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文學道路中的一個很重要的階段，是在北大荒的七年知青生活。北大荒培養過我。我永遠不忘。
我到北大荒的最初幾年在基層連隊。連隊每隔半月要開一次批判會或頌揚會。當時值得批判的事那麼多，值得頌揚的事也那麼多。每次我都是批判會或頌揚會上的重點發言者，這井非我很樂於扮演的角色，不過是我無法推卸的義務。
我是第二批到連隊的知青，照例要開歡迎會，歡迎會上照例要有新知青代表發言。新知青互相推卸，誰也不肯當發言代表，內中有一個是我的同班同學，他“出賣”了我，說：“讓梁曉聲做發言代表吧，他在學校裏是個秀才！”
我也推卸。
指導員惱火了：“你們都是知識青年，寫篇發言稿還那麼難？別推了，就是你！”
我對寫發言稿從來是當成寫作文那般認真對待的。整整一下午，字斟句酌，塗抹點串，寫成了篇五千餘字的發言稿。
歡迎會開過後，連裏的許多人，尤其是老職工和家屬們，交口稱讚我有“文才”。
第三批知青到連隊後，我又代表全連致歡迎詞。我的“寫作實踐”就這樣從“革命八股”開始了。
“小梁，昨天張××從麥場偷了一條麻袋，晚上要開他的批判會，你寫一篇重點批判稿！”
“小梁，機務排長死了，你寫一篇悼詞！”
“小梁，咱們連的毛著標兵要到師裏去講用，從今天起你別出工了，幫助寫講用稿！”“小梁。”以後，凡此種種“任務”，都落在我身上，有時連長交待給我，有時指導員交待給我。有時連長交待我寫這，指導員交待我寫那。再以後，連裏的黑板報缺少半板字；宣傳隊的節目要用聯接詞串成一台戲；知青夥伴們寫檢查；老職工們交待曆史問題；全找我。這種種實踐，不過是“寫字”的實踐，與文學不沾邊。對我走上文學道路，究竟有無意義，意義何在，連我自己也不能做出結論。但有一點是應該提及的，這種種實踐，也可算我個人機遇鏈條上的一環，因為漸漸使我產生了一種認為自己是個可以“寫”的人的自信，而且暗暗開始向往在報刊上發表點什麼。
我當了連隊的小學教師，對於寫頌揚稿和批判稿同樣感到厭煩了。寫的興趣由“革命八股”而轉向格律詩詞。小學教師的閑暇比一般知青多，我常獨自漫遊大草甸子或徜徉在小河邊，為的是產生“靈感”。回想起來，浪漫得夠味。隔河是另一個連隊，那連隊的小學教師是老高三，也有賦詩填詞的“雅興”。我們誌趣相投，成了知交。我幾乎每天都過河去找他，談格道律，相互吹捧。
團宣傳股不知從何處聽說了我這麼個人物。股長給我寫一封信，希望我能為團裏寫篇廣播稿。時值雷鋒逝世十周年紀念日前夕，我寫了一篇題為《雷鋒精神不死》的小文章寄去。在團廣播站廣播了。不久在《兵團戰士報》上發表了，還被列為我們團那一年見諸報紙的“重要文章”。我的文字第一次發表在報上，我心中的激動無法形容。這在連裏算件大事，全連的人對我刮目而視。接著我又寫了一首詩——《夜診》，直接寄往《兵團戰士報》，居然又登載了。兩個月後，我的第一篇小說——《麥種》也在兵團戰士報》上問世。
當年沒有《兵團戰士報》，我今天也許不會走在文學道路上。
同年，我參加了全兵團第二屆文學創作培訓班。
黑龍江生產建設兵團對開展知識青年的各種文學和文藝活動予以充分重視，公正地說，是當做兵團精神建設的一項事業來抓的。兵團宣傳部將參加這些培訓班的男女知識青年從各師各團甚至直接從各連召集到兵團總部所在地佳木斯市（有時也召集到某師或某團），最大限度地提供當時可能提供的一切條件，進行文學和文藝方麵的培訓。
