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篇，將是我關於知青話題的最後一堆文字，一堆告別式的文字，終結性的自言自語……
今輪虎年，是“上山下鄉”運動三十周年。
“知青”話題，又被報刊界出版界重新撿起，頗有紀念一下的意思。
所謂“上山下鄉”運動，依我如今想來，其實不過是當年三千萬學生的失學“下崗”。這三千萬之巨數，接近著如今工人“下崗”的龐大隊伍。而“下崗”工人中，又十之六七乃當年的“知青”。對於這些當年的“知青”，命運感慨肯定多多。或者，竟毫無回憶的心情，隻不過默默地隨時代的巨變沉浮，竭力撐持著自己們剩餘的人生。
當年的“知青”，如今年齡最小者，也該在四十五歲以上了；年齡最大者，亦即“老高三”，當是五十餘歲的人了。再過七八年，所幸未“下崗”的，也將退休了。正是——“人生寄一世，奄忽若飆塵。”命達命舛，悟透了，本都沒什麼可紀念的。當年的“知青”們，如今構成著中國城市人口中的主要中年群體，他們和她們，在思想方法、價值判斷、生活態度，以及家庭觀念、物質消費、流行時尚、人際組合的好惡順逆方麵，仍導勢漸微地影響著中國當代城市人口中的中年群體。雖然在數量上並不完全壟斷中年群體，在質量上卻無疑顯示著主要成分。
所以，可以這麼認為，中國當代城市中年人們“代”的特征，在諸方麵具有著“知青”們或曰“老三屆”的總體特征。
二十年以前，亦即知青返城初期，這種總體特征極為顯明。基本上可以用怨、悲、豪、義四個字來概括。
疲憊地站在城市的人生起跑線上，青春不再，晃如一夢，十之八九幾乎一無所有，幾乎一切的生存內容從零開始，甘而不怨的太少太少。
“上山下鄉”這一場幾乎波及到衝擊到一切城市家庭的運動，乃“文革”中之運動，運動中之運動。否定“文革”，必重新評說“上山下鄉”運動。而“上山下鄉”運動，其實是經不起直率評說的。因為它的目的，隻不過是為了減緩當時城市的就業壓力。並且，一令既下，地動山搖。一手既揮，無敢抗者。對於絕大多數城市百姓人家的子女，根本沒有第二選擇。所謂響應號召沒商量。對於被打倒的“走資派”的子女，被貶為“臭老九”的知識分子的子女，政治成分被劃入階級另冊的人家的子女，尤其不是“上山”不“上山”，下鄉不下鄉的問題，而是隻配上到哪裏下到哪裏，沒資格問去哪裏。比如“黑龍江生產建設兵團”的第一、二批“知青”，需通過所謂“政審”一關。有“政審”不合格的知青，寫了血書以表決心才被批準。更有的硬是追隨強去，驅而不離，趕而不返。如此一來，倒使“黑龍江生產建設兵團”當年顯得很神秘。於是後來報名者較踴躍，仿佛非是下鄉，是變相的參軍；非是務農，是變相的當兵。以今天的眼光看來，似乎不無“炒作”意味兒。但在當年，哪一個中國人的頭腦中其實都沒有“炒作”的意識，隻不過本能地遵循“政治第一”的一貫原則，一本正經地煞有介事罷了。
“上山下鄉”運動的原始目的一被觸及，其理想色彩徹底剝落，“知青”們頭腦中殘存的使命感化為烏有。明白了自己隻不過是解決當年城市就業難題一大舉措的犧牲品，明白了是偉大領袖當時希望盡快結束“文革”混亂局麵的“一著棋”，於是覺得自己們不但是被“攆”下去的，哄下去的，而且簡直是被“誆”下去的，難免悲從中來。悵回首，昨今追求兩茫茫。泣憶無數個“客愁西向盡，鄉夢北歸難”的流放日，“心不怡之長久矣，憂與愁其相接”。那悲中，自然還有著不知究竟該向誰傾訴的灰。何況，當初的理想色彩和使命感，在近十年的艱苦歲月中，在仿佛被拋棄了的日複一日的企盼中，本已從他們的心理上精神上瓦解得差不多了。如同魚市收攤前的活魚，撥一下雖還能在淺水中遊動，扔到案上雖還能劇烈撲騰，但已是鱗敗鰭殘了……
但是，他們當年畢竟的都擁有著一種至關重要的資本。那就是年齡。二十六七三十來歲三十多歲的年齡，無論打算對人生作何進取，為時都不太晚。年齡是返城“知青”當年唯一的資本。令全社會不同程度所同情的整代“遭遇”，具有苦難色彩同時也便具有了滄桑色彩具有了堅忍色彩的經曆，與上一代人相比磨而未圓似乎仍顯得咄咄逼人的棱角，與下一代人並論不卑不亢似乎人生經驗極為豐富的成熟，又使“知青”這唯一的資本成為“知青”唯一的傲。此傲不無受過嚴峻洗禮之意味。在返城初期，“知青”唯靠此傲支撐著奮鬥精神，保持住心理平衡。
