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際主義、世界主義、全球主義等理論則因在中國與美國等西方國家有不同的內涵和適用範圍，容易引起歧見和紛爭。在中國語境中，國際主義與國際共產主義運動密切相關，是無產階級政黨和社會主義國家在處理相互之間關係時奉行的原則，通常與愛國主義、民族主義相對而言。近年來，有中國學者試圖對國際主義進行改造，提出“新國際主義”概念，用以指導和平與發展時代和改革開放時期的中國外交。然而，新國際主義仍然顯示出強烈的中國特色。在美國語境中，國際主義通常與孤立主義相對而言，旨在強調美國在國家強大後要走向世界，參與列強之間的競爭。在某種意義上，國際主義就是擴張主義的同義語。至於世界主義和全球主義，雖然強調人類共同利益，但在西方語境中，與全球化進程和“普世價值”的推廣有著密切關係，帶有強烈的西方自由主義色彩。中國提出的和諧世界、全球發展夥伴關係、人類命運共同體等理念蘊含世界主義和全球主義的內容，但又與西方的概念有明顯區別。
相互依賴理論能夠很好地解釋國家間進行合作的動機。但是，該理論作為西方自由製度主義的核心內容，隻是強調了國家之間存在共同利益、在全球化時代越來越相互依賴的一麵，對國家之間的利益分歧、矛盾、衝突缺乏關照。而如何處理好國家之間的利益分歧，防止衝突，恰恰是新型大國關係要解決的首要問題。從曆史經驗教訓來看，國家之間的共同利益並不總是能夠抑製利益分歧。當因利益分歧激化而出現國家全麵對抗時，共同利益也就煙消雲散。
總的來看，已有的用以闡釋新型大國關係的理論都存在一定的局限。但仔細分析會發現，現有理論成果有一個共同點，即對合作的認識。新型大國關係之所以“新”，就是要突破崛起大國與守成大國之間以競爭為主的傳統關係模式，轉為以合作為主。習近平所強調的“推動建立以合作共贏為核心的新型國際關係”就包括新型大國關係。因此，新型大國關係即是超越傳統模式的以合作共贏為核心的大國關係。實際上，“合作”一直是中國政府自改革開放以來在外交中使用頻率最高的詞彙之一。在中共十二大開幕詞中，鄧小平強調：“中國人民珍惜同其他國家和人民的友誼和合作”。十七大報告將“促合作”與“求和平”、“謀發展”並列，視之為“不可阻擋的時代潮流”，並明確要“高舉和平、發展、合作旗幟”。十八大報告進一步提出“合作共贏”理念：“合作共贏，就是要倡導人類命運共同體意識，在追求本國利益時兼顧他國合理關切，在謀求本國發展中促進各國共同發展，建立更加平等均衡的新型全球發展夥伴關係，同舟共濟，權責共擔，增進人類共同利益。”十八大以來，習近平在許多重要場合都強調合作。在博鼇亞洲論壇2015年年會的主旨演講中，習近平提出通過合作共贏邁向亞洲命運共同體。
傳統的大國關係通常都圍繞著霸權的爭奪和維持，競爭、衝突、對抗是主旋律；大國之間雖有合作，但合作形式主要表現為結盟。從本質上講，結盟關係是排他性合作，隱含著對抗思維。盟友之間雖然密切合作，但卻以更大範圍的對抗為前提，因為結盟通常意味著盟友們有共同的對手，結盟是為了更有利於與共同對手對抗。正如學者所言：“結盟對抗是過去西方國際關係最重要的政治經驗，也是傳統西方國際關係理論最核心的概念。”“結盟——集團對抗——戰爭（包括冷戰）——重新結盟”體現的恰恰是結盟式合作的局限性。而且，結盟關係中多是一方為主，其他為屬，難有平等關係，也缺乏真正的相互尊重。而新型大國關係則剔除了結盟關係的弊端，更加突出了合作的作用。然而，已有的闡釋新型大國關係的理論，雖然認識到了“合作”的重要地位，但是卻沒有從意識形態的高度認清合作對於構建新型大國關係核心價值觀方麵的理論作用。
根據目前中國官方對新型大國關係內涵的闡述，“不衝突、不對抗”處於首要位置。這點明了新型大國關係的基本特征和構建的重點、難點所在。這也意味著，新型大國關係中的合作共贏雖然包括但主要不體現在獲取經濟、安全等方麵利益的合作共贏，而是實現“不衝突、不對抗”上的合作共贏。基於此，筆者提出將合作主義作為構建包括新型大國關係在內的新型國際關係的理論基石。
