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年，父親從大西北回來探家了。我從他的背包翻出了兩個“赤身裸體”、沒有任何紙包裝的鐵皮罐兒。眼睛一亮，心想那必是罐頭無疑了。一問父親，果然是。父親說，那是他用一雙勞保鞋和幾雙勞保手套在列車上與人換的。說為的是春節飯桌上能多道稀罕的菜。我問裏邊是什麼，父親說他也不知道。我說你與人交換時怎麼不問問啊？父親說，列車上許多人都爭著用不能吃的東西換能吃的東西，自己擠上前換到手就謝天謝地了，哪兒還顧得上問啊！
“三十兒”晚上，父親親自開罐頭。父親不慎將手指劃了個大口子，流血不止。母親替父親包紮手指之際，我將兩聽罐頭分別倒在兩個盤子裏。
第一個盤子裏出現的是沒削皮的大紅蘿卜塊兒；第二個盤子裏出現的也是同樣的東西。由於做罐頭的鐵皮不過關，由於過期，倒出的汁水浮著一層鐵鏽，變質的紅蘿卜塊兒發出一股怪味兒。
它們根本就不能吃了。
我下鄉後，連隊的小賣部就有罐頭賣。但我哪裏舍得買來吃呢？“夠三四天的菜錢了！”看見罐頭，母親當年的話便在我耳邊響起。我寧願自己永遠也不吃罐頭，為在城市裏過貧窮日子的母親和弟弟妹妹省下三四天菜錢……
但是我當班長時，班裏的戰士病了，我每每為他們買罐頭。連隊小賣部裏除了罐頭，也再無別的什麼好吃的東西可買。
當小學教員時，學生病了，我也為學生們買過罐頭。
每次探家，我去精神病院探視考上了大學而又因家境貧困讀不起大學所以精神失常的哥哥，總是要拎上幾聽罐頭。
懷著感激去到那些幫助過我家以及幫助過我的好心人家裏作禮節性的走動時，罐頭往往也是必買的東西之一種。
一九七四年我接到大學錄取通知書後，回老連隊去向知青戰友們告別。他們在大宿舍裏為我“餞行”。幾隻飯盒擺在一起時，有一個戰友看一看說：“怎麼覺得少點兒什麼呢？哎，你們看還少點兒什麼？”
我一言不發，默默起身去了小賣部，將每種罐頭都買了一聽。
那一年我二十四歲，第一次吃罐頭，而且是吃自己買的罐頭。我隻象征性地吃了幾口，不知為什麼，竟沒感到特別好吃。
大學畢業五年後，我成家了。我的工資五十元多一點點，妻的工資高我幾元。有了兒子後，開銷增加了，我們必得“勤儉持家”。
於是我在夏季西紅柿便宜時，向鄰居們學做西紅柿“罐頭”。那是“土法上馬”的“製作”。誠所謂“有條件要上，沒有條件，創造條件也要上”——這是毛澤東當年的“最高指示”。做法說麻煩也麻煩，說簡單也簡單——將些葡萄糖瓶子水煮消毒，將西紅柿洗淨，切成條，由瓶口塞入瓶中，再加入糖醋，然後放在蒸鍋裏蒸。最後塞嚴橡皮瓶塞，再用塑料薄膜紮緊瓶口，擺放在陰涼處即可。
有一年夏季我做了二十幾瓶。冬季吃不了，送給別人家，甚至也送給嶽父母家。接受的人享用後，都說很好吃。
然而我卻極少吃自己親手做的罐頭。天生吃不來一切罐頭化了的水果或其他食品。在這一點上，我這個貧窮之家出身的人，又似乎顯得太矯情了。
可當年落入口中那一滴罐頭汁，為什麼特別特別甘甜呢？個中緣由，我沒細想過，自己也說不大清。
如今，在任何一家副食商店，罐頭的專櫃，大抵琳琅滿目。品種之多，包裝之美，非常吸引人的目光。我喜歡站在罐頭專櫃前欣賞，但絕不會買。有時，竟會由欣賞而陷入浪漫的遐想，希望自己是一位神仙，口中暗念咒語，輕輕一揮手，將全中國大小商店裏的，倉庫裏的，以及大小罐頭廠裏正在生產著的各種各樣的罐頭，全靠意念搬運到許多偏遠農村的貧窮農民家裏去。
