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認為，當年很凶惡的紅衛兵，隻是極少數。大多數紅衛兵，隻不過是身不由己地被“文革”所卷挾的青少年男女。他們和她們，既不但自己沒打過人，沒淩辱過人，沒抄過別人的家；而且，即使在當年，對於此類“革命行動”也是暗存懷疑的，起碼是暗存困惑。
對於大學裏的紅衛兵，我們姑且不談。但有一點值得指出——幾乎全國一切大學裏的紅衛兵，都曾分裂為兩派。一曰“造反派”，一曰“保皇派”。“保皇派”一般反對打砸搶，反對武鬥，反對“觸及皮肉”。“保皇派”們高舉的旗號是“十六條”。“十六條”是按毛主席的指示以“黨中央”的名義頒布的。但毛主席在“文革”初期實際欣賞的是“造反派”，反而並不太喜歡主張嚴格遵守“十六條”的紅衛兵們。所以，江青才敢在大學的紅衛兵代表大會上公然說：“好人打好人誤會。好人打壞人活該！”並提出了使“造反派”們歡呼“江青同誌萬歲”的唯恐天下亂得還不夠的口號——“文攻武衛”。而哈爾濱軍事工程學院當年最大的“保皇派”紅衛兵組織“八八團”，乃是由毛主席親自傳旨解散的。以上曆史情況起碼可以說明，無論在大學裏高中裏還是初中裏，確曾有一批紅衛兵，他們的本願其實隻想動筆，不願動手，隻想批判別人的思想、路線，不願逼得別人家破人亡。總而言之，他們希望以較文明的方式表現自己“關心國家大事”。雖然，他們也是被利用的工具，也客觀上起到了對“文革”推波助瀾的作用，但主觀上畢竟與很凶惡的紅衛兵有區別。
“老三屆”，是指“文革”開始之前，已經讀到了初三初二初一、高三高二高一的學生；“新三屆”，是指“文革”中由小學升入初中或由初中升入高中的學生。“新三屆”中，有相當數量的學生，紅衛兵“造反有理”的兩年內是小學生，是紅小兵。即使也“造反”過，對他人對社會的危害畢竟不那麼大。隻有極少數“文革”中的初中生後來升入高中。他們升入高中後，“上山下鄉”已開始。紅衛兵運動的氣數已進入尾聲。他們的紅衛兵劣跡，是在升入高中以前。亦即在身份是“老三屆”的“停課鬧革命”的兩年裏。而他們並未能如願以償讀完高中，很快也難幸免地“上山下鄉”了……
所以，除卻大學不作分析，中學高中紅衛兵們的劣跡，主要發生在“老三屆”中，“新三屆”的同代人，顯然比較冤枉地受了紅衛兵狼藉名聲的牽連。其大多數當予以平反。
在“老三屆”中，以我的中學母校哈爾濱二十九中為例，略作回顧，便見分曉。我所在的初三九班五十四名學生中，僅一人在某次批判會上打過某位教俄語的男老師一次，另有一二人參加過抄家。因為他們在班裏是太少數，所以我的記憶很牢固。打過老師的那名同學，當年是我們—些關係較好的同學之一。而且，正因為關係較好，又因為那次批判會是本班級範圍內的一次極小型批判會，所以有人敢於公開遏製。當然，公開而嚴厲遏製的，是我和另外幾個他的朋友。事後我們都很生他的氣，數日內不願理他。並且，告知了他母親。他母親又將他狠狠訓了一頓。近幾年我回哈市，與中學老同學相聚時，共同憶起當年事，他們都不免地自言慚愧。我們全校三個初中年級共一千二百餘名學生，屈指算來，當年有過淩辱師長打罵師長劣跡的，組織過參加過抄家的，最多不超三十人。而且，幾乎一向是他們。他們中有平素的好學生，也有名聲不太好的學生。好學生，唯恐被視為舊教育路線的“黑苗子”，故“決裂”特別徹底，表現特別激烈。希望通過“造反”，校正自己的形象，重新獲得“無產階級教育路線”對自己的好印象，依然是“苗子”。至於那些名聲不太好的學生當年的真實想法，據我分析不外乎三種：一，投機。過去我不是好學生，現在好與不好的標準不同了，甚至截然相反了，我終於可以也是了吧？不就是“革命”不就是“造反”麼？比功課方麵的競爭容易多了，也痛快多了。“該出手時就出手”，不“出手”白不“出手”，“革命”鼓勵如此，何樂而不為呢？二，泄私憤。過去我怎麼不好了？哪點兒不好了？