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年人喜歡回憶童年往事；中年人喜歡回憶青年往事；青年人喜歡回憶少年往事。大抵如此，基本成規律。
也許隻有少年是不懷舊的。
對於少年，昨天便是童年。昨天離“現在時”太近，近得難以剝隔。仿佛童年仍在延續著，還沒完結，還在“現在時”演繹著相似的情節和故事。所以充分地占有著“現在時”，仿佛仍充分地直接地占有著昨天。所以用不著懷舊。
對於少年，明天似乎漫長而遙遠，暢想時空廣大無邊。所以少年不是慣做“昨日夢”的年齡，而是慣做“明日夢”的“季節”。
青年是充滿理想、憧憬或欲望、野心的年齡。大多數老年人已完全喪失了對以上諸方麵的追求能力和競爭能力。即使仍執迷其中，也畢竟心有餘力不足了。情願或不情願的，明智或無奈地進入了人生的“無為”境界。而除了大多數老年人，另外隻有大多數兒童類此境界。所以大多數老年人樂於直接地回憶童年和少年，可以叫做“合並人生同類項”。
又，人喜歡回憶自己頗不尋常的經曆。不管那是浪漫還是苦難，是人生逆境還是光榮資本。
在知青返城的前十年，他們皆從二十七八歲向三十七八歲匆匆地、毫無駐足稍停之機地疲於奔命地朝身後拋擲著他們的日子。皆不曾從容地消遣過美好的青春。青春對於他們似有若無。青春是他們的昨天。這昨天那麼迅速地遠離了“現在時”。身在“廣闊天地”，他們還不太感覺到那一種迅速。倒是常常覺得度日如年。恰恰是在返城以後，歲月仿佛開始壓縮著流逝了。於是大有度年如日之感。幾乎皆愕詫於怎麼一眨眼就是中年人了。於是“中年恐懼症”，作為中國的一種“代”的特征，從他們身上表現得格外顯明。他們的懷舊，也就常以集體的方式，類似的色彩，並不想掩飾地張揚著。
他們懷舊便是緬懷自己的青春。
他們緬懷自己的青春便是回憶“上山下鄉”的歲月。
那歲月裏有他們的浪漫，也有他們的苦難；是他們的人生逆境，也常被自己們視為人生資本。
將苦難和逆境中走過來的經曆視為人生資本，乃是古今中外人類比較共同的“毛病”。非中國知青一代特有的也不值得投以諷意，更不值得大驚小怪。
但是，雖然返城知青們的懷舊等於緬懷青春等於回憶“上山下鄉”的歲月；雖然“上山下鄉”乃“文革”運動中之運動——卻不等於念念不忘地回憶“文革”歲月更不等於緬懷“文革”。恰恰是在這一點上，中國返城知青們，首先被某些中國人故意地，甚至可以說是不懷好意地歪曲了，也可以說常常遭到不懷好意別有用心的誣蔑和誹謗。那某些中國人，首先是些舞文弄墨者。諸如某些文人，某些記者——他們中自以為深刻，自以為敏感，又專好靠了這兩種“自以為”煞有介事地經常吹出一串串是非泡沫的人。他們或她們像些雌雄螃蟹，吐沫自娛，總是企圖引起世人對自己的注意。世上本無事，也沒那麼多所謂“熱點”、“焦點”，有時純粹是他們或她們搬弄起來的。他們和她們還是這樣一些人——保全自己達到謹小慎微的程度，在大是非大事件麵前一向畏畏怯怯，噤若寒蟬，這就使自己們的存在根本無法令人重視。但又常常沮喪於此，失意於此。那麼隻剩下一件事可做，便是搬弄是非借以營造泡沫話題。
在知青返城的前十年中，知青們的集會，往往被他們和她們武斷地歸結為“紅衛兵情緒”。仿佛知青們一集會，“造反”又要開始了，“動亂”又要來了，“文革”又要重演了。由於他們或她們煞有介事的、杞人憂天的、故作深刻和敏感的話語鼓噪，頗影響當局對知青集會現象的正確判斷和看法。當局本是對知青集會現象暗覺不安的，加之他們或她們煞有介事地分析，於是難免地布置防範，以應不測。因而知青們的集會，倘規模大了點兒，幾乎必有公安局乃至安全部的便衣工作人員密切予以關注。甚至，連國外媒介亦受其迷惑，對中國返城知青的集會，做過多次離題萬裏的荒唐的報道。他們或她們中，有人自己也曾是知青，按理說對知青的集會現象，他們或她們是最能正確理解、最能正確加以分析的。