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認為，我迄今為止的一切知青作品的總和，在諸多意義方麵，根本抵不上一本“風雲錄”。
我認為，“風雲錄”是一本很值得保存的書，相比之下，我的一切知青作品，其實都不值得任何人保存。
我甚至認為，一個人如果了解北大荒知青當年的真實生活的願望大於讀小說的興趣，那麼他或她其實完全不必讀我的知青小說，隻讀“風雲錄”就夠了。
“風雲錄”中也收入了我的一篇小文。我當時是很不想寫的，但編委們非常希望我也寫一篇。寫完了，我仍不願被編入，編委們傳閱後覺得還可以，恭敬不如從命，我隻有依從。
我實心實意地說，我的一篇小文，是“風雲錄”中內容蒼白空洞的回憶之一。這有兩個原因：一，作為一名當年的北大荒知青，雖然別人吃過的苦我都吃過，別人受過的累我都受過，但也僅此而已。由於出身工人家庭的先天優勢，並不曾受過格外不堪忍受的政治歧視。所以，我的知青經曆中，並沒什麼特別使人同情的遭遇。對於沒“上山下鄉”過的次代人，我的知青經曆似乎新鮮不乏色彩；而相對於知青一代，其實尋常得不能再尋常。二，由於我的職業是寫作，此前寫了大量知青小說或回憶性“文章”，感受早已耗用，早已沒有什麼另外的特別值得一寫的“個人事件”。並不特別值得寫卻為寫而寫，蒼白空洞實屬必然。
據我看來，一本“風雲錄”中，普遍寫得好的，恰是那些初寫者的“文章”。都寫得不怎麼樣的，是我等所謂“知青名人”，以及職業與寫作的關係太密切的人。原因，恐怕也如我所述。
《北大荒人名錄》則是一本很特殊的書。在中國，在它出版以前，絕沒有過那樣一本書。它實際上是一本活人的人名索引。一本不折不扣的通訊錄。這一點，書名體現得很明確。如果不看書名，信手翻來，有人準會以為是一本電話簿子。它收入了二萬八千多人的姓名、以及他們和她們當年在黑龍江生產建設兵團原屬師、團、營、連、職務、目前的通訊地址、工作單位、身份、家庭和單位的電話。
為什麼要出這樣一本書呢？
當時的動機何其的良好何其的富有理想色彩啊！
記得在討論這本書的意義時，我做過這樣一段發言——我們北大荒返城知青的最主要的特征是什麼？別人可以指出許多，但我認為是群體意識。西方又叫“社團精神”。這是好的特征，應該繼承發揚。時代驟變，我們許多北大荒返城知青人生失重，所以需要幫助。而我們之間的相互幫助，目前最是義務和責任，亦最可貴。那麼這一本“人名錄”，就向願意相互幫助的，尤其是需要幫助的我們的返城知青夥伴，提供了非常之實用的線索。不願幫助別人的，就不要把自己的名字加上。既加上了，就一定要是真的單位，真的通訊地址，撥通就能找到你的真的電話號碼。在這件事上若弄虛作假，既無必要，也很可鄙。
我還說，假如某一天，某一個陌生人叩開了我們在座的誰的家門，他或她手裏拿著一本“人名錄”，說自己就是通過“人名錄”找到你家的，說自己是“人名錄”上的哪一個，說自己遇到了什麼樣的困難，急需什麼樣的幫助，那麼“人名錄”的意義就起到了。自己幫得了的理應熱情幫助，自己幫不了的理應替對方聯係“人名錄”上的別人……
當時有人笑著插問一句：就像舊社會江湖上的人憑“道兒”中的帖子相互關照？
我也笑答：差不多就是這個意思。咱們不是經常自詡都是北大荒“這條道兒”上走過來的麼？姓名上了“錄”，相互關照之時，更需各盡所能啊！
於是大家皆笑。
當時，大家的動機，的的確確這麼簡單，這麼現實，又這麼天真爛漫。
大家當時還熱烈討論，如何成立一個“北大荒知青基金會”，怎樣在北大荒知青中卓有成效地開展扶貧和不幸救助活動等等。
應該肯定，這些原始衝動的出發點是良好的，友愛的。
但沒有富豪和財團的讚助，僅靠北大荒知青之間憑熱忱個人捐款，實在也籌不到多少錢。理想脫離現實，據我所知，“基金會”一事不了了之。也有關注此事的北大荒知青說，後來還是成立了。即使成立了，款項也肯定極其有限，根本不能落實初衷。
