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件事可以解釋為：與陸軍相比，海軍算是有身份的人，所以打架滋事的能力也差了很多。
由於國聯一直盯著東北，把關東軍盯得十分不爽，高級參謀板垣就想在南方弄點事出來，好轉移國際社會的注意力。
他盯上了上海。
在20世紀30年代，上海被稱為“冒險家的樂園”，凡欲染指中國的列強幾乎都要在這裏擺攤設點，遂有萬國租界一說。
要想吸引眼球，沒有什麼地方比這裏更合適的了。
經辦人他也找好了。此人是日本駐上海公使館武官輔佐官田中隆吉少佐，表麵搞外交，其實暗中早就是個老間諜了。
辦事就得給錢，這是天經地義的。
日本人做事向來都十分小氣，幹這麼一件極可能驚天動地的大事，板垣也隻肯掏區區兩萬日元。
讓板垣沒有想到的是，就是這個田中，後來在東京審判時當庭指證了他，連當時給了多少錢都說出來了。
就這麼點錢，隔了這麼多年，又不查賬，還能記得清清楚楚，說明田中的記憶力真不是一般的好，做間諜的確是塊材料。
拿了錢，田中又去找了一個合作夥伴——著名漢奸兼女間諜川島芳子。
兩人在一塊兒討論，商量究竟什麼事才能讓日本人氣憤，西洋人同情。
比較難找。
抵製日貨？群眾互毆？軍人互毆？
不行不行，都炒N遍了，早就不新鮮了，而且這些事情一出來，總是日本海軍陸戰隊先跑出來欺負對方，毆傷中國人。
占便宜當然是好，但是弄不大啊。再說，如果要爆炒這類玩意的話，等於是把日本自個兒給晾起來，讓人評頭論足。
這兩個貨色想到腦袋發脹，總算有了點眉目。
無論是群眾還是軍人，都是俗人。要跳出這個框框，隻有找不俗的人。
誰是不俗的人？
僧人啊。
日本的佛教是從中國傳過去的。但有一門佛教宗派是後來發展起來的，與中國佛教並無直接聯係。這就是日蓮宗。
日蓮宗在日本傳播很廣，不僅平民，就連一些軍政要人都很信仰。當時，有一些日蓮宗的和尚住在上海的寺廟裏麵，經常要到租界外麵去化緣。
田中和川島芳子都認為，要是這些人有個三長兩短，肯定能觸動日本人的敏感神經。
1932年1月18日，由日本特工一手策劃的“馬玉山路事件”（又稱“三友實業社事件”）爆發。
事件的謀劃雖然複雜，其過程說起來卻很簡單，就是田中把他手下的幾十個情報人員化裝成中國工人，打死打傷了兩個日蓮宗和尚。
由於日本人居心叵測，事情最後越鬧越大，理所當然由駐上海的日本海軍陸戰隊“接盤”，開始醞釀動武。
眼見上海氣氛緊張，謠言四起，蔡廷鍇不得不放慢北上腳步，但這並沒有動搖他原有的決心。
他讓人代擬了自動解職通電，如果十天之內上海沒有特別事故發生，他將以西南義勇軍總指揮的身份，搭乘津浦車北上，到時軍長這個烏紗帽也就不要了。
別人爭軍權，奪地盤，這些在蔡廷鍇眼裏卻都無足輕重，皆可隨手拋下。
很快，蔡廷鍇通過報紙看到一則消息，上麵列舉了日本駐滬總領事向上海市政府提出的幾條要求，每一個條款都非常苛刻，而最讓他無法接受的，竟然是限19路軍於“1月27日前，從閘北的駐防地向後撤退30公裏”。
19路軍是中國的軍隊，什麼時候輪到日本人來下“限令”了？氣憤之餘，蔡廷鍇立即打電話給上海市市長吳鐵城，問他是不是真有這麼回事。
吳鐵城答複說，有是有，不過你放心，政府不會讓步的。
可是吳市長的話並不能完全作數，日本人逼得急，政府也吃不消了。
軍政部部長何應欽親自來找蔡廷鍇，要19路軍撤退30公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