義發端於西方，開始也是站在西方文明發展的立場上看問題。雖然那些西方全球主義者在關注人類和地球的命運這一點具有巨大積極意義，但是畢竟其立場決定了其視野存在明顯的局限性。他們隻看到發達國家“增長的極限”，而未考慮到地球上還有更多的人類需要發展。如何將廣大發展中國家的發展訴求與“增長的極限”統籌考量，是當今人類社會和國際關係所麵臨的一個重大課題。在解決這個課題上，已有的全球主義理論顯然力不從心。
就理論發展的曆史來看，世界主義要比全球主義久遠。而且“世界”這個詞語要比“全球”古老得多，直到地理大發現之前，人們心目中的“世界”還跟“球體”沒有必然聯係。盡管公元二世紀古羅馬帝國時期的哲學家托勒密提出了“地球是宇宙中心”的學說，有了“地球”的概念，但是這個學說並未得到普遍認可，而且大地是個“球體”也長期未得到驗證。
學者們普遍認為，世界主義始於古希臘斯多葛派。這個創立於公元前300年左右的哲學流派“主張建立一個以理性為基礎的世界國家，世界乃每一個人的祖國。世界主義不強調民族傳統，主張淡化民族主權”。世界主義後來在基督教中得到發揚光大。德國哲學家康德是世界主義的集大成者。他設想通過建立一個“世界共和國”來實現“永久和平”，並提出一套構建“世界共和國”的路徑。馬克思主義的共產主義理想以及世界曆史理論，也帶有濃厚世界主義的色彩，也可以算是世界主義的一個流派。青年毛澤東就稱：“這種世界主義，就是四海同胞主義，就是願意自己好，也願意別人好的主義，也就是所謂社會主義。”西方的自由主義則是世界主義的另一個重要流派。美國曆史學家麥克尼爾認為，“西方的興起”開創了“全球範圍的世界主義”。伊斯蘭教也是主張世界主義的。在伊斯蘭教看來，人類都是安拉創造的，不論哪個種族和民族都是一樣的，根本沒有什麼區別。法西斯主義也有世界主義傾向，隻不過是將世界上的民族分出了等級。希特勒聲稱：“在遙遠的將來，我們都深切地知道人類必須要應付這種種難題；到了那時，最高貴的民族必定做著世界的盟主，而且受萬國所擁戴。”這種紛雜的理論曆史，決定了世界主義的局限。每一個流派都從自己的理論體係和意識形態出發來理解“世界”並闡釋世界主義，進而用之指導本國的對外政策。蘇聯的“世界革命論”就是以蘇聯版世界主義為理論基礎。當今西方世界，特別是美國，向世界各國“推進民主”、推廣“普世價值”，就是要以自由主義為理論基礎，以西方為中心和樣板來改造世界。在這種情況下，世界主義“客觀上為帝國主義強國統治世界提供了理論依據”。因此，用世界主義來指導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顯然是有問題的，容易帶來理論紛爭和思想混亂。
提出人類主義概念就是要克服全球主義和世界主義的局限，在汲取全球主義和世界主義理論合理內核的基礎上，構建更適應於人類命運共同體的理論。
1．人類主義的定義
在國際關係領域，所謂人類主義，就是以人類為本位，以人類的整體利益和命運出發來處理國際關係的觀點、理念以及相應的行為規範。
2．人類主義的理論定位
人類主義是指導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的理論，是一種國際關係本體論，要解決或回答的是“國家在處理對外關係時應當以什麼為本位或出發點？”的問題。
有學者從哲學、倫理學、社會學等學科角度探討人類主義。這些學科中的人類主義與國際關係中的人類主義有相通之處，但側重點不同。
3．人類主義的基本要義
第一，人類主義以人類為本位，是人類中心論。在人類主義的視野裏，地球是人類生存和生活的家園，所以要保護地球。但這並不意味著地球是人類永遠的家園，地球上的其他物種不具有跟人類同等的地位。
第二，在人類主義的視野中，世界是一個整體。人類主義是世界整體論。在這一個點上，人類主義是與國家主義、民族主義相區別的，甚至有明顯的對立成分。
第三，與全球主義和世界主義不同，人類主義並非與國家主義和民族主義完全對立。人類主義正視主權國家是國際政治主要行為體這個客觀現實，並不否定國家利益和民族利益，而是主張將國家利益、民族利益與人類共同利益有機結合起來。任何國家和民族都不應當將自己的利益置於人類共同利益之上，甚至與人類共同利益根本對立。
第四，人類主義並不寄望建立能取代國家的“世界政府”，而是主張通過主權國家的合作來推進全球治理，維護人類共同利益。良好的國家治理是推進全球治理的基礎和前提。隻有那些治理良好的國家才能提供優質的國際合作，才能在全球治理中發揮建設性作用。那些缺乏有效治理的國家，往往會成為全球治理的問題，成為國際社會的負擔和亂源。當然，如果將來具備了建立世界政府的條件，人類主義並不拒絕這種選擇，甚至還會積極推動去實現這種前景。在世界政府性質的機構出現之前，人類主義支持那些有利於維護人類共同利益的超國家機構的存在與完善，比如聯合國。
第五，在人類主義視野中，在當今時代，人類有著共同的命運，這為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提供了現實基礎和依據。人類共同命運主要體現在共同利益、共同價值和共同責任這三個層麵。與之相應，人類命運共同體應當由三個層次內容組成：一是利益共同體，包括發展利益和安全利益；二是價值共同體，人類有共同的價值觀，在當今時代，和平、發展、平等、公正、民主、自由、人權、合作等，就是人類主流共享的價值觀；三是責任共同體，在關乎人類命運的重大問題上，世界各國、各民族都有責任和義務攜手應對。