兩本書發行後一年內，曾有各地到京的知青登我家門。都是我不認識的。光臨時都帶著“人名錄”。有的有困難求助，我也隻能照例寫封信，“委托”別人關照。多數並沒什麼困難，無非見見麵，彼此認識認識，共同回憶回憶。
某些北大荒知青，主觀地以為，我肯定結交著很多很多的人，尤其結交著很多很多名人和官員。對於他們是困難的事，對於我解決起來易如反掌，一封信或一個電話就能辦妥，仿佛社會隻不過是單一成分的“知青碼頭”，而我是知青“袍哥會”中的“舵把子”人物之一。這說明返城雖然已經十年，極少數知青，似乎隻不過由當年“上山下鄉”運動中的“插兄”、“插妹”，轉而變成了城市中的“插隊”者。他們的意識仍停留在昨天，他們在城市中的交往範圍仍特別局限。甚至，可能除了當年的知青朋友，仍沒有別的朋友。他們還未真正融入城市生活。他們對知青群體以外的人，陌生而又自行地保持距離。從他們身上看出了這一點，當年常使我替他們感到憂傷。
其實，我自己當年在城市中的交往範圍也特別局限。除了電影界、文學界、出版界和少數新聞界的人，我當年也基本不主動與別的方麵的人交往。我一向的人生原則是，如果我不求人會少活一年二年，那麼我寧肯不求人，寧肯幹脆少活一年二年。當然，如果少活十年，我也是會四處求助的。但是，我與某些返城知青的命運境況畢竟大為不同。我的工作單位是北京電影製片廠，這在當年是令人羨慕的單位。我是小有名氣的作家，而且是北京戶口的作家，這也令人羨慕。我的工資雖然不高，但已每年都有稿費收入，而且逐年增加。我的人生已經穩定。眼前暫無困境，以後似乎也不潛伏著什麼大的危機。總而言之，我盡量不求人，少求人，比較可以做到。而他們是多麼令人同情啊！盡管返城已經十年了，他們中有人仍夫妻兩地分居著；有人由於返城當時的種種特殊原因，夫妻一方仍留在農村、農場或兵團；有人仍無可稱之為自己的“家”的小小居住空間，走時一人，返城三口，不得不寄居於父母或兄弟姐妹的屋頂下，而後者們的城市居住空間同樣是極有限的；有的人的子女仍無法在城市中正常就學……
知青返城的前十年，乃中國粉碎“四人幫”後百廢待興千頭萬緒的十年，中國幾乎分不出精力和能力關懷他們。做出允許知青返城的重大決策，已然顯示出了超乎尋常的果斷與魄力。倘沒有許多幹部甚至極高級幹部的子女，以及高級知識分子高級民主人士的子女當初也被卷離家庭卷離城市，而僅隻是老百姓的子女“上山下鄉”了，估計決策未必會做得那麼幹脆果斷，也未必會那麼快。按照曆史的時間概念看，粉碎“四人幫”與知青返城兩大決策幾乎可以說是依次做出的。應該承認，在前十年內，中國已盡量做了它力所能及的安置工作。各大城市中適時成立的“知青安置辦公室”，皆較為配合地為知青服務著。當然，因為知青們的家庭背景不同，這種服務的區別性必然是相當之大的。對於最廣大的老百姓家庭的返城知青，服務的主項也隻能是解決工作問題。他們大多數人所麵臨的選擇是建築行業、環衛行業、低等服務行業和街道手工業作坊式的小工廠。命運迫使他們不得不四處求助。而知青群體是他們在城市裏僅有的主要的“社會關係”，他們中大多數人，隻能寄僥幸於這一種仿佛帶有血緣色彩的、龐大又單純的“社會關係”。倘這種僥幸也意味著是一絲希望，那麼它是一種不乏熱心但是能量有限改變不了什麼的希望。在返城前十年，在知青之間，互助的熱心的確是一種城市現象。如果準找到了一份工作，如果那工作單位急需廉價勞動力，那個誰就往往會呼啦一下子引來自己十幾個甚至幾十個當年的知青夥伴兒。這現象當年在城市裏極富人情味兒。無私而又義氣。好比如今某些在城市裏已經站穩了腳跟的“打工妹”、“打工仔”，恨不得熱心地將家鄉的姐妹們兄弟們都召集在自己身旁……
在知青返城的前十年中，在革命曆史博物館還沒舉辦“黑土地回顧展”時，知青們以新疆、雲南、內蒙、山西、陝西、北大荒等等不同的地域為旗號，以大大小小的當年的群體為單位，實際上不斷地舉行著集會。集會的動力既有保持感情的因素，也有依持互助的心理需要，還有引起社會關注的本能意識。至於在集會時大發“青春無悔”的感慨，抑或“還我青春”的籲喊，倒是根本不值得“友邦驚詫”更不值得大驚小怪之事。某些據此所作的，仿佛別人都愚不可及，唯自己好生深刻，反省好生徹底的文章，依我看來，倒是有點兒嘩眾取寵。因為一旦自己稍稍混好了，無視自己廣大同類的生存現狀，不從同類心理需要的深層加以體恤和理解，指手畫腳地嘲為“愚頑”，實在是很討厭的。