合作主義（Corporatism，又譯為法團主義、組合主義等）源於西方，是解決國家與社會及不同利益群體之間關係的一種理論，屬於國家治理理論，在政治學和社會學領域受到廣泛重視。作為一種理論，合作主義出現在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其宗旨是為實現國家同工會及生產協作組織的合作提供理論指導。到了20世紀80年代，合作主義成為西方學者用來解釋諸多社會問題，特別是國家和社會關係的一種重要理論。國內政治中合作主義的理論範式主要包括兩方麵內容：一是要達到的目的即理論宗旨；二是合作的方式。就理論宗旨來說，合作主義是要實現國內各階級的合作，弱化階級鬥爭，以實現社會和諧，維護資本主義製度的運行。就合作方式來說，合作主義主張通過政府主導實現自上而下的合作，“是一個縱向的合作結構”，“在合作主義模式中，國家居於權威的位置”。
這裏所說的合作主義是指在全球範圍內處理國家之間尤其是大國之間關係的理論，是協調大國利益、管控分歧、防止衝突的一種理論。實際上，衝突與合作是處理大國之間關係的兩種主要方式，尤其是崛起大國與守成大國之間，通常是衝突超越合作，繼而導致全麵對抗乃至戰爭。因此，探討合作之道，為大國合作提供理論指導，有現實意義與學術價值。
目前，西方國際關係理論中的現實主義、自由主義、建構主義以及英國學派，對合作都有一些探索，但也存在缺陷，國內學界對之有較充分的批評。現實主義強調“權力合作論”、自由主義強調“製度合作論”、建構主義強調“文化合作論”、英國學派強調“社會合作論”。在這些理論中，合作隻是該理論核心要素（權力、製度、文化、社會）的派生物，隻是維護國家利益的一種有限手段。
近些年來，中國學者在構建中國特色國際合作理論方麵也做出了有益嚐試。最有代表性的是宋秀琚。他在批判西方國際合作理論的基礎上，將國家能力、國家意願和國際社會作為國際合作理論的基本要素，構建了一個國際合作理論框架，對現實有一定的解釋力。但上述研究著眼的仍是一般性國際合作，而不是構建新型大國關係。本書試圖在中外已有國際合作理論的基礎上提出一種針對構建新型大國關係的理論，並將國內政治中的“合作主義”概念引入國際政治領域。“合作”加上“主義”，旨在強調其理念色彩，突出其為人們尊奉、信守的價值觀甚至意識形態，是中國外交價值觀的一部分，而不僅僅是一種用來做解釋工具的理論。
西方理論中的合作主義為國際政治中的合作主義提供了理論精髓。不過，由於國內政治與國際政治的運行基礎和條件不同，兩種合作主義的理論範式也大不相同。國內政治中的合作主義是由政府主導的，而國際政治中的合作是無權威的。這就決定了國際政治中的合作主義不可能套用國內政治中合作主義的理論範式。
在現有的國際合作理論中，合作隻是作為國家處理同外部世界關係的一種可選方式。而合作主義在國際合作理論的基礎上進一步探討的是當今時代的崛起大國與守成大國“為什麼必須合作”以及“如何確保實現可持續合作”的問題，並將理念培育和機製建構作為核心要素。
所謂理念培育，就是崛起大國與守成大國在互動中培育合作意識，將合作作為處理相互關係時必須遵循的基本原則，並在此基礎上形成倡導合作、尊崇合作的文化，進而使合作成為理念和價值觀。
理念培育也需要條件。首先，理念培育的重要基礎是合作雙方對本國國家利益的認知，即合作的動機。一旦一國的決策者認定合作符合本國利益，就會產生合作動機。不過，隻有合作動機還不能必然出現合作。合作還需要一定的條件，主要是國際環境及對國際環境的認知，也就是矛盾環境。由於各種主客觀因素的製約，決策者對國家利益和國際環境的認知時常會出現偏差。一般情況下，選擇合作還是衝突，其影響還是相對有限的，但是崛起大國與守成大國之間的關係則大不相同。如何避免因決策者認知偏差而導致合作的缺失或已有合作的退化甚至終止，便成為關乎大國命運的重大問題。通過理念培育，一方麵大國可以在合作原則的指導下更加精準地審視、判斷國家利益，進而強化、固化合作動機，另一方麵積極主動地管控分歧，防止利益矛盾激化而導致衝突。
