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你這麼說話的麼？”父親教訓我道，“全廠兩千來人，等著這一部電影早拍完，才好發工資，發獎金！你不明白？你一點不關心？”
我佯裝沒聽到，不吭聲。
父親剛來時，對於北影的事，常以“你們廠”如何如何而發議論，而發感慨。不知從什麼時候開始，他不說“你們廠”了，隻說“廠裏”了。倒好像，他就是北影的一員。甚至倒好像，他就是北影的廠長。
天亮後，我起來，見父親站在窗前發怔。
我也不說什麼。怕一說，使他覺得聽了逆耳，惹他不高興。
後來父親東找西找的。我問找什麼。他說找雨具。他說要親自到拍攝現場去，看看今天究竟是能拍還是不能拍。
他自言自語；“雨小多了嘛！萬一能拍呐？萬一能拍，我們導演找不到我，我們導演豈不是要發急麼？”
聽他那口氣。仿佛他是主角。
我說：“爸，我替你打個電話，向你們劇組問問不就行了麼？”
父親不語，算是默許了。
於是我就到走廊去打電話。其實是給我自己打電話。
回到辦公室，我對父親說：“電話打過了。你們組裏今天不拍戲。”我明知今天準拍不成。
父親火了，衝我吼：“你怎麼騙我？！你明明不是給我劇組打電話！我聽得清清楚楚。你當我耳聾麼？”
父親他怒糾糾地就走出去了。
我站在辦公室窗口，見父親在雨中大步疾行，不免羞愧。
對於這樣一位太認真的老父親，我一籌莫展。
父親還在朝鮮人民共和國選景於中國的一個什麼影片中擔當過群眾演員。當父親穿上一身朝鮮民族服裝後，別提多麼的像一位朝鮮老人了。那位朝鮮導演也一直把他視為一位朝鮮老人。後來得知他不是，表示了很大的驚訝。也對父親表示了很大的謝意。並單獨同父親合影留念。
那一天父親特別高興，對我說：“我們中國的古人，主張幹什麼事都認真。要當群眾演員，咱們就認認真真地當群眾演員。咱們這樣的中國人，外國人能不看重你麼？”記得有天晚上，是一個星期六的晚上。我和妻子和老父母一塊兒包餃子。父親擀皮兒。
忽然父親長歎一聲，喃喃地說：“唉，人啊，活著活著，就老了。”
一句話，使我、妻、母親麵麵相覷。
母親說：“人，誰沒老的時候？老了就老了唄！”
父親說：“你不懂。”
妻煮餃子時，小聲對我說：“爸今天是怎麼了？你問問他。一句話說得全家怪納悶怪傷感的。”吃過晚飯，我和父親一同去辦公室休息。睡前，我試探地問：“爸，你今天又不高興了麼？”父親說：“高興啊。有什麼不高興的！”我說：“那麼包餃子的時候歎氣，還自言自語老了老了的？”父親笑了，說：“昨天，我們導演指示，給這老爺子一句台詞！連台詞都讓我說了，那不真算是演員了麼？我那麼說你聽著可以麼？”我恍然大悟，原來父親是在背台詞。我就說：“爸，我的話，也許你又不愛聽。其實你願怎麼說都行！反正到時候，不會讓你自己配音，得找個人替你再說一遍這句話。。”
父親果然又不高興了。
父親又以教訓的口吻說：“要是都像你這種態度，那電影，能拍好麼？老百姓當然不願意看！一句台詞，光是說說的事麼？臉上的模樣要是不對勁，不就成了嘴裏說陰，臉上作晴了麼？”父親的一番話，倒使我啞口無言。慚愧的是，我連父親不但在其中當群眾演員，而且說過一句台詞的這部電影，究竟是哪個廠拍的，片名是什麼，至今一無所知。
我說得出片名的，僅僅三部電影——《泥人常傳奇》、《四世同堂》、《白龍劍》。