前十年中，凡邀我參加的知青集會，不管所亮哪一地域的旗號，我都盡量參加。我當然從未企圖變成什麼知青活動家。僅僅當作家，並且當好，我已力不從心。但是我常想，我畢竟也是十年前的知青之一名，雖無實力幫助任何人，一份感情的融注還是完全應該的。並且，我覺得我比較能夠理解自己同類們希望繼續保持群體依持關係希望彼此互助的心理需要。那在當年既十分正常，也十分值得尊重。盡管從長遠看，是不甚可取也是容易自誤互誤的。幾個人圍攏一隻火爐是烤火，幾十人圍攏一隻火爐是取暖，幾百人圍攏一隻火爐則隻不過是“紮堆兒”了。那“火爐”是心理需要現象，集會是形式現象。
所以，在我參加過的知青集會中，言“青春不悔”的，我從不與之爭執。言“蹉跎歲月”的，我深表同感而已。
最早最熱衷於知青集會的，往往是返城後境況不良甚至境況艱難的人。綜上所述，這是較符合現象規律的。他們非常希望吸引返城後境況令人羨慕的知青參加。而後者們常常借故回避。後者們當初一心重新開始設計自己的人生，對於知青集會並不感興趣。於是前者們殷殷地動之以情，執念遊說。
後來情況漸漸發生了微妙的變化。前者們失望了，索然了，不再怎麼熱衷了，終於明白，集會一百次，張三還是張三，李四還是李四。境況好的境況更好，境況不好的依然不好甚至更加不好。於是由積極而消極了，由不倦的發起者而僅僅充當參與者了。後者們則開始有興趣了，由消極而積極了，由被遊說而盡量吸引別人了。這也符合著一種規律，所謂“無憂的懷舊”。後者們已不但無憂，而且已具有了不同程度的社會能力，集會由他們發起，比由前者們發起有聲有色得多。不必諱言，無論前者還是後者，作為召集者，熱忱中既有感情成分，也都有功利成分。隻不過體現於前者，功利成分和感情成分不那麼分得清分得開。仿佛是水乳相溶的。因為那一種功利成分是較單純單一，完完全全可以直言坦言的——彼此在最基本的生存層麵上依持互助。隨著時代一年年商業特征明顯，知青集會的功利成分多了，顯明了，為了消彌顯明而曖昧了。所謂功利成分，無不或多或少地體現著發起者或個人、幾個人或大家受益的功利意識和動機。起碼滿足的是號召力、凝聚力，證明的是對一種社會群體的調動能力。而後者們實現功利預測之方式方法和效果，也總是比前者們豐富並易於達到，遠非前者們所能相比。功利的成分，也往往不那麼單純不那麼單一了。有些不便直言坦言了。說道起來不免的有那麼點兒閃爍其詞諱莫如深遮遮掩掩了。
“黑土地回顧展”是我以比較積極的態度參與的一次返城知青的大活動。
此後，北京、上海、天津、哈爾濱等城市，以師、團甚至小到連為群體，組成了其數不少的北大荒知青“聯誼會”，也相應地發起過幾次活動，但我都沒再參加過。據我想來，這些活動還是基本上以聯絡感情為出發點的，所體現的色彩基本上也隻不過還是懷舊，還並未被其他功利目的所左右著。
對於返城知青們的懷舊，世人似乎一向頗多諷意。仿佛返城知青們，都非是“向前看”的積極的社會分子，而是不可救藥的“向後看”的令人惴惴不安的城市消極成分。這是誤解。那頗多的諷意，更顯得大可不必的刻薄和少見多怪。
我認為，一切國家、一切時代的臨屆中年的人們，一般總是有些懷舊的。懷舊乃是人類較普遍的“中年恐懼症”的表現之一種。某些人隻知“老年恐懼症”，而不太注意到大多數人臨界中年也是會產生不可名狀的心理恐懼的。這種恐懼甚至強烈於人對老年的恐懼。所不同的是，“老年恐懼症”的懷舊內容往往跨越時空，直接地回到童年和少年時期。無人與之交流，他們便獨自沉浸著，想象自己是兒童和少年時的憂樂種種。有人與之交流，回憶才順序連上青年和成年時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