利益通常有顯性與隱性之分。所謂顯性利益，就是容易被感知到並進行衡量的利益。與之對應，所謂隱性利益就是平時不易被感知的利益。一般國家之間衝突的解決途徑較多，除了合作，還可以通過其他途徑來解決，比如第三方斡旋或大國幹預，即使衝突一時解決不了，也可以在國際社會的幹預下得到控製。而崛起大國與守成大國之間的衝突則不同，外部幹預的作用十分有限。隱性共同利益在合作中的地位差異是新型大國關係合作與一般國家間合作的一個重大區別。合作主義為大國在隱性共同利益上進行合作提供了理論指導。當然，合作主義對一般國家間合作也有指導意義，如果一般國家也都培育起了合作理念，通過合作管控分歧、防止衝突，無疑會達到互利共贏的目標。
此外，對人類共同利益的認知也是合作主義理念培育的應有之義。“人類隻有一個地球，各國共處一個世界”。在核時代和全球化時代，人類和人類賴以生存的地球麵臨著諸如核毀滅、氣候變化等威脅。如果世界各國特別是大國繼續用權力政治思維和冷戰思維來指導對外戰略和政策，就不可能有效應對這些威脅。在應對人類共同威脅以及其他全球性問題上，大國擔負著特殊的責任。實際上，人類共同利益與國家利益是密切相關的。在當今世界，大國應當樹立人類命運共同體意識，在追求本國利益時兼顧人類共同利益。在維護人類共同利益上進行合作，實現全人類的共贏，這是大國進行合作理念培育的一個重要方向，也是合作主義視野下新型大國關係合作與一般國家間合作之間的重要區別。
理念培育能為確保崛起大國與守成大國不衝突、不對抗提供精神支柱和思想力量。但是理念要發揮作用，還必須有互動機製作為保障。合作主義的互動機製能夠擔負增進大國戰略互信、管控分歧、防止衝突的功能。中美戰略與經濟對話、軍事領域的合作機製、元首互訪、元首熱線、軍事熱線等，就屬於這種性質的互動機製。
崛起大國與守成大國之間的互動機製建構之所以重要並成為合作主義核心要素之一，主要是因為大國之間的戰略互信缺失是常態，而形成戰略互信又十分困難。大國之間在顯性共同利益上進行合作比較容易，國家在做出同對方合作的決策時容易達成共識，也容易得到國內各種力量的支持，決策做出後也容易得到貫徹。但是在隱性共同利益即防止衝突上進行合作則大不相同，各方都不同程度地受“囚徒困境”思維的影響，難以形成戰略互信。因此，擬合作雙方的互動非常重要。當初如果沒有乒乓外交等互動，就很難實現中美關係解凍，盡管雙方都有緩和關係的動機。然而，個案性的互動存在著很大不確定性，受偶然因素的製約，麵臨隨時中止的風險。而互動機製就為雙方進行可持續的互動提供了保障。大國通過互動機製進行規律性的、常態化的互動，及時交流信息、情報，乃至政策調整、戰略變化情況，從而避免戰略誤判，進而有效管控分歧、防止衝突。
理念培育和機製建構作為合作主義的兩大核心要素，其中理念培育更為根本。以中美大使級會談為例，從1955—1970年進行了136次，但是形同“聾子的對話”，對推動中美緩和的作用相當有限。但是，沒有互動機製的保障，理念培育將變得十分困難。所以，理念培育與機製建構是相輔相成的，理念為機製建構提供了思想指導，而機製則為理念培育創造了條件。
合作主義在國際政治中的運用是有條件的，因此也是有局限的。就哲學基礎來說，隻有在非對抗性矛盾占居主導地位時，合作主義才會有用武之地。在對抗性矛盾占居主導地位時，國家之間的合作通常都是短期的、出於局部利益的一般性合作，比如美蘇冷戰時期在限製核擴散上的合作。從這個意義上說，合作主義隻是國際政治中的一種中觀理論，隻能解釋、指導部分實踐，即處理國家間的非對抗性矛盾。就理論要素來說，合作主義受製於合作雙方對合作理念的認同度以及互動機製成熟度。因此，合作主義隻能是國家處理對外關係時所應遵循的理論之一，尤其是在霸權主義和強權政治依然存在的當下，國家在運用合作主義時還需要從現實出發，根據國家間互動的情勢來製定對外政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