參加了兵團文學創作培訓班，我才真正向文學邁出了第一步，意識到我在連隊的種種“寫”的實踐中所沾染的時代的“八股”文風，對搞文學的人是有害的。
培訓班上，愛好文學的知青們，在一起無忌地大談各自讀過的文學著作和各自崇拜的古今中外的作家，頗似沙龍。與他們的接觸，使我深感自己原來讀書並不多。
大家都很刻苦，很勤奮。每人占據一張桌子，互不幹擾。深夜二三點鍾，能安然入睡的寥寥無幾。招待所管理員心疼大家的身體，吩咐食堂天天為大家做夜宵。
我帶到學習班上一篇小說，請大家提意見。都是知青，雖初次相識，卻很坦城，毫不顧及情麵，一通七言八語的“轟炸”便“槍斃”了。我從連隊帶去的驕矜，也“土崩瓦解”。回到連隊後，我變得謙虛了。半年內再沒有動筆寫什麼，幾乎對自己徹底喪失了信心。
一天，我收到兵團宣傳部幹事寄來的信。他負責抓全兵團的文學和文藝創作。
他在信中寫道：“參加過我們兵團文學培訓班的人，沒權力自暴自棄。下一屆培訓班，我還要通知你來，到時候你要帶來一篇好小說。否則，你連兵團一所為你服務過的服務員們也對不起。”
我又開始動筆。寫了撕，撕了寫。常常獨自一人在小學校裏寫至深夜。冬天，教室裏很冷，寫一陣，哈一陣手。
第二年年初，我果然收到參加兵團第三屆文學創作培訓班的通知。
又到了佳木斯，與崔幹事見麵後，他第一句話就問：“帶來小說了？”
我回答：“帶來了。”
他說：“給我。我要首先看你帶來的小說。”
我說：“現在不給，我還要改。”
“好！”他笑了。
我在培訓班上將自己的小說給大家看，心中忐忑不安，唯恐又挨一頓毫不顧及情麵的“轟炸”，遭到被“槍斃”的下場。知青文學夥伴們是那麼無私！每個人接過我的稿子都說：“一定認真看！”有的一接過稿子，當既停止自己的寫作看起來。大家都看過後，晚上聚在一起，為我那篇小說“會診”。
三千餘字的小說，竟聚談了兩個多小時，被提出了十幾處修改意見。他們都並非信口開河，意見是經過反複思考才提出的。題目是他們最後為我確定的。有人看得仔細到某處標點的運用都提出了修改意見。教學態度認真的老師批改學生的作文，也不過如此。
我按照他們的意見，又修改了兩遍，直至培訓班結束後，才向崔幹事交稿。我在《兵團戰士報》上發表的第二篇小說《向導》，就是這樣寫出來的。
《向導》是我在兵團時期的代表作。如同後來《這是一片神奇的土地》、《夜有暴風雪》、《父親》、《潰瘍》成為我的代表作一樣。《向導》之後我又發表了幾篇小說和散文，但都不及《向導》。憑《向導》這篇小說，我被承認是兵團的業餘文學創作員。
嚴格地說，我在兵團時期發表的作品，不算文學，它們介於較優秀的中學生作文和最低層次的文學之間。它們依然不過是“寫”的實踐的產物而非文學實踐的產物。但正是通過這些作品，我一步步走向文學之路。
我的創作簡曆，將1979年我大學畢業後發表在《新港》的小說《美麗姑娘》定為自己的處女作，這並不意味著對自己兵團時期發表的作品感到羞恥，隻不過我認為它們確是非文學類的東西。《美麗姑娘》平庸，但它好歹跨越了中學生作文的水平，像是一篇平庸的小說了。這裏我要提及一個人——楊防。他原是解放軍文藝出版社的編輯，是《苦菜花》的責編。因為家庭出身問題，與一批“右派分子”一起被“清洗”到了哈爾濱，又進一步被“清洗”到北大荒，舉家定居四師。每次辦創作培訓班，隻要他不病倒，總被請來做我們的義務編審。他身體非常不好，瘦而高，麵容憔悴，形銷骨立，患有嚴重的肺氣腫和心髒病。才五十多歲的人，看去仿佛六十多歲的樣子。今天活躍在文壇的我和北大荒知青出身的編輯、編劇及作家，提起他都會產生由衷的緬懷之情。我們多少人當年在兵團發表的作品，是經他審閱過，指點過，親筆修改潤色過和熱忱推薦過的啊！他為我們傾注過巨大的心血。
