星期日，倘到別人的連隊去看同學，男知青可以與男知青結伴而行，不可與女知青結伴而行。為防止半路彙合，偷偷結伴，實行了“批條製”——離開連隊，由連長或指導員批條，到了某一連隊，由某一連隊的連長或指導員簽字。路上時間過長，便遭訊問——哪裏去了？剛剛批準了男知青，那麼隨後請求批條的女知青必定在兩小時後才能獲準。堵住一切“可乘之機”。
如上所述，我的初戀於我實在是種“幸運”，也實在是偶然降臨的。
那時我是位盡職盡責的小學教師，23歲。已當過班長、排長。獲得過“五好戰士”證書，參加過“學習毛主席積極分子代表大會”。但沒愛過。
我探家回到連隊，正是九月，大宿舍修火坑，我那二尺寬的炕麵被扒了，還沒抹泥。我正愁無處睡，衛生所的戴醫生來找我——她是黑河醫校畢業的，27歲。在我眼中是老大姐。我的成人意識確立得很晚。
她說她回黑河結婚。她說她走之後，衛生所隻剩衛生員小董一人，守著四間屋子，她有點不放心。衛生所後麵就是麥場。麥場後麵就是山了。她說小董自己覺得挺害怕的。最後她問我願不願在衛生所暫住一段日子，住到她回來。
我猶豫。顧慮重重。
她說：“第一，你是男的，比女的更能給小董壯壯膽。第二，你是教師，我信任。第三，這件事已跟連裏請求過，連裏同意。”
我便打消了重重顧慮，表示願意。
那時我還沒跟小董說過話。
衛生所一個房間是藥房（兼作戴醫生和小董的臥室），一個房間是門診室，一個房間是臨時看護室（隻有兩個床位），第四個房間是注射室消毒室蒸餾室。四個房間都不大。我住臨時看護室，每晚與小董之間隔著門診室。
除了第一天和小董之間說過幾句話，在頭一個星期內，我們幾乎就沒交談過。甚至沒打過幾次照麵。因為她起得比我早，我去上課時，她已坐在藥房兼她的臥室裏看醫藥書籍了。她很愛她的工作，很有上進心。巴望著輪到她參加團衛生員集訓班，畢業後由衛生員轉為醫生。下午，我大部分時間仍回大宿舍備課——除了病號，知青都出工去了，大宿舍裏很安靜。往往是晚上十點以後回衛生所睡覺。
“梁老師，回來沒有？”
小董照例在她的房間裏大聲問。
“回來了！”
我照例在我的房間裏如此回答。
“還出去麼？”
“不出去了。”
“那我插門啦？”
“插門吧。”
於是門一插上，衛生所自成一統。她不到我的房間裏來，我也不到她的房間裏去。“梁老師！”“什麼事？”“我的手表停了。現在幾點了？”“差五分十一點。你還沒睡？”“沒睡。”“幹什麼呐？”“織毛衣呢！”我清清楚楚地記得，隻有那一次，我們隔著一個房間，在晚上差五分十一點的時候，大聲交談了一次。我們似乎誰也不會主動接近誰。我的存在，不過是為她壯膽，好比一條警覺的野狗——僅僅是為她壯膽。仿佛有誰暗中監視著我們的一舉一動，使我們不得接近。亦不敢冒然接近。但正是這種主要由我們雙方拘謹心理營造成的並不自然的情況，反倒使我們彼此暗暗產生了最初的好感。因為那種拘謹心理，最是特定年代中一代人的特定心理。一種荒謬的道德原則規範了的行為。如果我對她表現得過於主動親近，她則大有可能猜疑我“居心不良”。如果她對我表現得過於主動親近，我則大有可能視她為一個輕浮的姑娘。其實我們都想接近。想交談。想彼此了解。
小董是牡丹江市知青，在她眼裏，我也屬於大城市知青，在我眼裏，她並不美麗，也談不上漂亮。我並不被她的外貌吸引。每天我起來時，爐上總是有一盆她為我熱的洗臉水。接連幾天，我便很過意不去。於是有天我也早早起身，想照樣為她熱盆洗臉水。結果我們同時走出各自的住室。她讓我先洗，我讓她先洗，我們都有點不好意思。