前幾天，電視裏重播電影《白龍糾》，妻忽指著屏幕說：“梁爽你看你爺爺！”
我正在看書，目光立刻從書上移開，投向屏幕——哪裏有父親的影子。
我急問：“在哪兒在哪兒？”
妻說：“走過去了。”
是啊，父親所“演”，不過就是些迎著鏡頭走過來或背著鏡頭走過去的群眾角色。走得時間最長的，也不過就十幾秒鍾。然而父親的確是一位極認真極投入的群眾演員，與父親“合作”過的導演們都這麼說。
在我寫這篇文字時，又有人打來電話——“梁曉聲？”
“是我。”
“我們想請你父親演個群眾角色啊！”
“這。我父親已經去世了。”
“去世了？對不起。”
對方的失望大大多於對方的歉意。
如今之中國人，認真做事認真做人的，實在不是太多了。如今之中國人，仿佛對一切事都沒了責任感。連當著官的人，都不大肯願意認真地當官了。
有些事，在我，也漸漸地開始不很認真了。似乎認真首先是對自己很吃虧的事。
父親一生認真做人。認真做事。連當群眾演員，也認真到可愛的程度。這大概首先與他願意是分不開的。一個退了休的老建築工人，忽然在攝影機前走來走去，肯定地是他的一份兒愉悅。人對自己極反感之事，想要認真也是認真不起來的。這樣解釋，是完全解釋得通的。但是我——他的兒子，如果僅僅得出這樣的解釋，則證明我對自己的父親太缺乏了解了！
我想“認真”二字，之所以成為父親性格的主要特點，也許更因為他是一位建築工人。幾乎一輩子都是一位建築工人。而且是一位優秀的獲得過無數次獎狀的建築工人。
一種幾乎終生的行業，必然鑄成一個人明顯的性格特點。建築師們，是不會將他們設計的藍圖給予建築工人也即那些磚瓦灰泥匠們過目的。然而哪一座偉大的宏偉建築，不是建築工人們一磚一瓦蓋起來的呢？正是那每一磚每一瓦，日複一日，月複一月，年複一年地、十幾年、幾十年地，培養成了一種認認真真的責任感。一種對未來之大廈矗立的高度的可敬的責任感。他們雖然明知，他們所參予的，不過一磚一瓦之勞，卻甘願通過他們的一磚一瓦之勞，促成別人的冠環之功。
他們的認真乃因為這正是他們的愉悅！
願我們的生活中，對他人之事的認真，並能從中油然引出自己之愉悅的品格，發揚光大起來吧！
父親是一個普通得不能再普通的人。父親曾是一個認真的群眾演員。或者說，父親是一個“本色”的群眾演員。
以我的父親為鏡，我常不免地問我自己在生活這大舞台上，我也是演員麼？我是一個什麼樣的演員呢？就表演藝術而言，我崇敬性格演員。就現實中人而言，恰恰相反，我崇敬每一個“本色”的人，而十分警惕“性格演員”。
父親的遺物
心裏總想著應向母親認錯，可直至母親也去世了，認錯的話竟沒機會對母親說過。我站在椅上打開吊櫃尋找東西，驀地看見角落裏那一隻手拎包。它是黑色的，革的，很舊的，拉鎖已經拉不嚴了，有的地方已經破了。雖然在吊櫃裏，竟也還是落了一層灰塵。我呆呆站在椅上看著它，像一條走失了多日又終於嗅著熟悉的氣味兒回到了家裏的小狗看著主人。那是父親生前用的手拎包啊！父親病故十餘年了，手拎包在吊櫃的那一個角落也放了十餘年了。有時我會想到它在那兒。如同一個讀書人有時會想到對自己影響特別大的某一部書在書架的第幾排。更多的日子裏更多的時候，我會忘記它在那兒。忘記自己曾經是兒子的種種體會。
