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次去昆明給媽媽說了11月份我隨吳邦國副總理訪問非洲時，吳邦國副總理在科威特與我談了半小時話的內容。首長說了這次我隨訪是他親自點的名，目的有3個：①鼓勵和肯定華為，並讓隨行的各部部長也正麵地認識和了解華為；②了解一下我們公司的運行與管理機製，看看對別的企業有無幫助；③看看政府對我們開拓國際市場是否能給予一些幫助。媽媽聽了十分高興，說：“政府信任就好，隻要企業幹得好，其他都會隨時間的證實而過去的。”最近這兩年，網上、媒體中對華為有一些內容，也是毀譽參半，媽媽是經過“文革”痛苦煎熬的，對譽不感興趣，對一些不了解我們真實情況的文章卻十分憂心。我說了，我們不是上市公司，不需要公示社會，主要是對政府負責，對企業的有效運行負責。我們今年要交稅20多億，明年（2001年）要交40多億的稅。各級政府對我們都信任。我們不能在媒體上去辯論，這樣會引起爭論，國家紙太貴，為我們這樣一個小公司爭論太浪費。為我們這樣一個小公司，去幹擾國家的宣傳重點，我們也承擔不了這麼大責任。他們主要是不了解，我們也沒有介紹，了解就好了。媽媽舒了一口氣，理解我的沉默，也許她能安息。
我看了媽媽最後一眼後，媽媽溘然去世。1995年我父親也是因為在昆明街頭的小攤上，買了一瓶塑料包裝的軟飲料吃後，拉肚子，一直到全身衰竭去世。不是飲料有什麼問題，而是這麼長時間的運輸，多次的批發，小攤又無保鮮設備，老人抵抗力又差。
1.曆史回顧
爸爸任摩遜，盡職盡責一生，充其量可以說是一個鄉村教育家。媽媽程遠昭，是一個陪伴父親在貧困山區與窮孩子廝混了一生的普通得不能再普通的園丁。
爸爸是穿著土改工作隊的棉衣，隨解放軍剿匪部隊一同進入貴州少數民族山區的，去籌建一所民族中學。一頭紮進去就是幾十年，他培養的學生不少成為黨和國家的高級幹部，有些還是中央院校的校級領導，而父親還是那麼位卑言微。
爺爺是浙江浦江縣的一個做火腿的大師傅，爸爸的兄弟姊妹都沒有讀過書。由於爺爺的良心發現，也由於爸爸的執著要求，爸爸才讀了書。爸爸在北京上大學期間，也是一個熱血青年，參加學生運動，進行抗日演講，反對侵華的田中奏章，還參加過共青團。由於爺爺、奶奶相繼病逝，爸爸差一年沒有讀完大學，輟學回家。時日，正值國共合作開始，全國掀起抗日高潮，父親在同鄉會的介紹下，到廣州一個同鄉當廠長的國民黨軍工廠作會計員。由於戰爭的進逼，工廠又遷到廣西融水，後又遷到貴州桐梓。在廣西融水期間，爸爸與幾個朋友在業餘時間，開了一個生活書店，賣進步書籍，又組織一個“七·七”讀書會，後來這個讀書會中有幾十人走上了革命前線，有相當多的人在新中國成立後成為黨和國家的高級幹部。粉碎“四人幫”後，融水重寫黨史時，還把爸爸邀請過去。
爸爸這段灰色的曆史，是“文革”中受磨難最大的一件事情。身在國民黨的兵工廠，而又積極宣傳抗日，同意共產黨的觀點，而又設有與共產黨地下組織有聯係。為什麼？這就成了一部分人的疑點。在那種“文革”時期，如何解釋得清楚。他們總想挖出一條隱藏得很深的大魚，爸爸受盡了百般的折磨。現在想想，一所鄉間中學，又使用的統一教材，此人即使真有點什麼問題，又會對國家安全有多大的影響。即使有問題也是改造他，而不是折磨他。
媽媽其實隻有高中文化程度，她要陪伴父親，忍受各種屈辱，成為父親的擋風牆；又要照顧我們兄妹七人，放下粉筆就要和煤球、買菜、做飯、洗衣……又要自修文化，完成自己的教學任務，她最後被評為中學的高級教師。她的學生中，不少是省、地級幹部及優秀的技術專家，他們都對母親的教學責任心印象深刻。媽媽這麼低的文化水平，自學成才，個中艱辛，隻有她自己知道。