那一天中午我回到住室，見早晨沒來得及疊的被子疊得整整齊齊，房間打掃過了，枕巾有人替我洗了，晾在衣繩上。窗上，還有人替我做了半截紗布窗簾。放了一瓶野花。桌上，多了一隻暖瓶，兩隻帶蓋的瓷杯，都是帶大紅喜字的那一種。我們連隊供銷社隻有兩種暖瓶和瓷杯可賣。一種是帶“語錄”的，一種是帶大紅喜字的。
我頓覺那臨時棲身的看護室，有了某種溫馨的家庭氣氛。甚至由於三個耀眼的大紅喜字，有了某種新房的氣氛。
我在地上發現了一截姑娘們用來紮短辮的曲卷著的紅色塑料繩。那無疑是小董的。至今我仍不知道，那是不是她故意丟在地上的。我從沒問過她。我撿起那截塑料繩，萌生起一股年輕人的柔情。受一種莫名其妙的心理支配，我走到她的房間，當麵還給她那截塑料繩。那是我第一次走人她的房間。我靦腆之極地說：“是你丟的吧？”她說：“是。”我又說：“謝謝你替我疊了被子，還替我洗了枕巾。”她低下頭說：“那有什麼可謝的。”我發現她穿了一身草綠色的女軍裝——當年在知青中，那是很時髦的。還發現她穿的是一雙半新的有跟的黑色皮鞋。我心如鹿撞，感到正受著一種誘惑。她輕聲說：“你坐會兒吧。”我說：“不。”立刻轉身逃走。回到自己的房間，心仍直跳，久久難以平複。晚上，衛生所關了門以後，我借口胃疼，向她討藥。趁機留下紙條，寫的是一我希望和你談一談，在門診室。
我都沒有勇氣寫“在我的房間”。
一會兒，她悄悄地出現在我麵前。
我們也不敢開著燈談，怕突然有人來找她看病，從外麵一眼發現我們深更半夜地還呆在一個房間裏。黑暗中，她坐在桌子這一端，我坐在桌子那一端，東一句，西一句，不著邊際地談。從那一天起，我算多少了解了她一些：她自幼失去父母，是哥哥撫養大的。我告訴她我也是在窮困的生活環境中長大的。她說她看得出來，因為我很少穿件新衣服。她說她腳上那雙皮鞋，是下鄉前她嫂子給她的，平時舍不得穿。我給她背我平時寫的一首首小詩。給她背我記在日記中的某些思想和情感片斷——那本日記是從不敢被任何人發現的。她是我的第一個“讀者”。從那一天起，我們都覺得我們之間建立了一種親密的關係。她到別的連隊去出夜診，我暗暗送她，暗暗接她。如果在白天，我接到她，我們就雙雙爬上一座山，在山坡上坐一會兒，算是“幽會”。卻不能太久。還得分路回連隊。
我們相愛了。擁抱過。親吻過。海誓山盟過。都稚氣地認為，各自的心靈從此有了可靠的依托。我們都是那樣地被自己所感動。亦被對方所感動。覺得在這個大幹世界之中，能夠愛一個人並被一個人所愛，是多麼幸福多麼美好！但我們都沒有想到過沒有談起過結婚以及做妻子做丈夫那麼遙遠的事。那仿佛的確是太遙遠的未來的事。連愛都是“大逆不道”的，那種原本合情合理的想法，卻好像是童話。愛是遮掩不住的。後來就有了流言飛語，我想提前搬回大宿舍。但那等於“此地無銀三百兩”。繼續住在衛生所，我們便都得繼續承受種種投射到我們身上的幸災樂禍的目光。輿論往往更沉重地落在女性一方。後來領導找我談話，我矢口否認——我無論如何不能承認我愛她，更不能聲明她愛我。
不久她被調到了另一個連隊。
我因有著我們小學校長的庇護，除了那次含蓄的談話，並未受到怎樣的傷害。
你連替你所愛的人承受傷害的能力都沒有，這真是令人難堪的事！