“過年”的斷想
我曾問兒子：“是不是經常盼著自己快快長大？”
他搖頭斷然地回答：“不！”
我也曾鄭重地問過他的小朋友們同樣的話，他們都搖頭斷然地回答並不盼著自己快快長大。說長大了多沒意思哇。現在才是小學生，每天上學就夠累了。長大了每天上班豈不更累了？連過年過節都會變成一件累事兒。多沒勁啊！瞧你們大人，年節前忙忙碌碌的。年節還沒過完往往就開始抱怨。仿佛是為別人忙碌為別人過的。
是的，生活在無憂無慮環境之中的孩子是不會盼著自己快快長大的。他們本能地推遲對任何一種責任感的承擔。而一個窮人家庭裏的孩子，卻會像盼著穿上一件新衣服似的，盼著自己早一天長大。他們或她們，本能地企望能早一天為家庭承擔起某種責任。《紅燈記》裏的李玉和，不是曾這麼誇獎過女兒麼。提籃小賣拾煤渣，擔水劈柴也靠她，裏裏外外一把手，窮人的孩子早當家。
我從童年起，就是一個早當家的窮人的孩子。
有時我瞧著自己的兒子，在心裏默默地問我自己——我12歲的時候，真的每天要和比我小兩歲的弟弟到很遠的地方去抬水麼？真的每天要做兩頓飯麼？真的每個月要拉著小板車買一次煤和燒柴麼？那加在一起可是五六百斤啊！在做飯時，真的能將北方熬粥的直徑兩尺的大鐵鍋端起來麼？在買了糧後，真的能扛著二三十斤重的糧袋子，走一站多路回到家裏麼？連我自己也不敢相信，殘存在記憶之中的童年和少年時期的生活情形都是真的。而又當然是真的。不是夢。
由於家裏窮，我小時候頂不願過年過節。因為年節一定要過，總得有過年過節的一份兒錢。不管多少，不比平時的月份多點兒錢，那年那節可怎麼個過法呢？但遠在萬裏之外的四川工作的父親，每個月寄回家裏的錢，僅夠維持最貧寒的生活。我從很小的時候就懂得體恤父親。他是一名建築工人。他這位父親活得太累太累，一個人掙錢，要養活包括他自己在內一大家子7口人。他何嚐不願每年都讓我們——他的子女，過年過節時都穿上新衣裳，吃上年節的飯萊呢？我們的身體年年長，他的工資卻並不年年漲。他總不能將自己的肉割下來，血灌起來，逢年過節寄回家嗬。如果他是可以那樣的，我想他一定會那樣。而實際上，我們也等於是靠他的血汗哺養著。窮孩子們的母親，逢年過節時是尤其令人憐憫的。這時候，人與鳥獸相比，便顯出了人的無奈。鳥獸的生活是無年節之分的，故它們的母親也就無須在某些日子將來臨時，惶惶不安地日夜想著自己格外應盡什麼義務似的。我討厭過年過節完全是因為看不得母親不得不向鄰居借錢時必須鼓起勇氣又實在鼓不起多大勇氣的樣子。那時母親的樣子最使我心裏暗暗難過。我們的鄰居也都是些窮人家。窮人家向窮人家借錢，尤其逢年過節，大概是最不情願的事之一。但年節客觀地橫現在日子裏，不借錢則打發不過去。當然，不將年節當成年節，也是可以的。但那樣一來，母親又會覺得太對不起她的兒女們。借錢之前也是愁，借錢之後仍是愁。借了總得還的。總不能等我們都長大了，都掙錢了再還。母親不敢多借。即或是過春節，一般總借20元。有時鄰居們會善良地問夠不夠，母親總說：“夠！夠……”許多年的春節，我們家都是靠母親借的20元過的。20元過春節，在今天看來仿佛是不可思議之事。當年也真難為了母親……
