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問同學她家的出身究竟有什麼問題。
同學搖頭，茫茫然無所知——反正有問題就是了……
“那她以後打算怎麼樣呢？”
“那我們以後打算怎麼樣呢？”
被同學一反問，我也茫茫然起來。
我們的以後並不掌握於我們自己的決定。我們心裏對這一點很清楚。
我不禁心生出一大片同情。對自己，也對隔壁那姑娘……
從此我再去同學家，每聽到她的歌聲。倘聽不到她唱，總不免問：她在家麼？她為什麼不唱了？她的願望有著落了麼？
如今想來，也許，當年我因心生同情而開始暗戀了吧？當年的自己當年的事，說不清楚了。
也不好意思請那同學相互介紹了和她認識。當年的我很“封建”。
直至我下鄉前兩三天才見到她——我去那同學家與他告別，他往外送我時，隔壁的門開了，—個剪短發的姑娘站在門裏，樣子就像電視裏用歌聲鼓勵下崗工人自強不息的那英，隻不過比電視裏的那英顯得青春而羞怯。
她主動開口問：“我在隔壁聽你說，你決定下鄉了？”
我點頭。
她又說：“保重。”
聲音低低的。我說：“謝謝。”聲音也低低的。“聽他講（指那同學），你特別關心我，我也應該謝你。”我心情鬱鬱的，不知再說什麼好。“握下手吧……”她主動向我伸出了一隻手，身子卻仍在門裏。同學推了我一下，我低頭上前一步，輕輕握了握她的手，轉身便走。出了大院，我竟流下一行淚——滿足與失落在心中交織成一大片惆悵。那是迷惘的淚。對城市對家對種種親情友情戀戀不舍的淚。
兩年後，我從北大荒回城市探家期間，去那同學家裏。他也下鄉了。我去探望他父母。那是冬季。家家門窗都封得很嚴。我正與他父母聊著，又聽到了她的歌聲。唱的還是主席詩詞歌。我竟聽得一時有些發呆。街道幹部到同學家來發春節購物票證，以批判異類的口吻說：“聽，又唱！不積極響應號召下鄉，卻想靠嗓子留在城市裏，沒門兒！嗓子好就了不起了？就可以例外了？今年連過春節的購物票也不發給她！明年再不肯走，就得來幹脆的了！”
我知道“幹脆的”意味著注銷戶口——當年對不符合留城照顧條件而又不情願下鄉的學生，是可以來“幹脆的”一手的。
我也能理解——自己們的兒女下鄉了的父母，對於別人家企圖“逃避運動”的兒女，殊無同情，且生反感，是多麼自然。但卻實在不願多聽那街道幹部說下去，起身匆匆告辭。站在院子裏，我呆望她家的門——希望那門適時而開，使我得以一見其麵。當然她家的門並未開，隻有歌聲傳出。仿佛她在很遠的地方唱。即使門開了，她出現了，我也隻不過想對她說一句話：“一向還好麼？”四年後，我有幸上大學，又到那同學家去。我承認，我去他家，一半的因素緣於與他的友情。既然我們是朋友，既然我回城市了，不論他在不在家，禮節上都應去探望他的父母。另一半的因素，是想再見到她。起碼，想再聽到關於她的情況。
在兵團，也有許多唱歌唱得好的知青。有的進了團的宣傳隊。有的進了師的甚至兵團總部的宣傳隊。當年，黑龍江生產建設兵團對“出身不良”而又有文藝特長的知青，“政審”方麵每網開一麵。
我在兵團時也每憶起她，常替她想——唉，姑娘啊，你還莫不如下鄉吧！在這廣闊天地，起碼，你將有登台演唱的機會！盡管幾乎一切舞台都是簡陋的。我願把這心裏話告訴她。在同學家坐了兩個多小時，竟沒聽到她在隔壁唱歌。我吞吞吐吐地問：“隔壁那姑娘……現在……找到肯收她的文藝單位了麼？”
