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革”是知青的“受孕”時辰。
“廣闊天地”是孕育知青的“子宮”。
紅衛兵是知青的“胎記”。這胎記曾便知青們被上幾代人和下幾代人中的相當一部分視為共和國母親教育徹底失敗的“逆子”。又好比《水滸傳》中林衝們楊誌們被發配前烙在臉頰上的“火印”。那是秩序社會的“反叛分子”們永遠抹不去的標誌。是哪怕改過自新了也還將永遠昭告於臉的汙點。中國民間有句俗話——“樹活一張皮，人活一張臉”。秩序社會的“火印”烙在“反叛分子”們的臉上，是比發配本身還嚴厲的懲辦。比“黑名單”高明。所以，在古代，一個人臉上被烙了“火印”，那麼就被公認為是社會異類了。連牛二式的潑皮們，也是可以瞪起眼斥之曰“賊配軍”的。然古代的“火印”，並不往任何女犯的臉上烙。以此體現著對女性的一點兒寬大。但是中國當代的知青們，由於經曆了“文革”；由於在“文革”中十之八九都曾是紅衛兵；由於紅衛兵當年的種種惡劣行徑和後來的聲名狼藉，知青們不分男女，凡曾戴過紅衛兵袖標的，便似乎都與“十年浩劫”難逃幹係，便似乎都應承擔著幾分曆史罪責了。當代的“火印”，雖非烙在他們或她們臉上，隻不過烙在他們和她們自己沒法跨越的經曆中，卻和烙在臉上是差不多的。一看年齡，再了解出身，便可斷定他們和她們當年準是紅衛兵。於是便使許多中國人不禁地回憶起，自己當年曾如何如何怎樣怎樣地被紅衛兵冷酷無情地迫害過。
所以，知青返城初期，盡管命運悲涼，境況艱難，但城市對他們和她們的態度，是同情與歧視參半的。“活該！自作自受！”“沒有理由抱怨，隻有理由懺悔！”“大多數應該永遠驅逐，不得返城！”“變相垮掉的一代！”“狼孩兒！整代都是狼孩兒！”“中國隻能將希望的目光從這報廢一代的身上超越過去，直接投注於下一代身上！”
當年我聽許多上一代人，包括許多一向心腸寬厚的知識分子和德高望重的革命老人，憾然而耿耿於懷地說過類似的話。
“當年你們為什麼要那麼凶惡？”
“政治熱忱和凶惡行徑怎能混為一談？”
“你們這一代應該被永遠牢牢釘在中國曆史的恥辱柱上！”
“你們當年的‘革命’方式令人發指！”
當年，我曾聽許多上一代人說過類似的話。質問中，譴責與困惑參半。
所以，當年有一首唱出返城知青心理自白的歌——《我是一匹來自荒原的狼》。
歌曰：
我是一匹來自荒原的狼，
城市曾是我家，
我的前身是被逐的青年。
我日夜思念我的親娘，
隻有娘對我們懷著溫良……
如今，知青與城市，知青與上幾代人與下幾代人的柢牾，似乎早已被後來的歲月消除。隔閡似乎早已拆通。政治色彩的代溝似乎早已填平。但是，將絕大多數知青與令人談虎色變的紅衛兵剝離開來，仍是有必要進行的一件事。此事雖然已不再影響知青們的現在，但是對於盡量恢複曆史的真實還是應該的。
在1994和1996年，我曾兩次接受德國兩家電視台采訪。後一次的攝像，還是名片《紫色》的一位攝影。地點都在“黑土地”餐廳。采訪內容都是關於知青和紅衛兵。
第一次，矮而且胖的，幾乎禿頂，圓頭圓腦的德國人自以為是地，言之鑿鑿地質問：“你們紅衛兵當年殺害了自己的同胞，這是人類近代史上最可恥的一頁，而你們從來也沒懺悔過，請問你對此……”