父母雖然較早參加革命，但他們的非無產階級血統，要融入無產階級的革命隊伍，取得信任，並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他們不可能像普通農民、工人那樣政治純潔。他們是生活在一個複雜的社會中，這個社會又是多元化組成的，不可能隻有一種純潔的物質。他們有時會參加各種複雜的活動，例如抗日演出，這種演出的背後有人插手。媽媽參加過抗日演唱隊，有人說，參加演唱隊的人，都集體參加了什麼組織……人一生有不知多少活動，如果不以人的目的來衡量，以人的品德來衡量，以及現實中他們對曆史認識與承諾來衡量，而是以形式來衡量，那麼就會複雜到任何人都無法清理自己而謹小慎微。曆次政治運動中，他們都向黨交心，他們思想改造的困難程度要比別人大得多，所受的內心煎熬也非他人所能理解。他們把一生任何一個細節都寫得極其詳盡，希望組織審查。他們去世後，我請同學去幫助複印父母的檔案，同學們看了父母向黨交心的材料，都被他們的真情感動得淚流滿麵。終其一生，他們都是追隨革命的，不一定算得上中堅分子，但無愧於黨和人民。父親終在1958年國家吸收一批高級知識分子入黨時，入了黨。當時向黨交心，不像今天這樣信息發達，人人都可以看到中央精神，與中央保持一致。那時，其實就是向幾個黨員交心，向支部書記交心，即使有報紙公布上麵的精神，但精神的執行還得有人理解後，再來貫徹。那時，反對個別黨員，有可能被說成反黨。我們親眼看到父母的謹小慎微、忘我地拚其全力工作，無暇顧及我們，就如我拚死工作，無暇孝敬他們一樣。他們對黨和國家、對事業的忠誠，已經曆史可鑒。我今天是懺悔的，我沒有抽時間陪陪他們，送送他們。
回想起來，革命的中堅分子在一個社會中是少的，他們能以革命的名義，無私無畏地工作，他們是國家與社會的棟梁。為了選拔這些人，多增加一些審查成本是值得的。而像父母這樣追隨革命，或擁護革命，或不反對革命的人是多的，他們比不革命的好，社會應認同他們，給以機會。不必要求他們那麼純潔，花上這麼多精力去審查他們，高標準要求他們，他們達不到也感到痛苦。而且要精神文明與物質文明一同來支撐，以物質文明來鞏固精神文明，以一種機製來促使他們主觀上為提高生存質量，客觀貢獻是促進革命，充分發揮他們貢獻的積極性。我主持華為工作後，我們對待員工，包括辭職的員工都是寬鬆的，我們隻選拔有敬業精神、獻身精神、有責任心、使命感的員工進入幹部隊伍，隻對高級幹部嚴格要求。這也是親曆親見了父母的思想改造的過程，而形成了我寬容的品格。
2.青少年時代
我們與父母相處的青少年時代，印象最深的就是度過三年自然災害的困難時期。今天想起來還曆曆在目。
我們兄妹七個，加父母共九人。全靠父母微薄的工資來生活，毫無其他來源。本來生活就十分困難，兒女一天天在長大，衣服一天天在變短，而且都要讀書，開支很大，每個學期每人交2～3元的學費，到交費時，媽媽每次都發愁。與勉強可以用工資來解決基本生活的家庭相比，我家的困難就更大。我經常看到媽媽月底就到處向人借3～5元錢度饑荒，而且常常走了幾家都未必借到。直到高中畢業我沒有穿過襯衣，有同學看到很熱的天，我穿著厚厚的外衣，說讓我向媽媽要一件襯衣，我不敢，因為我知道做不到。我上大學時媽媽一次送我兩件襯衣，我真想哭，因為，我有了，弟妹們就會更難了。我家當時是2～3人合用一條被子，而且破舊的被單下麵鋪的是稻草。“文革”造反派抄家時，以為一個高級知識分子、專科學校的校長家，不知有多富，結果都驚住了。上大學我要拿走一條被子，就更困難了，因為那時還實行布票、棉花票管製，最少的一年，每人隻發0.5米布票。沒有被單，媽媽撿了畢業學生丟棄的幾床破被單縫縫補補，洗幹淨，這條被單就在重慶陪伴我度過了5年的大學生活。這次在昆明散步時，也談到了那時的艱難。
1959—1962年，由於大躍進的失誤，也由於三年的自然災害，國家陷入了經濟困難。我正好在那時念高中，當時最大的困難就是饑餓，天天都是饑腸轆轆，無心讀書，我高二還補考了。我在初中時人家把我作為因材施教的典型，而高中卻補考。我青少年時期並無遠大的理想，高中三年的理想就是能吃一個白麵饅頭。因此，我特別能理解近幾年朝鮮人民的困難，他們還有國際援助，人口又少。中國那時處在美國為首的西方國家的經濟封鎖與製裁中，人口又多，其困難比今天的朝鮮及非洲還大。