此傲是“知青”的精神味素。
義——這是“知青”返城之初普遍都願恪守的做人原則。無論兵團“知青”，還是插隊“知青”，返城之前他們都必因同命運而相憐，而相助，而相嗬護。因為，對於當地人，“知青”是外來者，是接受“再教育”的對象。倘當地人歡迎並關懷他們，則他們無物以報，唯有奉還感情奉還以義。倘當地人排斥他們甚而歧視他們孤立他們打擊他們，則他們相互之間並無任何財富的團結基礎，亦隻能靠了感情靠了義而更緊密地凝聚在一起。義是“知青”近乎發配的命運對他們的啟示。他們在很短的時期內便領悟到了這一點。但事實上，當地人排斥歧視甚至孤立打擊他們的事件雖有發生，卻肯定是極其個別的現象。就普遍情況而言，無論是兵團的老戰士，農場的老職工，還是鄉村的農民，當年對“知青”們既是歡迎的，也是盡可能予以照顧和關懷的。個別事件不但存在，還很惡劣。我們於此強調的是普遍情況。故時至今日，許多知青念念不忘常係心頭，談起來動聲動色的仍是與當地人那一份情。彼此的情中也確有樁樁件件感人之事。而當年歡迎過後來又依依相送過“知青”的農民、牧民、山民，憶起從城裏來的“學生娃”們，往往也是此情綿綿。他們會牢記著“知青”教師教過他們的子女，“知青”醫生為他們治過病，或為他們的女人接過生。即使對於當年表現很差甚至極差的“知青”，他們談起來時的態度，也如同是在回憶不懂事的孩子的淘氣行為或惡作劇，仁義寬厚溢於言表。無論對於當地人還是對於“知青”，往昔的歲月裏，都有著“清晨聞叩門，倒裳往自開。問子為誰歟？田父有好懷”的情義；有著“寒夜客來茶當酒，竹爐湯沸火初紅”的溫馨；有著“夜雨剪春韭，新炊間黃粱。主稱會麵難，一舉累十觴”的真摯；有著“但令一顧重，不吝百身輕”的古道衷腸。我接觸過形形色色的當年的南北“知青”。我有充分的根據說明，“知青”們最無怨言也最感欣慰的是，當年畢竟和一部分別種樣的人民休戚與共過。他們是“知青”們在城市裏所接觸不到的，完全陌生的。而且，是生活窮苦的，隨遇而安的，非常本色的一部分人民。在“知青”們心目中，在今天，對他們身上美好的方麵和惰性的方麵了解得一樣清楚。
用一位“知青”的話說——“唯一不後悔的是，曾和那樣的一部分人民在一起過。”
返城初期，“知青”們有一種不習慣。深析之，是一種怕。怕那隻無形的，劃分城市人命運格局的大手將他們撫散。那隻大手是導演城市通俗故事的上帝。它重新定位城市人的命運。它幾乎毫無規律地，隨心所欲地，完全按照自己好惡地拋撒機遇。它嫌貧愛富極端勢利眼。它隻關照離它最近的人。對離它遠的人的存在幾乎不屑一顧。迅速被撫散的“知青”經常尋找機會靠攏。隻要靠攏在一起便不免會彼此諄諄告誡，一定要“相峋以濕，相濡以沫”。仿佛隻有這樣，才能重新在城市生存下去。仿佛一旦不再是群體，對每一個人都是不安全的。他們希望互相拉扯，希望仍如當年那樣互相嗬護。因為他們幾乎都一無所有啊！然而城市對於他們卻另有一番教導。那教導現實得近乎於冷漠，全部內容差不多便是“相忘於江湖”。
城市喜歡在個人身上實驗奇跡。
城市從不情有獨鍾地青睞一無所有的沒落群體。
於是，十年後，亦即1987至1988年左右，“知青”們的群體本能意識被城市格局這柄篦子一遍遍地篦散了。城市也完成了對返城“知青”們的十年普及性“初級教育”。
怨的情緒在“知青”們胸中自行地淡化了。而且，他們都明白，怨是最沒意義的。掌上厚繭仍在，胸中塊壘猶存，隻是返城初期幻想青春補償，總欲引起社會特別關注和特別對待甚至優待的希望，完全而又明智地泯滅了……
悲還多多少少地、時不時地從情緒中流露出來，但已由總體的悲轉變為個人的悲了。有人從疲憊中緩過來了，有人仍沒緩過來，仍疲憊著。甚至更疲憊了。有人仍沉湎於當年的悲哀往事或個人的悲慘遭遇中不能自拔。那些往事當然確實很悲哀，遭遇也當然確實很悲慘，但雖屬知青情結和話語，卻似乎已不再能代表總體，而僅僅意味著是個人的了。十年的時間足以消彌許多事物，足以令人忘卻許多最初刻骨銘心的記憶。有那種記憶然而境況好了命運之帆重新張揚起來的，漸漸地不悲了。有那種記憶然而境況仍糟著人生仍尋找不到港灣的，顧不上悲了。終於明白，歸根到底，城市不敬重眼淚。他們或她們，尤其她們，開始學會將自己那一種悲嚴密地封存在內心裏，隻在特殊的情況下，特殊的人們麵前才偶一流露偶一宣泄。返城後的境況不同，使“知青”話語開始多樣。有時在同一場合，在昔日朝夕相處的人中，某人歡笑著，某人卻在暗暗傷感著。甚至會發生言語衝突、話不投機半句多的現象……