記得一次在十九團辦班，住團部招待所。有天夜裏，我醒了，聽到隔壁一陣猛烈的咳嗽聲。那聲音猛烈得可怕，接著變成一陣殘喘。我看手表，三點多了。知道隔壁住的是楊防老師，心中極為不安，匆忙披了衣服到隔壁。我推開門，見室內煙霧濃重，他雙膝跪在地上，一手抓著桌沿，一手拿著誰的稿子，喘成一團，快要窒息了，皮包骨的臉，憋得青紫。
我趕緊將他扶起，幫他仰臥床上，從他手中奪下稿子，嗔怪地說：“楊老師，這麼晚了你還看稿！咳嗽得這麼厲害你還吸煙！”
他一動不動地仰臥著，喘息了半天才能說出話：“我覺得我快活不長了。我不能為你們做什麼更有意義的事，也隻有為你們看看稿了。我想多看。”
第二天，他病倒了，被送到兵團醫院。
那是我最後一次見到他。我與其他兵團創作員們通信，總要探問楊防老師的情況。
那次大病後，他又參加過一次創作培訓班，沒堅持到結束，又病倒了，又被送進醫院。
我上大學的第二年，得知他去世的消息。
楊，他是我文學上的老師，他也是我們文學上的老師。所有當年兵團的業餘文學創作員們，都不會忘記他的名字。
李龍雲說過一句話：“他是為我們累死的。”
我在一篇小說《北大荒紀實》中，寫到一位老編輯，就是以他為人物原型的，而且用的就是他的名字——楊防。
1982年我們十名北大荒知青重返北大荒“探家”，十人中九人認識他，對他懷有深厚感情。我們曾想到他家中去看看，到他墳上去憑吊，但因行止匆匆，未能如願。
又要談到所謂“個人奮鬥”，我認為我們北大荒知青中如今當了編輯、編劇、作家的朋友們，可以說人人都是“個人奮鬥”過來的。但是，在我們走過來的路途上，的的確確有兵團對我們的扶植和培養起重要作用。的的確確有像楊防、崔幹事這樣的人的鼓勵和鞭策起重要作用。如果為了將自己塑造得更像“個人奮鬥”者而矢口不談這一點，那也的的確確是忘恩負義了！
我不能忘記我的母親給過我一個文學的“世界”。
我不能忘記我的小學語文老師培養了我講故事的能力，培養了我少年時期的寫作興趣。
我也同樣不能忘記楊防老師。
不能忘記崔幹事。
從19團回連隊不久，我被調到了我們一團宣傳股做報道員。我的整個心已完全被文學吸引，主要精力在寫小說、散文、詩歌方麵。我做報道員的一年內，沒寫過一篇報道。幸虧團宣傳股不隻我一個報道員，股長和宣傳幹事對我很寬容，從未加譴責。
我不習慣在團各級領導們的視線以內活動。盡管我處處注意，他們也還是能從我身上發現許多他們所不能容忍的地方。我的種種努力徒勞無益，索性我行我素。
一年後，我被“精簡”了，偌大一個團部，隻“精簡”了兩個知青，我是其中一個。
我被“精簡”的直接原因，後來成了小說《這是一片神奇的土地》中的情節。
小說中的“我”因母親生病，連裏不批假，擅自回到城市探望母親，其實是發生在我們團木材加工廠一個鶴崗知青身上的事。
小說中副指導員李曉燕替“我”向連長辯護的情節，是源自木材加工廠團組織生活會上，發生在我與木材加工廠連長指導員之間的一場大辯論。
我因此而犯了“思想立場錯誤”，遭到被“精簡”的命運。