後來餓得多了，方法也多了一些，上山采一些紅刺果（就是我們綠化用的那種），把蕨菜根磨成漿，青杠子磨成粉代食。有時妹妹采幾顆蓖麻子炒一下當花生吃，一吃就拉肚子。後來又在山上荒地種了一些南瓜，以及發明了將美人蕉（一種花）的根煮熟了吃。剛開始吃美人蕉根時，怕中毒，媽媽隻準每人嚐一點。後來看大家沒有事，膽子就大一些，每天晚上兒女圍著火爐，等著母親煮一大鍋美人蕉的根或南瓜來充饑，家庭和和睦睦。那時，根本沒有專用的廚房，而是臥室床前的地上，挖一個坑，作一個地爐，又做飯，又取暖，大家圍在一起，吃南瓜，和和融融。
父母的不自私，那時的處境可以明鑒。我那時14～15歲，是老大，其他一個比一個小，而且不懂事。他們完全可以偷偷地多吃一口，他們誰也沒有這麼做。爸爸有時還有機會參加會議，適當改善一下。而媽媽那麼卑微，不僅要同別的人一樣工作，而且還要負擔七個孩子的培養、生活、煮飯、洗衣、修煤灶……什麼都幹，消耗這麼大，自己卻從不多吃一口。我們家當時是每餐實行嚴格分飯製，控製所有人的欲望的配給製，保證人人都能活下來。若不是這樣，總可能會有一兩個弟妹活不到今天。我真正能理解活下去這句話的含義。
我高三快高考時，有時在家複習功課，實在餓得受不了了，用米糠和菜和一下，烙著吃，被爸爸碰上幾次，他們心疼了。其實那時我家窮得連一個可上鎖的櫃子都沒有，糧食是用瓦罐裝著，我也不敢去隨便抓一把，否則也有一兩個弟妹活不到今天（我的不自私也是從父母身上看到的，華為今天這麼成功，與我不自私有一點關係）。後3個月，媽媽經常早上悄悄塞給我一個小小的玉米餅，使我安心複習功課，我能考上大學，小玉米餅起了巨大的功勞。如果不是這樣，也許我也進不了華為這樣的公司，社會上多了一名養豬能手、或街邊多了一名能工巧匠而已。這個小小的玉米餅，是從父母與弟妹的口中摳出來的，我無以報答他們。
當1997年我國的高等教育製度改革時，開始向學生收費，而配套的助學貸款又沒跟上，華為向教育部捐獻了2500萬元寒門學子基金。在基金叫什麼名字上爭論很大，甚至有員工親自來找我，說不要叫寒門，叫優秀，這些人不少還是博士、博士後。我認為出身貧寒並不羞恥，而思想與知識貧寒，出身高貴也不光榮。我的青少年時代就是在貧困、饑餓、父母逼著學中度過來了的。沒有他們在困難中看見光明、指導，並逼迫我們努力，就不會有我的今天。
3.“文革”歲月
父親一生謹小慎微，自知地位不高，從不亂發言而埋頭在學問中。因此，平安度過了1957年“反右”、1959年“反右傾”、1964年“四清”等政治運動。但沒有小難，必有大難。“文革”一開始，各地都以三家村這種模式找靶子。會寫文章、是黨的領導幹部、有一些獨立的政治思想的人（指與當地的潮流不合拍），就是靶子。爸爸在早期革命隊伍中就算有文化的，又有教學經驗，又是領導幹部……符合這種模板。“文革”又是從教育界首先開始的，在橫掃一切“牛鬼蛇神”的運動中，他最早被拋出來，屬於“反動學術權威、走資派、曆史有問題的人”……萬劫難逃。他最早被關進牛棚（當時稱關押地、富、反、壞、右、走資派……9種人的非監獄的囚室），直到粉碎“四人幫”，曆時10年，短短的人生能有幾個10年。這又是在他最能為人民做事的時期，你知道這對一個有誌者是多麼的痛苦。由於隻有少數人先被拋出來，那時的末日恐懼是可以想象的。父親是校長，父親的同事、原來的書記黃宣乾是老革命，忍受不了而自殺了。其實他們的錯誤就是要把教學搞好為國家，就是今天的科教興國。今天能把科教興國的口號喊響，100多年來有多少人為它殉道。