十餘年中，我不止一次地打開過吊櫃，也不止一次地看見過父親的手拎包，但是卻從沒把它取下過。事實上我怕被它引起思父的感傷。從少年時期至青年時期至現在，我幾乎一向處在多愁善感的心態中。我覺得我這個人被那一種心態實在纏繞得太久了。我怕陷入不可名狀的親情的回憶。我承認我每有逃避的企圖。
然而這一次我的手卻不禁地向父親的遺物伸了過去。近年來我內心裏常湧起一種越來越強烈的傾訴願望，但是我卻不願被任何人看出我其實也有此願。這一種封閉在內心裏的願望，那一時刻使我對父親的遺物備覺親切。盡管我知道那即使不是父親的遺物而是父親本人仍活著，我也斷不會向父親傾訴我人生的疲憊感。我的手伸出又縮回，幾經猶豫，最終還是把手拎包取了下來。我並沒打開它。我認真仔細地把灰塵擦盡，轉而騰出衣櫥的一格，將它放入衣櫥裏了。我那麼做時心情很內疚。因為那手拎包作為父親的遺物，早就該放在一處更適當的地方。而十餘年中，它卻一直被放在吊櫃的一角。那絕不是該放一位父親的遺物的地方。一個對自己父親感情很深的兒子，也是不該讓自己父親的遺物落滿了灰塵的啊！
我不必打開它，也知裏麵裝的什麼，—把刮胡刀。在我很小的時候，就見過父親用那一把刮胡刀刮胡子。父親的絡腮胡子很重，刮時發出刺啦刺啦的響聲。父親死前，刮胡刀的刀刃已被用窄了，大約隻有原先的一半那麼寬了。因為父親的胡子硬，每用一次，必磨一次。父親的胡子又長得快，一個月刮五六次，磨五六次，四十幾年的歲月裏，刀刃自然耗損明顯。如今，連一些理發店裏，也用起安全刀片來了。父親那一把刮胡刀，接近於文物了。手拎包裏還有一個小小的牛皮套，其內是父親的印章。父親一輩子隻刻過那麼一枚印章。木質的，比我用的鋼筆的筆身粗不到哪兒去。父親一生離不開那印章。是工人時每月領工資要用，退休後每三個月寄來一次退休金，每月六十餘元，一年僅用數次。
一對玉石健身球，是我花五十元為父親買的。父親聽我說是玉石的，雖然我強調我隻花了五十元，父親還是覺得那一對健身球特別寶貴似的。他隻偶爾轉在手裏，之後立刻歸放盒中。其中一隻被他孫子小時候非要去玩，結果掉在陽台的冰泥地上摔裂了一條紋。
父親當時心疼得直跺腳，連說：“哎呀，哎呀，你呀，你呀！真敗家，這是玉石的你知道不知道哇！”
再有，就是父親身份證的影印件了。原件在辦理死亡證明時被收繳注銷了。我預先影印了，留作紀念。手拎包的裏麵，還有一層。那道拉鎖是好的。影印件就在夾層裏。
除了以上東西，父親這一位中國第一代建築工人，再就沒留下什麼遺物了。僅有的這幾件遺物中，健身球還是他的兒子給他買的。
手拎包的拉鎖，父親生前曾打算換過。但那要花三元多錢。花錢方麵仔細了一輩子的父親舍不得花三元多錢。父親曾試圖自己換，結果發現皮革已有些糟了，“咬”不住線了，自己沒換成。我曾給過父親一隻開什麼會發的真皮的手拎包。父親卻將那真皮的手拎包收起來了，舍不得用。他生前竟沒往那真皮的手拎包裏裝過任何東西。他那隻舊拎包夾層的拉鎖既然仍是好的，父親就格外在意地保養它，方法是經常為它打蠟。父親還往拉鎖上安了一個紐扣那麼大的小鎖。因為那夾層裏放過對父親來說極重要的東西——有六千元整的存折。那是父親一生的積攢。他常說是為他的孫子我的兒子積攢的。
父親逝前一個月，我為父親買了六七盒“蛋白注射液”，大約用了近三千元錢。我明知那絕不能治愈父親的癌症，僅為我自己獲得一點兒做兒子的心理安慰罷了。父親那一天狀態很好，目光特別溫柔地望著我笑了。