我恥於回老連隊，懷著一種“較量”心理，血氣方剛地要求將我分配到木材加工廠。
我那時身體就很瘦弱，已經生了肝病。
木材加工廠連長問我：“這樣的身體，能幹什麼活？木材加工廠可不養閑人。”
我反問：“什麼活最重？”
他說：“抬大木。”
我說：“那我就抬大木。”
於是我成了抬木班的一名“勞力”。
身體畢竟太瘦弱，而且病著，一天比一天感到支撐不住。
兵團宣傳部的崔幹事，得知我被從團機關“精簡”後，千裏迢迢從佳木斯市來到我們團。他一見我就吃驚地問：“你怎麼瘦成這樣？”他望著我搖頭不止。我的身體的確是要被累垮了。覺得在一團絕不會有什麼好的命運轉機了，便產生回山東老家插隊落戶的念頭。那一時期我忽然極想有一個小家、有一個妻子，當一個能守著老婆孩子熱炕頭的農民，了此一生。
崔幹事聽我講出我的念頭，生氣地說：“那你就太對不起楊防了！他住院期間還問你最近又寫了什麼沒有？你別忘了你參加過四次兵團創作培訓班！”
我無言以答。
我堅決反對崔幹事為我去找我們團的領導交涉什麼，可他還是去找了。臨行前到我們連去，正見我抬大木。我從跳板上走下來，他把我拉到一邊，嚴厲地對我說：“聽著，你要挺住一個時期，我將把你調離一團！參加過我們兵團創作培訓班的知青，應當有幾個成為作家。我負責抓全兵團的文學創作，我對你不隻有友情，還有責任。”我說：“中國好像不會再有作家了吧？”他說：“我指將來！10年後，20年後！”我苦笑。他又說：“作家是時代的產兒。十年二十年後，我的話定見分曉！”他說得那麼自信，跟我握了一下手就走了。我站在原地，一直望著他走到公路上，雖然感激他對我的關心，卻根本不相信他的話。
幾天後，我病倒了、四肢軟弱無力，一口飯也不想吃，浮在菜湯表麵的油星也會引起我的惡心。但仍堅持著抬大木，不願被連長和指導員認為我是累垮了。半個月後，我收到一封電報：速往黑龍江出版社，培訓期半年。正是勞動間歇，我坐在一根大木上看過電文，許久許久沒有力氣站起來。
初戀雜感
我的初戀發生在北大荒。
許多讀者總以為我小說中的某個女性，是我戀人的影子。那就大錯特錯了。她們僅是一些文學加工了的知青形象而已。是很理想化了的女性。她們的存在，隻證明作為一個男人，我喜愛溫柔的，善良的，性格內向的，情感純真的女性。
有位青年評論家曾著文，專門研究和探討一批男性知青作家筆底下的女性形象，發現他們（當然包括我）傾注感情著力刻畫的年輕女性，盡管千差萬別，但大抵如是。我認為這是表現在一代人的情愛史上慘淡的文化現象和傾向。開朗活潑的性格，對於年輕的女性，當年太容易成為指責與批評的目標。在和時代的對抗中，最終妥協的大抵是她們自己。文章又進一步論證，縱觀大多數男性作家筆下繾綣呼出的女性，似乎足以得出結論——在情愛方麵，一代知青是失落了的。我認為這個結論是大致正確的。我那個連隊，有一排宿舍——破倉庫改建的，東倒西歪。中間是過廊，將它一分為二。左麵住男知青，右麵住女知青。除了開會，互不往來。幸而知青少，不得不混編排。勞動還往往在一塊兒。既一塊兒勞動，便少不了說說笑笑，卻極有分寸。任誰也不敢超越。男女知青打打鬧鬧，是違反行為規範和道德準則的，是要受批評的。但畢竟都是少男少女，情萌心動，在所難免。卻都抑製著。對於當年的我們，政治榮譽是第一位的。情愛不知排在第幾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