但他們或她們往往偏不。偏要煞有介事地、故作深刻和敏感地向世人以及當局作莫須有之暗示。我對他們或她們是很厭惡的。而返城知青們集會前集會中每每自我宣揚的發揚什麼光大什麼的“青春無悔”之表現，以我的眼看來，其實也帶有故作性、表演性。很大的程度上是持一塊盾，既保護自己不受莫須有意味的攻訐，也同時向當局和世人作“平安無事”的回答。後來情況有了好轉。因為返城知青的一次次集會，從未給社會造成什麼不安定。於是，當局和社會對此現象首先充分理解，他們或她們的暗示自然也就不再被理睬……
“黑土地回顧展”後，我常對《北大荒人名錄》心懷幾分憂慮。反思我當時支持出版的那番言論，覺自己理想主義得可笑。返城知青顯然不能成為永久長存的“城市公社”。一本“人名錄”也根本不能成為促進互助的什麼“寶典”。社會治安問題日漸嚴峻，險惡案件多多，倘大量流散世間，落入騙子歹徒手中，會不會被利用了呢？這種警惕性也許同樣可笑。但據我想來，有比沒有好。因而征求我意見要不要再版加印時，我明確表示了反對意見。
再其後，內蒙兵團的知青們，出版了一本《草原啟示錄》。那也是一本很有價值的知青回憶錄。
“風雲錄”和“啟示錄”，乃關於知青的兩本姊妹書。它們的文學性當然會遜於知青小說，但資料價值卻遠非知青小說可相比。
“黑土地回顧展”和“風雲錄”、“啟示錄”的出版，使返城知青們的集會活動此起彼伏。但都是些小規模小群體的集會。
大約1992年春節前，北京又在工人體育場舉辦了“老三屆文藝彙演”。
此次彙演的策劃最先由東北農場局宣傳隊和北京的“北大荒知青聯誼會”的知青人士們共同提出。我曾被邀請發表建議。
彙演就要租場地，就要租樂器，就要聘請舞台美工，就要製景，就要提前排練……一句話，要錢。
策劃者們較為樂觀，較為自信，甚至較為興奮。
他們說北京有多少北大荒知青？至少十萬。半數人看，就是五萬。每票百元，便是五百萬。再保守些估計，即使有半數人的半數看，一筆回收也是相當可觀的。
商業運作的色彩，隨著人們頭腦中經濟意識的增長，那麼順理成章地成為許多事情的前提和主導思想。
這其實無可厚非。今天除了政府部門組織和在經費上支持的種種義演，已再沒有任何非商業運作的演出。
但當時我發表了言詞較激烈甚至可以說情緒有些衝動的反對意見。
我說，賣票我原則上也能接受。但要看誰們來演，演些什麼，水平如何？靠當年的知青們演，演些知青宣傳隊當年的節目，水平不難預見。縱然補充新的節目內容，也必是些匆匆編排的節目，水平還是可想而知。水平注定了不高，怎可向當年的知青售票？北京是大城市，數九寒天，又是晚上，返城知青們從四麵八方彙集而來，看了一場水平不高的演出，而且花了錢買的票，心中會作何想法？我不信他們會帶著滿足感深更半夜在寒冷中久候公共汽車回家。
策劃者們說少演幾場行不？票價低些行不？
我說不是少演幾場的問題，據我估計，最多隻能演一場。第二場就會來者寥寥。返城已經十幾年了，別一廂情願地將知青們集會的心勁兒估計得過高。大家都是四十好幾的人了，當年那份兒知青情結即使不泯，也不必非以這一種方式體現。至於票價，除非以相對的收支平衡為原則。如摻雜獲利動機，我肯定是不參與的，也不會為此做什麼……
我的激烈言詞等於是大潑冷水，氣氛為之沉悶。
我說完，也不管別人的感覺怎樣，起身匆匆而去。
後來，他們放棄了策劃。可能我的話起了一定的作用。盡管我的話當時聽來逆耳，但是經他們細細一想，也許認為還是有幾分道理的。
大約一個星期後，內蒙兵團的“首席召集人”馬小力和一名似乎是當年插隊山西的女知青來到我家。小力是《草原啟示錄》的總編輯者。她們出示了一份演出策劃書征求我的意見。我大略一看，覺得類似我激烈反對過的那一策劃。一問，果然便是。原來那一策劃被某文化公司接了過去。北大荒知青既放棄了，他們便找到內蒙兵團的“首席召集人”馬小力。出於拓寬對象範圍的考慮，將“北大荒知青”主題改為更寬更大的“老三屆”主題。