可母親走到了父親的病床邊，滿臉憂愁地說：“你有多少錢啊？買這種藥能報銷嗎？你想把你那點兒稿費都花光呀？你們一家三口以後不過了呀？”
當時，已為父親花了一萬多元，父親的單位效益不好，還一分錢也沒給報銷。母親是知道這一點的。在已無藥可醫的丈夫和她的兒子之間，尤其當母親看出我這個兒子似乎要不惜一切代價地延緩父親的生命時，她的一種很大的憂慮便開始轉向我這一方麵了。
當我捧著藥給父親看，告訴父親那藥對治好父親的病療效多麼顯著時，卻聽母親從旁說出那種話，我的心情可想而知。
仰躺著已瘦得虛脫了的父親低聲說：“如果我得的是治不好的病，就聽你媽的話，別浪費錢了。”
沉默片刻，又說：“兒子，我不怕死。”
再聽了父親的話，我心淒然。
那藥是我求人寫了條子，騎自行車到很遠的醫院去買回來的呀！進門後臉上的汗還沒來得及擦一下呀。
結果我在父親的病床邊向母親大聲嚷嚷了起來。
“媽媽，你再說這種話，最好回哈爾濱算了！”
我甚至對母親說出了如此傷她老人家心的冷言冷語。
母親是那麼地忍辱負重。她默默地聽我大聲嚷嚷，一言不發。
而我卻覺得自己的孝心被破壞了，還哭了。
母親聽我宣泄夠了，離開了家，直至半夜十一點多才回家。如今想來，母親也肯定是在外邊的什麼地方默默哭過的。
哦，上帝，上帝，我真該死啊！當時我為什麼不能以感動的心情去理解老母親的話呢？我傷母親的心竟怎麼那麼的近於冷酷呀？
一個月後，父親去世了；母親回哈爾濱了。
心裏總想著應向母親認錯，可直至母親也去世了，認錯的話竟沒機會對母親說過。
母親留下的遺物就更少了。我選了一條圍脖和一個半導體收音機。圍脖當年的冬季我一直圍著，企圖借以重溫母子親情。半導體收音機是我為母親買的，現在給哥哥帶到北京的精神病院去了。他也不聽。我想哪次我去看他，要帶回來，保存著。
我寫字的房間裏，掛著父親的遺像——位麵容慈祥的美須老人；書架上擺著父親和我們兄弟四人一個妹妹青少年時期的合影，都穿著棉衣。
我們一家竟沒有一張“全家福”。
在哈爾濱市的四弟家裏，有我們年齡更小時與母親的合影。那是夏季的合影。那時母親才四十來歲，看上去還挺年輕。
父親在世時，常對我兒子說：“你呀，你呀，幾輩子人的福，全讓你一個人享著了！”
現在上高三了的兒子，卻從不認為他幸福。麵臨高考競爭的心理壓力，也使兒子過早地體會了人生的疲憊。
現在，我自己竟每每想到死這個字了。
我也不怕死。
隻是覺得，還有些親情責任未盡周全。
我是根本不相信另一個世界之存在的。
但有時也孩子氣地想：倘果有冥間，那麼豈不就省了投胎轉世的麻煩，直接地又可以去做父母的兒子了嗎？
那麼我將再也不會傷父母的心了。
在我們這個陽世沒盡到的孝，我就有機會在陰間彌補遺憾了。
陰間一定有些早夭的孩子，那麼我願在陰間做他們的老師。陰間一定沒有升學競爭吧？那麼孩子們和我雙方的教與學一定是輕鬆快樂的。
我希望父親做一名老校工。
我相信父親一定會做得非常敬業。
我希望母親為那陰間的學校養群雞。母親愛養雞。我希望陰間的孩子們天天都有雞蛋吃。
這想法其實並不使我悲觀。恰恰相反，常使我感覺到某種樂觀的呼喚。
故我又每每孩子氣地在心裏說：爸爸，媽媽，耐心等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