當時，我已到外地讀書，沒有直接感受到家庭的遭遇，因為母親來信絕不會描述。她隻會說“要相信運動，跟黨走，要劃清界限，爭取自己的前途……黨的政策是曆史問題看現實，出身問題看本人，你不要受什麼影響。”而弟妹們年紀小，在父母身邊，他們直接感受了各種屈辱與打擊。弟妹們經常扒在食堂外麵的玻璃窗，看批鬥爸爸，嚇得他們渾身發抖。爸爸站在高高的台子上，頭戴高帽，滿臉塗黑，反捆雙手，還一邊被人拳打腳踢，有時還被踢倒在地……有時，幾百個走資派掛著黑牌，裝在卡車上遊街……
我當時在外地讀書，對家中的情況不了解，是同班同學從父親學校出來串聯的學生中了解到，再告訴我的。我在大串聯中，收集了許多傳單，寄給母親。我記得傳單上有周恩來總理的一段講話，“幹部要實事求是，不是的不要亂承認。事情總會搞清的。”媽媽把周總理這一話，藏在飯裏送給爸爸，後來爸爸說，這張條子救了他的命，他才沒有自殺。其實父親為什麼沒有自殺，母親後來給我們說過，他是為了我們七個孩子。他想他一死，就成了自絕於人民，孩子們背上這個政治包袱，一輩子如何生存，那時的血統論，株連兒女的嚴酷環境下，他忍受百般折磨，也不會自殺的。
1967年重慶武鬥激烈時，我扒火車回家。因為沒有票，還在火車上挨過上海造反隊的打，我說我補票也不行，硬把我推下火車。也挨過車站人員的打。回家還不敢直接在父母工作的城市下車，而在前一站青太坡下車，步行十幾裏回去，半夜回到家，父母見我回來了，來不及心疼，讓我明早一早就走，怕人知道，受牽連，影響我的前途。爸爸脫下他的一雙舊反毛皮鞋給我，第二天一早我就走了，又回到槍林彈雨的重慶。父母總以為槍林彈雨，沒有政治影響可怕。臨走，父親說了幾句話：“記住知識就是力量，別人不學，你要學，不要隨大流。”“學而優則仕是幾千年證明了的真理。”“以後有能力要幫助弟妹。”背負著這種重托，我在重慶槍林彈雨的環境下，將樊映川的高等數學習題集從頭到尾做了2遍，學習了許多邏輯、哲學……還自學了3門外語，當時已到可以閱讀大學課本的程度，終因我不是語言天才，加之在軍隊服務時用不上，20多年荒廢，完全忘光了。我當年穿走爸爸的皮鞋，今天是十分後悔的。我那時是一個學生，是自由人，不用泥裏水裏跑，而爸爸那時是被押著做苦工，泥裏、水裏、冰冷、潮濕……他才真正需要。我那時隻理解父母的溫暖，沒有理解他們的需要，也太自私了。
“文革”中，我家的經濟狀況，陷入了比自然災害時期還困難的境地。“中央文革”為了從經濟上打垮走資派，下文控製他們的人均標準生活費不得高於15元。而且，各級造反派層層加碼，真正到手的平均10元左右。我有同學在街道辦事處工作，介紹弟妹們在河裏挖砂子，修鐵路抬土方……弟妹們在我結婚時，大家集在一起，送了我100元。這都是他們在冰冷的河水中篩砂，修鐵路時在土方塌方中被掩埋……掙來的。那時的生活艱苦還能忍受，心痛比身痛要嚴重得多。由於父親受審查的背景影響，弟妹們一次又一次的入學錄取被否定，這個年代對他們的損失就是沒有機會接受高等教育。除了我大學讀了三年就開始“文化大革命”外，其他弟妹有些高中、初中、高小、初小都沒讀完，他們後來適應人生的技能，都是自學來的。從現在的回顧來看，物質的艱苦生活以及心靈的磨難，是我們後來人生的一種成熟的機會。
母親那時有嚴重的肺結核病，經濟如此之困難，營養條件又差，還要承擔沉重的政治壓力，往牛棚送飯，抄檢查……還幫助父親檢查刻蠟紙，多印幾份，早一些解決問題。那時，社會上的油印機是為造反派服務的，不可能借用。母親就用一塊竹片削好，在蠟紙上刮，印出檢查……母親由於得不到很好的治療，幾乎耳聾。
我那時在外地院校受影響較小，“文革”後期畢業分配時，整個中國已經上千萬幹部被打倒，我就顯得不孤立了。父親沒有作結論，因此，也不能作為分配的依據。後來我入伍參軍，也是如此理由，讓我過了關，所以我比弟妹們多了一種幸運。不過因為父親的問題，我一直沒有能通過入黨申請，直到粉碎“四人幫”以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