在攝像機鏡頭前，被—個分明懷著政治挑釁心理的德國男人麵對麵地凝視著，聽他以國際法官似的口吻提出審訊般的問題，使我覺得情形不但十分嚴肅，並且嚴肅得引起我強烈的反感。尤其是，一想到他來自於一個法西斯主義主宰過的國家，一想到那個自認為世界上最優等的民族，在二戰時期對猶太人滅絕人性的屠殺，更覺得嚴肅中包含著荒唐。
所以我不客氣地打斷他的話（實際上是打斷了替他充當翻譯的中國同胞的話。他看去是我的同代人），我說：“先生，請你不要一再用‘你們紅衛兵’這樣的指謂對我提問題！我這個紅衛兵當年沒有傷害過任何人！恰恰相反，我曾盡量以我能做到的方式同情過被傷害的人！我負責任地告訴你——不是所有的紅衛兵當年都如你所想象的那樣是法西斯分子和蓋世太保！絕大多數紅衛兵，其實沒打過人，沒直接淩辱或迫害過人，沒抄過家，更不一律是殺人凶手！要說可恥，我們兩國曆史上都有類似的汙點！而你們的汙點更大。如果說我們的汙點中有大量墨的成分（我認為更多的紅衛兵是通過‘大字報’的方式傷害了別人），那麼你們的汙點百分之百是鮮血凝成的！至於談到懺悔，你怎麼知道當年的紅衛兵現在不懺悔？我了解的中國紅衛兵，其實幾乎百分之百地懺悔過！‘文革’中紅衛兵並沒傷害到外國去，所以隻對中國懺悔，沒必要對全世界下跪！尤其不必對你們德國人表示懺悔！”
我早已看出充當翻譯的我的中國同胞，一次次“貪汙”了我的話。
於是我指著他說：“你他媽的要照實翻譯！不要因為他付你翻譯費你就怕得罪他們！如果你不照實翻譯，我起身便走！那麼最尷尬的是你！”
他翻譯後，我緩和了口吻，問他是什麼家庭出身？
他低聲回答是工人家庭出身。
我說：“那麼你當年肯定也是紅衛兵無疑。如果你小子當年打過人，那麼你自己回答他，你當年打人時心裏怎麼想的；如果你當年沒打過人，那麼你告訴他，沒打過人的紅衛兵當年確有。在他麵前的你我便是！”
他臉騰地紅了。
為什麼外國的電視台，采訪中國的當代返城知青亦即當年的紅衛兵，都偏偏要選擇在“黑土地”進行呢？——因為那裏四壁貼著毛澤東當年身穿軍裝，揮起巨手發動“文革”的一幅幅宣傳畫。在這樣的環境裏，他們主觀想象“黑土地”是當年希特勒每周一發表政治講演的諾伊曼咖啡館。想象在中國，在“文革”結束十七八年後，紅衛兵陰魂不散，仍經常以返城知青的身份每晚聚於“黑土地”，一邊大快朵頤一邊回憶“崢嶸歲月稠”。也許，還進一步想象，秘密策劃中國的第二次“文革”
所以，倒是他們自己的臉上，都有種心照不宣的頗神秘的表情。仿佛他們的攝像機攝下的，可能將是某一天突然變成現實的珍貴的曆史資料。那一天外邊下著霏霏細雨。他們甚至可笑地，也有幾分難以啟齒地請求我再從外往裏走一次。我滿足了他們這一請求，扛攝影機的德國先生，半蹲著在我前邊倒退上樓——我懂電影電視，我知道那是拍我的腿部……
在中國、在北京、在一個雨夜，一雙腿沿著狹窄的樓梯而上——鏡頭一變，空間豁然寬敞，四壁皆當年的“文革”宣傳畫……
倘再配上如此旁白——“當年的中國紅衛兵們，今天以返城知青的身份，經常聚集在這個專為他們開的餐廳討論中國當前政治，總結‘文革’經驗……”雲雲，那一定是非常能蒙他們本國人的。