我坦率地向馬小力重申了我的顧慮和不變的態度。
小力沉思良久，也對我直言：第一，此事必做不可。因合同已簽。前期經費已投入。有些節目已開始排練。而且已進行宣傳，沒了退路。第二，預先沒想那麼多，但認為我的顧慮不無道理。第三，接受我的建議，擯除一切商業目的，以不售票為大前提。至於資金，她負責“化緣”。有多少錢，做多大事。倘出現超支，亦由她盡量解決。倘經費居然還剩餘，以某種方式慰問某些知青。
她的當場決定甚合我意，也令我大為感動，於是我表示願意參加，並做我力所能及之事。實際上小力再沒為此事“麻煩”過我，我除了對節目單提出某些調整和補充意見，根本沒奉獻過時間和精力，隻不過屆時前去觀看了演出。
入場的人比我預料的要多些。演出者們情緒較飽滿，觀看者們的情緒也較共鳴。談不上水平，但是台上台下氣氛融洽熱烈。節目中當然少不了某些“老三屆”當年熟悉的知青“革命歌曲”。刻薄之人也當然有理由據此大加嘲諷。但在我看來，那除了是共同的懷舊，娛樂一場，並不說明別的什麼。因為不售票，實際上僅僅意味著一些當年是宣傳隊員的知青，返城十幾年以後，在春節之前，向另一些知青表達一種未相忘的情感。據我所知，許多在環衛單位和殯儀館工作的知青以及他們的子女，被特別優待地安排在一等座位。
對於他們，也許隻有在這種活動中，才能不花錢而坐一等座位吧？也隻有在這種活動中，才能覺得自己和台上的演出者之間有深厚的情感關係吧？
據我所知，最終結算下來，經費還是超支了。所幸超的不是太多。
至於小力怎麼堵上窟窿的，我就不得而知了。
難得馬小力那一種開弓沒有回頭箭的精神和“一切包在我身上”的氣魄。
那一場義務演出的義務主持人是王剛。
它是我參加的最後一次知青活動。
此後，我有意識地漸漸遠離一切所謂知青話題。北京以及其他各城市的知青，也再沒發起過算得上任何社會現象的知青活動。傳媒中五花八門的話題層出不窮。“花邊兒”炒成大塊兒新聞的事例比比皆是。中國已進入空前的泡沫話題泛濫成災的時代。城市人被此泡沫整日淹沒其中，誰都煩得要命但是無處逃避。我每每暗自慶幸所謂知青話題的歸於寂然。心想這對知青們首先是天大的好事。不是明星不是演藝圈內人，終於被整體地忘卻了，終於不再被整體地說長論短了，也終於都能夠麵對身為父母身為中年人的現實而“相忘於江湖”，這比總被整體地當成件似有分量其實已毫無分量不關大多數城裏人痛癢之事一再地舊話重提老生常談要強得多啊！有時候被忘卻簡直意味著是被仁慈地赦免。
而今年，是“上山下鄉”運動三十周年，是知青返城二十周年——會有不甘寂寞的知青發起什麼紀念活動麼？
我想，肯定不會的。
我想，我的大多數同代人，經曆了十年的農村“再教育”又經曆了二十年的城市“再教育”，對於自己遠逝了的昨天肯定早已是欲說還休欲說還休了。這後十年的欲說還休欲說還休與前十年的欲休還說欲休還說心理況味大為不同。並且，也該終於省悟，改寫了各自命運的那件三十年前的大事，原來從任何方麵都是無須以任何形式紀念的。不管是多少周年，其實對自己們的“現在時”，都已經毫無必要毫無意義了。
由別人們想著，達到的純粹是別人的目的。
自己念念不忘，繼續蝕損的純粹是自己的心智。
我想，即使有人又策劃什麼活動，那人也許反而非是知青。因為若是知青，當能理解知青們甘於消彌掉知青情結甘於寂寞的心。
當然，書還是盡管出，唱片還是盡管製作，專題片訪談錄還是盡管拍攝。
因為許多人畢竟還得做自己職業要求做的事情。
這才是從現在至以後知青話題老生常談的真相。
但是誰若企圖使知青話題又熱起來，恐怕演習渾身解數也是妄然了。
而我此篇，將是我關於知青話題的最後一堆文字。
一堆告別式的文字。
終結性的自言自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