同學的母親說：“嗨，那不明擺著癡心妄想麼？一個大她十幾歲的男人答應幫她，但條件是她得嫁給他。她信了，結婚後才明白上當了。那男人自我吹噓，根本幫不了她。但後悔也晚了。要鬧離婚。那男的哪肯與她離呀？她就吵、鬧，那男的就打她。常青頭腫臉地回娘家來。她父母嫌她給家庭丟人了，還常罵她……”
悲涼之感頓時籠罩我心，像魯迅雜文中所說的“如酷暑之際中寒”。
三十年彈指一揮間。
如今，愛唱歌的青少年，以及一切人，隻管唱吧！幾乎到處都有供人唱歌的良好設備、環境、條件和方式。
如今，誰有好嗓子，誰想當歌星，當歌唱家，那麼便對時代對社會亮開歌喉吧！
誰還能阻擋一個人唱歌的權利呢？
誰還能阻擋一個人實現自己的歌者人生呢？
這多好！多好！
而中國為了糾正這一個此前的錯誤，居然經曆了建國以來至“文革”後近三十年的時間！而對於中國，那錯誤，隻不過是許多種錯誤中，最小最微不足道的錯誤。
在那最小最微不足道的錯誤異常頑固地錯誤著的近三十年中，有許許多多熱愛唱歌、熱愛跳舞、熱愛體育、熱愛表演、熱愛音樂、繪畫、雕塑以及其他一切藝術，並且確有天賦從事藝術從而成為藝術家的人，其熱愛統統被扼死在人生的願望中了。
上世紀八十年代初，我第一次聽到關牧村的歌聲時，被她醇厚潤亮的音域迷住了。那是在我和幾名知青重返北大荒的日子裏，在夏季一個明媚的早晨，東方的天空朝霞爛熳——我依樹仰望高掛的播音喇叭，崇拜地問別人：“知道是誰唱的麼？知道是誰唱的麼？”
若非時代發生了政治變革，關牧村還將一直在工廠當工人，現在是下崗女工亦非常可能。而我們億萬中國人，也就欣賞不到她優美的歌聲……
聽那英的歌唱，叫我怎能不想她——三十年前那個像那英，也天生一副好嗓子的姑娘？
三十年前還有許許多多的中國人，他們和她們的人生願望其實是很低的，比如隻不過是想當中小學教員，甚至是當鄉村的中小學教員，而且一定能當得很出色，卻也被無情地剝奪了擇業的資格和權利。
由那個像那英而命運和那英天上地下截然相反的姑娘，叫我怎能不想到當年那許許多多人生願望其實很低，卻一輩子被剝奪著資格和權利的中國人？
我為他們和她們愀然。
進而想到愛情——這如歌唱的權利一樣自然的權利，在從建國以後至“文革”結束的近三十年間，卻也像歌唱的權利一樣遭限製甚至遭管製——政治成了愛情專製的媒婆。進而想到“倒爺”、“板爺”這兩個八十年代以後產生的詞——時代對被冠以這兩個詞的中國人也曾視如異類。但時代很快意識到是錯誤。時代糾正此錯誤沒再用三十年那麼漫長的過程。大約僅用了五年。
時代不但變得明智，而且反省力強了。
進而想到發式，想到服裝——新潮的發式和服裝，在中國曾引起怎樣的大驚小怪啊！而如今，青年男女即使想給人以嬉皮士的印象，那麼請便好啦！沒誰再企圖剝奪這種純粹的個性自由了。
時代變得如此寬厚，大約也隻用了五年的時間。
進而想到電視節目，想到一位叫文燕的女主持人——她當年在北京電視台主持過“黃金娛樂城”，因其純粹的娛樂內容，以及其言詞頗為不拘的主持風格，據我所知，曾大受媒體和公眾的指責。但僅僅三年後的今天，幾乎所有電視台都爭相推出了純粹娛樂內容的節目。一些主持人的言詞風格，與文燕相比，依我看來，皆有過之而無不及。嘉賓、現場觀眾玩吧，鬧吧，嬉樂吧，活躍開心吧！