我滿足他們的請求，實在是因為他們的可笑簡直使我覺得可以遊戲的心情對待他們的采訪。
那一天晚上小餐廳無人用餐。大餐廳裏隻有兩桌人。一位老女人，不是奶奶必是姥姥輩的年齡最長者；六十歲左右的一對夫婦；三十歲左右的兒、媳或女兒和女婿；一個三四歲的男孩兒。分明是一家六口。六十歲左右的父母不可能當過紅衛兵；三十歲左右的小兩口大約出生於六四年或六五年，那麼1977年“文革”結束才十一二歲，也不可能是紅衛兵。顯然，這一六口之家的每一成員都不可能有什麼“紅衛兵情結”。他們到“黑土地”用餐，不外乎兩種原因——或是離家近，或是專為吃東北菜而至。
另一桌就是我這個中國人和德國的采訪者們。而我們到這裏來不是為了用餐。於德國的先生們是“醉翁之意不在酒”，於我，純粹是出於禮貌，為照顧他們的情緒。
德國的先生們大約感覺到了攝入鏡頭的氣氛不夠理想，還去采訪那一家人，通過中國翻譯盡問傻話。比如：“您們一家為什麼偏偏到這裏來吃飯？”
“到這裏來吃飯是希望引起特別的回憶麼？”
“那一種回憶對您們很難忘麼？有重要的意義麼？”
卻遭到了相當冷淡的對待。顯然那一家人不高興他們的用餐受到滋擾。
於是我說：“先生們，我知道你們多麼想要獲得哪一種回答。讓我告訴你們，我這個知青和當年的紅衛兵，是第二次到這裏。第一次是開會在這裏用公餐。據我所知，這裏並非當年的知青常來的地方，因為北京有許多比這裏便宜的餐廳。出差的外地人倒是常來，因為他們吃的大抵是公款。而相對於公款，到這裏來又算低消費。至於用圖釘按在牆上的知青名片，我第一次來時就有了。此次來並不見知青名片增加了。至於那些‘文革’時期的宣傳畫，依我看純粹是出於商業經營的目的，與有些餐館懸掛舊上海的月份牌美女的目的沒什麼兩樣。總之先生們最好明白，這裏根本不是德國當年的諾伊曼咖啡館。這裏根本不是什麼具有政治色彩的地方。與北京的一切餐館飯店毫無區別。先生們的想象不但太主觀，而且太好奇。在中國，出現毛澤東的畫像，哪怕是他“文革”時期的畫像，與在德國又出現希特勒的畫像是完全不同的事。如果先生們對此並不明白，那麼意味著你們對希特勒還缺乏起碼的認識，對毛澤東的認識也是極其簡單膚淺的……”
我看出，我這個被采訪者，不但使他們感到一時難以駕馭，同時使他們感到極為沮喪。
第二次在“黑土地”接受德國電視台的采訪，我預先就通過翻譯向采訪者們指出了“第三隻眼看中國”的誤區，而且坦率言明了在同一地方接受第一次采訪的感想。我的先發製人打亂了他們的采訪計劃，他們不再問紅衛兵，不再問“文革”，而問中國的“改革”和經濟問題了……
從“文革”至今，國外關於中國紅衛兵和知青的文章書籍相當不少。似乎具有頗執著的追蹤性。隻要今天的中國返城知青一有活動，其活動幾乎立即被塗上了政治色彩，而且總是與知青們的前身紅衛兵聯係在一起加以主觀評述。國內這樣煞有介事的言論雖已不多見，但也不是完全消亡了。
仿佛，有一根臍帶，始終若隱若現地將知青與紅衛兵各拴一頭兒，所謂“剪不斷，理還亂”。
我認為，紅衛兵該當是聲名狼藉的稱號。如果居然不是這樣，那麼中國簡直不可救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