記得有一年過春節，大約是我上初中一年級14歲那一年，我堅決地對母親說：“媽，今年春節，你不要再向鄰居們借錢了！”母親歎口氣說：“不借可怎麼過呢？”我說：“像平常日子一樣過唄！”母親說：“那怎麼行？你想得開，還有你弟弟妹妹們呢！”我將家中環視一遍，又說：“那就把咱家這對破箱子賣了吧！”那是母親和父親結婚時買的一對箱子。見母親猶豫，我又補充了一句：“等我長大了，能掙錢了，買更新的，更好的！”母親同意了。第二天，母親幫我將那一對破箱子捆在一隻小爬犁上，拉到街市去賣。從下午等到天黑，沒人買。我渾身凍透了，雙腳凍僵了。後來終於凍哭了，哭著喊：“誰買這一對兒箱子啊……”
我將兩隻沒人買的破箱子又拖回了家。一進家門，我撲入母親懷中，失聲大哭。母親也落淚了。母親安慰我：“沒人買更好，媽還舍不得賣呢。”母親告訴我——她估計我賣不掉，已借了10元錢。不過不是向同院的鄰居借的。而是從城市這一端走到那一端，向從前的老鄰居借的。向我出生以前的一家老鄰居借的。
如今，我真想哪一年的春節，和父母弟弟妹妹聚在一起，過一次春節。而父親已經去世了。母親牙全掉光了。什麼好吃的東西也嚼不動了，隻有看著的份兒。弟弟妹妹們已都成家了，做了父母了。往往針對我的想法說—一“哥你又何必分什麼年節呢！你什麼時候高興團聚，什麼時候便當是咱們的年節唄！”是啊，畢竟，生活都好過些，年節的意義，對大人也就不那麼重要了。所以，我現在也就不太把年當年，把節當節了。正如從來不為自己過生日。便是有所準備地過年過節，多半也是為了兒女高興。
像那英的姑娘
不是追星族，也不是音樂發燒友，但閑暇之時，倒也願沉浸在電視音樂或歌唱中。最熟悉的麵容之一是那英的麵容。最熟悉的歌聲之一也是那英的歌聲。對那英似乎情有獨鍾。因為在眾多優秀的歌者們間，唯那英能使我憶起早年的一個姑娘——個長得很像她的姑娘。
三十幾年前，常到一個同校但不同班的男生家去傾談。他也喜歡文學。文學成了我們共同的話題。時逢“文革”，每個人頭腦中的思想空間皆遭紅色風暴之衝擊和掃蕩，兩個少年坐在一起交流對一部名著的看法及心得，既是不合時宜的，又是共同的幸運。一天，我們在他家大談《複活》時，忽然一陣歌聲從隔壁鄰家傳來。確切地說，那一年是1967年。月份是夏季。時間是傍晚。他家的窗敞開著，鄰家的窗也必是敞開的無疑。歌聲就好像是有人在我們身旁唱的：
斑竹一枝千滴淚，紅霞萬朵百重衣，
洞庭波湧連天雪，長島人歌動地詩。
我欲因之夢寥廓，芙蓉國裏盡朝暉……
當年，我是已結束了畢業考試的初三生。學校裏許多老師被“掃地出門”了，新生入學了沒人教。經過校“革委會”的資格審查和認可，我被允許給新生上語文課。我學過的語文課本是不能當成課本了，“革命”顧不上編印新課本新教材。但語文課總不能一堂也不上。我便自作主張，給新生講解毛主席詩詞。故對每一首主席詩詞都不但非常熟悉，而且反應敏感。我問誰唱的。同學說是鄰家的姑娘唱的。“她唱得挺好，是不？”“當然唱得挺好。”“文藝團體的？”“不，和咱們一樣，初三學生。”我和同學雖非是聲樂考官，但我們的聽覺畢竟是正常的。以我們的耳朵聽來，她唱的和收音機裏天天廣播的沒什麼水平上的明顯差距。我們是以收音機裏廣播的水平為標準的。
同學告訴我，那姑娘曾一次次報考過部隊文工團，願望一次次都因當年嚴格的“政審”落空。因為她的出身有問題。她終於死心，轉考省市縣各級歌舞團，結果和一次次報考部隊文工團是一樣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