後來，我乞求一個朋友幫忙，在兩個連隊間的一片樹林裏，又見到了她一麵。那一天淅淅瀝瀝地下著雨，我們的衣服都濕透了。我們擁抱在一起流淚不止。
後來我調到了團宣傳股。離她的連隊一百多裏，再見一麵更難了。
我曾托人給她捎過信，卻沒有收到過她的回信。
我以為她是想要忘掉我。
一年後我被推薦上了大學。
據說我離開團裏的那一天，她趕到了團裏，想見我一麵，因為拖拉機半路出了故障，沒見著我。
1983年，《這是一片神奇的土地》獲獎，在讀者來信中，有一封竟是她寫給我的！
算起來，我們相愛已是十年前的事了。
我當即給她寫了封很長的信，裝信封時，即發現她的信封上，根本沒寫地址。我奇怪了，反複看那封信。信中隻寫著她如今在一座礦山當醫生，丈夫病故了，給她留下了兩個孩子。最後發現，信紙背麵還有一行字，寫的是——想來你已經結婚了，所以請原諒我不給你留下通訊地址。一切已經過去，保留在記憶中吧！接受我的衷心的祝福！
信已寫就，不寄心不甘。細辨郵戳，有“樺川縣”字樣。便將信寄往黑龍江樺川縣衛生局。請代查衛生局可有這個人。然而空穀無音。
初戀所以令人難忘，蓋因純情耳！
純情原本與青春為伴。青春已逝，純情也就不複存在了。
如今人們都說我成熟了。自己也常這麼覺得。
近讀青年評論家吳亮的《冥想與獨白》，有一段話使我震懾——“大概我們已痛感成熟的衰老和汙穢。事實上純真早已不可複得，唯一可以自慰的是我們還未泯滅向往純真的天性。我們丟失的何止純真一項？我們大大地褻瀆了純真，還感慨純真的喪失，怕的是遭受天譴——我們想得如此周到，足見我們將永遠地離遠純真了。
“嚎啕大哭吧，不再純真又渴望純真的人！”
他正是寫的我這類人。
父親的演員生涯
父親去世已經一個月了。
我仍為我的父親戴著黑紗。
有幾次出門前，我將黑紗摘了下來，但倏忽間，內心裏湧起一種悵然若失的情感。戚戚地，我便又戴上了。我不可能永不摘下。我想。這是一種純粹的個人情感。盡管這一種個人情感在我有不可殫言的虔意。我必得從傷緒之中解脫。也是無須別人勸慰我自己明白的。然而懷念是一種相會的形式。我們人人的情感都曾一度依賴於它。這一個月裏，又有電影或電視劇製片人員，到我家來請父親去當群眾演員。他們走後，我就獨自靜坐，回想起父親當群眾演員的一些微事。
1984年至1986年，父親棲居北京的兩年，曾在五六部電影和電視劇中當過群眾演員。在北影院內，甚至範圍縮小到我當年居住的十九號樓內，這乃是司空見慣的事。父親被選去當群眾演員，毫無疑問地最初是由於他那十分惹人注目的胡子。父親的胡子留得很長。長及上衣第二顆紐扣。總體銀白。須梢金黃。誰見了誰都對我說：梁曉聲，你老父親的一把大胡子真帥！父親生前極愛惜他的胡子。兜裏常揣著一柄木質小梳。閑來無事，就梳理。記得有一次，我的兒子梁爽，天真發問：“爺爺，你睡覺的時候，胡子是在被窩裏，還是在被窩外呀？”父親一時答不上來。那天晚上，父親竟至於因為他的胡子而幾乎徹夜失眠。竟至於捅醒我的母親，問自己一向睡覺的時候，胡子究竟是在被窩裏還是在被窩外。無論他將胡子放在被窩裏還是放在被窩外，總覺得不那麼對勁。
父親第一次當群眾演員，在《泥人常傳奇》劇組。導演是李文化。副導演先找了父親。父親說得征求我的意見。父親大概將當群眾演員這回事看得太重，以為便等於投身了藝術。所以希望我替他做主，判斷他到底能不能勝任。父親從來不做自己勝任不了之事。他一生不喜歡那種濫竽充數的人。