義仿佛變成了空頭支票。即使變成了空頭支票，相贈予時態度也極為含糊極為猶豫了。因為，在城市裏，在實際的迫待解決的問題方麵而非感情慰藉方麵，互相幫助顯得異常的分量沉重了。沉重得使人輕易不敢承諾了。在都是“知青”的歲月裏，我受委屈了受欺辱了你挺身而出替我伸張正義替我抱打不平；你病了我守侍床前體貼如親兄弟親姐妹是一回事——而且隻要想做到，完全可以做到，幾乎人人都能做到。但在城市裏，替誰解決工作替誰調動更滿意的工作，或幫誰的子女報入重點小學升入重點中學，則非有權力不可。有權力往往也需費些周折甚至費盡周折。無權的權小的心有餘而力不足。有權的考慮到那許多周折態度含糊暖昧猶豫也在情理之中。而此時此刻，哪怕一方一再地表示並未“相忘於江湖”，另一方肯定也似乎品咂出了一絲分明“相忘於江湖”的苦澀。
在這十年中，認識的或不認識的，哈爾濱的或北京的上海的，親登家門或寫信向我求助的“知青”為數不少。困擾他們或她們的，無一不是人生的大問題，諸如“正式工作”之“安排”問題、夫妻兩地分居問題、子女的戶口問題和就學問題……而我當時的表現，每每先安慰，後搖頭發愁。既同情對方，也同情自己陷入的尷尬之境。登門者寫信者，自然相信會幫助他們的人非我莫屬。而且相信，隻要我肯幫助，他們的困擾就一定能得到妥善解決。仿佛中國有一個“知青”問題管理部，我是該部部長。如果對方們還拎著點兒“意思”，則我尷尬尤甚。我也往往不禁地要說些感情色彩較濃的話語，以圖表現並未“相忘於江湖”。但是最終，我所能做的，僅能做的，也無非就是答應替他們給當地的領導寫封信，或當即就給我認識過、耳聞過的“知青”出身的官員寫封信。他們有的較為滿意，有的很不滿意，覺得我不過在變相應付搪塞，從此認定我最是一個徹底“相忘於江湖”的無情無義的家夥。而我卻常因自己的轉嫁“義務”惴惴不安。十年中我開出了不少空頭轉賬支票，每次都難以預測那些收到的人對我究竟作何想法。居然僥幸起作用的時候也不是沒有，但極少極少。既是相求者的僥幸，也是我自己的僥幸。
十年中，當年的“知青”在北京有過幾次規模較大的集聚活動，影響輻射至天津、上海、哈爾濱。影響最廣策劃最成功的一次，當屬在中國革命曆史博物館舉辦的“黑土地回顧展”。這次活動凝聚了許許多多北大荒知青的熱忱參與。許許多多的人為此做出了許許多多的努力。那是無報酬的參與。是完全業餘的參與。是完全自願當成自己的事來做的參與。我認為，“回顧展”收集到的林林總總的“知青”實物，以及“知青”日記和書信，對於以後仍有興趣繼續研究“知青”命題的人，頗有參考價值和認識價值。“回顧展”同時也是一次較成功的“知青文物”征集活動。
“回顧展”的絕大部分文字出自我筆下。薑昆們做了局部的刪改補充。出自我筆下的文字，總體調子似太沉重和悲愴。薑昆們加入了些輕鬆和亮色。我認為他們的刪改補充是必要的。否則，“回顧展”也許難以成為事實。這些文字後來全部收入《黑土地影集》。“回顧展”之後，出版了兩部書。一部是《北大荒風雲錄》，一部是《北大荒人名錄》。我是此兩部書的編委之一。但我實際上所盡的編委義務和責任甚少，隻看過“風雲錄”中三十餘篇的手稿。此書的編輯原則是——保持原貌，不做任何加工。所改僅僅是錯字、白字、病句、不規範的標點運用。
我認為“風雲錄”是一部從多側麵多角度反映當年北大荒“知青”生活的難得的紀實書。其紀實性幾乎是不容置疑的。其中多數知青第一次寫關於自己知青經曆的回憶文章。甚至是生平第一次寫所謂的“文章”。甚至以後再也不會產生寫“文章”的念頭。他們和她們，將自己當年的親身經曆、親身感受、親身遭遇、真真切切地、虔誠之至地彙入“風雲錄”中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