中國人開始接受這個了。
時代也更明智地甚而是投其所好地慫恿了。
三十年——五年——三年……
時代似乎懂事兒了。
中國人也似乎懂事了。
在時代與人的這一種互應關係中，時代與人各得其所；時代以它寬容的姿態獲得了它本身的豐富多彩和積極豁達，而人以胸中有數的自控尺度獲得到了張揚天性的權利和益處。這樣好。真好！很好！
丟失的香柚
“大串聯”時期，我從哈爾濱到了成都，住氣象學校，那一年我才17歲。頭一次孤獨離家遠行，全憑“紅衛兵”袖章作“護身符”。
我第二天病倒了。接連多日，和衣裹著一床破棉絮，蜷在鋪了一張席子的水泥地的一角發高燒。高燒初退那天，我睜眼看到一張憂鬱而文秀的姑娘的臉，她正俯視我。我知道，她就是在我病中服侍過我的人，又見她戴著“紅衛兵”袖章，愈覺她可親。我說：“謝謝你，大姐。”看去她比我大二三歲。一絲悱然的淡淡的微笑浮現在她臉上。她問：“你為什麼一個人從大北方串聯到大南方來呀？”我告訴她，我並不想到這裏來和什麼人串聯，我父親在樂山工作，我幾年沒見他的麵了，想他。並委托她替我給父親拍一封電報，要父親來接我。
隔日，我能掙紮著起身了，她又來看望我，交給了我父親的回電——寫著“速回哈”三個字。
我失望到頂點，哭了。
她勸慰我：“你應該聽你父親的話，別叫他替你擔心，樂山正武鬥，亂極了！”
我這時才發現，她戴的不是“紅衛兵”袖章，是黑紗。
我說：“怎麼回去呢？我隻剩幾毛錢了！”雖然乘火車是免費的，可千裏迢迢，身上總需要帶點錢啊！
她沉吟片刻，一隻手緩緩地伸進衣兜，掏出5元錢來，慚愧地說：“我是這所學校的學生，‘黑五類’。我父親剛去世，每月隻給我9元生活費，就剩這5元錢了，你收下吧！”她將錢塞在我手裏，拿起笤帚，打掃廁所去了。
我第二天臨行時，她又來送我。走到氣象學校大門口，她站住了，低聲說：“我隻能送你到這兒，他們不許我邁出大門。”她從書包裏掏出一個柚子給了我：“路上帶著，頂一壺水。”
空氣裏彌漫著柚香。我說：“大姐，你給我留個通信地址吧！”
她注視了我一會兒，低聲問：“你會給我寫信嗎？”
我說：“會的。”
她那麼高興，便從她的小筆記本上扯下一頁紙，認認真真給我寫下了一個地址，交給我時，她說：“你們哈爾濱不是有座天鵝雕塑麼？你在它前邊照張相寄給我好嗎？”
我默默點了一下頭。我走出很遠，轉身看，見她仍呆呆地站在那裏，目送著我。路途中缺水，我嘴唇幹裂了，卻舍不得吃那個柚子。在北京轉車時，它被偷走了。
回到哈爾濱的第二天，我就到鬆花江畔去照相。天鵝雕塑已被砸毀了。滿地碎片。一片片仿佛都有生命，淌著血。我不願讓她知道天鵝雕塑砸毀了，就沒給她寫信。去年，聽說哈爾濱的天鵝雕塑又複雕了，我專程回了一次哈爾濱，在天鵝雕塑旁照了一張相，彩色的。按照那頁發黃的小紙片上的地址，給那位銘記在我心中的大姐寫了一封信，信中夾著照片。信退回來了。信封上，粗硬的圓珠筆字寫的是——“查無此人”。她哪裏去了？想到有那麼多我的同齡人“消失”在十年動亂之中了，我的心便不由得悲哀起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