第六，在人類主義的視野中，世界不存在中心與邊緣之別，所有民族、人群都是人類的成員，他們在法理上都是平等的。世界不同地區、國家、民族，隻有發展程度、文明文化、社會製度等方麵的差別，而不存在作為人類組成部分在地位上的差別。
第七，基於人類主義的基本行為規範應當包括：阻止核戰爭以及有可能引發核戰爭的常規戰爭；阻止核武器及其他大規模殺傷性武器擴散；在應對氣候變化等有可能給地球生態帶來災難性破壞的問題上采取積極態度，各國都擔負應當承擔的責任；積極應對大規模傳染病；防止並遏止種族滅絕行為；防止曾經給人類造成巨大災難的法西斯主義、軍國主義複活；反對一切形式的恐怖主義以及作為恐怖主義思想基礎的各種極端主義；積極應對貧困問題以及有可能造成大範圍貧困的自然災害。以上是最基本的人類主義行為規範。隨著人類主義的實踐即人類命運共同體的構建，還可以確定更高標準的行為規範。比如阻止包括內戰在內的局部戰爭。從人類本位理念出發，人類之間相互殘殺是非理性行為，應當被阻止。
總之，人類主義關注全人類的利益和命運，但並不否定國家主義和民族主義，人類主義所反對的是極端國家主義和極端民族主義。
人本主義是源自西方的一種哲學流派，是自由主義的哲學基礎。人本主義強調的是個體的人，主張人的自由及各種權利。個人主義就是人本主義的一種異化。而人類主義關注的是作為整體的人類，盡管整體的人類是由個體的人組成的。
馬克思主義將個體的人與整體的人類有機地統一到一起。在《共產黨宣言》中，馬恩提出在未來取代階級社會的“聯合體”中，“每個人的自由發展是一切人的自由發展的條件”。人類主義的觀點與馬克思、恩格斯的思想相符。
曆史唯物論中的“人民”與“人類”的含義不同。“人民”是指“人民群眾”，即“以勞動群眾為主體的社會基本成員”。“人民”在通常意義上運用於國內政治，講“世界人民”時也是意指“世界各國人民”，言者心目中的“人民”內涵與國內政治中的相同；而“人類”則跨過國界，麵向全球，更多運用於國際政治和國際關係。但是，無論是“人民”還是“人類”，核心字眼都是“人”，二者有相通之處，關注的都是人的大多數。“人民”不包括人民公敵、反動派等社會中非主流個體和人群；“人類”也不包括敵視人類的恐怖主義等勢力。
合作主義是指導國際合作的理論，是一種國際關係方法論，要解決或回答的是“國家之間為什麼必須進行合作”以及“如何確保實現可持續合作”的問題。合作主義是適用於解釋並指導構建以合作共贏為核心的新型國際關係特別是新型大國關係的理論。而新型國際關係正是國際關係現代化的形態或麵貌。
進入21世紀第二個十年以來，伴隨著中國經濟的快速發展和美國綜合國力的相對衰退，圍繞著中美之間能否不再上演“大國政治的悲劇”，避免陷入守成大國與崛起大國之間必有一戰的“修昔底德陷阱”，中美關係走向成為國際社會和學術界普遍關心的問題。中美之間的困境實際上提出了一個在新的曆史時期，如何構建大國關係的問題。
按國家實力地位和國家間關係特征劃分，大國關係可分為兩類：一類是普通大國與超級大國之間以及普通大國相互之間的關係，比如目前俄羅斯、日本、印度同美國之間的關係，中俄日印之間的關係；另一類是崛起大國與守成大國之間的關係，比如目前的中美關係。據此，新型大國關係就有廣義和狹義之分：廣義的新型大國關係涵蓋了所有大國關係；而狹義的新型大國關係則專指第二類大國關係。構建新型大國關係問題緣起於中美關係，目前學界也主要是圍繞構建中美新型大國關係而展開研究。當然，兩類大國關係又有相通之處，針對構建難度更大、要求更高的狹義新型大國關係的原理都適用於廣義新型大國關係。本書也是以狹義新型大國關係為研究對象，但是最後落腳點則是廣義的新型大國關係。
2013年，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首次以元首身份訪問美國時提出，要積極探索走出一條新型大國關係之路，這是“前無古人、後啟來者”的創舉。這表明，新一屆中國領導人要以“構建新型大國關係”作為破解“修昔底德陷阱”問題的出路。之後，學術界對新型大國關係做了大量研究，產生了許多有價值的成果。在已有的研究成果中，有些涉及到新型大國關係的理論基礎。如楊潔勉提出了新型大國關係的理論構建問題，王義桅提出將“和合共生”作為新型大國關係的理論基石。除此之外，和合主義、國際主義、世界主義、全球主義、相互依賴等理論對新型大國關係的建構也有一定的解釋力。
但是，上述理論也存在一定的局限性。和合共生、和合主義均強調了和平與合作。但是，兩者均未反映出當今的時代特征和國際政治的全貌。和平隻是時代主題之一，通過合作謀和平也隻是國際社會應當努力的內容之一。當今世界的另一主題是發展，國與國之間的交往更大量地是圍繞著發展問題產生的，而和合主義並未涵蓋發展問題。另外，這兩個理論都強調“和”與“合”是中國文化的精髓，因此具有鮮明的“中國特色”，這反而會在構建新型大國關係由國內向國外傳播的過程中遇到阻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