我替父親拒絕了。那時群眾演員的酬金才兩元。我之所以拒絕不是因為酬金低，而是因為我不願我的老父親在攝影機前被人呼來喚去的。
李文化親自來找我——說他這部影片的群眾演員中，少了一位長胡子老頭兒。
“放心，我吩咐對老人家要格外尊重，要像尊重老演員們一樣還不行麼？”他這麼保證。
無奈我隻好違心同意。
從此，父親便開始了他的“演員生涯”更準確地說，是“群眾演員”生涯在他七十四歲的時候。
父親演的盡是迎著鏡頭走過來或背著鏡頭走過去的“角色”。說那也算“角色”，是太誇大其詞了。不同的服裝，使我的老父親在鏡頭前成為老紳士、老乞丐，擺煙攤的或挑菜行賣的。
不久，便常有人對我說：“哎呀曉聲，你父親真好。演戲認真極了！”
父親做什麼事都認真極了。
但那也算“演戲”麼？
我每每的一笑罷之。然而聽到別人誇獎自己的父親，內心裏總是高興的。
一次，我從辦公室回家，經過北影一條街——就是那條舊北京假影街，見父親端端地坐在台階上。而導演們在攝影機前指手劃腳地議論什麼，不像再有群眾場麵要拍的樣子。
時已中午，我走到父親跟前，說：“爸爸，你還坐在這兒幹什麼呀？回家吃飯！”
父親說：“不行。我不能離開。”
我問：“為什麼？”
父親回答：“我們導演說了——別的群眾演員沒事兒了，可以打發走了。但這位老人不能走，我還用得著他！”
父親的語調中，很有一種自豪感似的。
父親坐得很特別。那是一種正襟危坐。他身上的演員服，是一件褐色綢質長袍。他將長袍的後擺，掀起來搭在背上。而將長袍的前擺，卷起來放在膝上。他不依牆。也不靠什麼。就那樣子端端地坐著，也不知已經坐了多久。分明的，他唯恐使那長袍沾了灰土或弄褶皺了。
父親不肯離開，我隻好去問導演。
導演卻已經把我的老父親忘在腦後了，一個勁兒地向我道歉。
中國之電影電視劇，群眾演員的問題，對任何一位導演，都是很沮喪的事。往往地，需要十個群眾演員，預先得組織十五六個，真開拍了，剩下一半就算不錯。有些群眾演員，錢一到手，人也便腳底板抹油，溜了。群眾演員，在這一點上，倒可謂相當出色地演著我們現實中的些個“群眾”、些個中國人。難得有父親這樣的群眾演員。我細思忖，都願請我的老父親當群眾演員，當然並不完全因為他的胡子那兩年內，父親睡在我的辦公室。有時我因寫作到深夜，常和父親一塊兒睡在辦公室。有一天夜裏，下起了大雨。我被雷聲驚醒，翻了個身，黑暗中，恍恍地，發現父親披著衣服坐在折疊床上吸煙。我好生奇怪，不安地詢問：“爸，你怎了？為什麼夜裏不睡吸煙？爸你是不是有什麼心事啊？”黑暗之中，但聞父親歎了口氣。許久，才聽他說：“唉，我為我們導演發愁哇！他就怕這幾天下雨。”父親不論在哪一個劇組當群眾演員，都一概地稱導演為“我們導演”。從這種稱謂中我聽得出來，他是把他自己，—個迎著鏡頭走過來或背著鏡頭走過去的群眾演員，與一位導演之間聯得太緊密了。或者反過來說，他是把一位導演，與一個迎著鏡頭走過來或背著鏡頭走過去的群眾演員聯得太緊密了。
而我認為這是荒唐的。
而我認為這實實在在是很犯不上的。
我嘟噥地說：“爸，你替他操這份心幹嗎？下雨不下雨的，與你有什麼關係？睡吧睡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