原來不是我不好，是過去的教育路線教育製度不好，是老師們校長們教導主任們過去不好。原來我受委屈了，始終被壓製啊！有毛主席撐腰，現在該輪到我抖抖威風了。哼，他們也有今天！……三，自幼受善的教育太少太少，受惡的影響太多太多。心靈或曰心理有問題。那惡的影響也許來自不良家庭成員的慫恿或教唆，甚至可能幹脆是從父母那兒繼承的。也許非是來自家庭，而來自家庭學校以外的某一惡環境。他們其實並無什麼投機之念，也頗不在乎自己給哪一條教育路線哪一種印象。隻不過快感於自己心靈中惡的合法又任意的釋放。你若問他對哪位師長曾懷恨在心，他們極可能大搖其頭道沒有的事兒！而這又可能是真的。但他們就是抑製不住地非常亢奮地去淩辱人傷害人打人。那時他們體驗到無法形容的快感。這些人是最冷酷最危險的紅衛兵。如果“革命”號召用刀，他們便會公開殺人取樂。像日德法西斯當年屠殺我們的同胞屠殺猶太人一樣。恰恰是這樣一些紅衛兵，後來絕少懺悔，甚至於今也不懺悔。談起自己當年的行徑往往狡辯地說：“當年我被利用了，上當受騙了。”
在“文革”中，有另一種現象也很值得分析研究，那就是——凡重點中學的紅衛兵，有高中的中學的紅衛兵，和各大城市的女中的某些女紅衛兵以及最差的中學的紅衛兵，其“革命”皆表現出嚴重的暴力傾向。
哈爾濱市的幾所中學當年又叫“工讀中學”，其學生成分較為複雜，有就近入學的，也有落榜後擴招的學生，還有經過短期勞教問題的少男少女。社會看待這類學校的目光難免帶有成見甚至偏見，這類學校的學生也常常敏感到自己們是被劃人另冊的。所以他們的“造反”不無對社會進行公開報複的意味兒。前邊分析到的心靈或曰心理有問題的學生，在這類學校較其他學校多。所以這類學校注定了是中學“文革”運動的重災區。
重點中學的紅衛兵一向心理優越，故戴上了紅衛兵袖標，依然要證明自己的優越，依然要以“革命”的方式體味那一種優越的感覺。加之這些中學既曰重點，當然辦學方針上“罪名”更多，因而給了這些中學的紅衛兵們更大的“造反”理由和空間。好比這樣的一種情形——幼兒園的阿姨問某些受偏愛的孩子：阿姨處處優待你，你怎麼偏偏帶頭調皮？
孩子回答：正因為你處處優待我，所以你有罪。
他不是不喜歡被優待，而是帶頭“調皮”時，能體味到區別於其他調皮孩子的別一種優越感。這別一種優越感比一向被優待的優越感更能使他獲得心理上的滿足。
上高中是為了考大學。尤其重點中學的高中生們，一腳大學門裏，一腳大學門外——“文革”正是在這種個人前途攸關的時候明明白白地告知他們：“革命”積極的可以繼續上大學。高考製度廢除了，上大學完全不需要考試，隻以“革命”的表現來論資格。“革命”特別積極的，甚至可以直接培養為革命幹部隊伍的接班人。表現消極的，那隻能怪你自己。那你白上高中了。這已經不是教育製度的“改革”問題，而是不折不扣的政治誘導了。又，在全國各大城市，凡有高中的中學，幾乎皆各級重點中學。這類學校的紅衛兵“革命”精神高漲，實屬必然。在這類學校，高中紅衛兵是主角，初中紅衛兵隻不過是配角罷了。
至於女中的某些女紅衛兵們何以特別凶惡，我多年來一直想不大明白。但是我親見過她們掄起皮帶抽人時的狠勁兒，淩辱人時的別出心裁。仿佛在這一點上，要與某些凶惡的男紅衛兵一比高下。真的，我至今也想不大明白。或許，僅僅要以此方式引起男性們對自己們是不尋常之女性的性別注意？與如今某些女性以奇裝異服吸引男人們的目光出於同念？
當年，普通中學的紅衛兵，往往大多數是“革命”行為不怎麼暴烈的紅衛兵。似合乎著這樣的邏輯——平庸的環境中多出“平庸之輩”。我的中學母校恰是一所普通中學。我這個紅衛兵在“文革”中不爭的“溫良恭儉讓”，還因我的哥哥是從這所中學考入全市的頭牌重點高中繼而考上大學的。從校長到教導主任到許多老師，都認識我，知道我是他們共同喜歡的一個畢業生的弟弟，就是逼我，我也不願做出任何傷害他們的事。我下鄉後，每年探家，甚至落戶北京後每年探家，差不多總是要去看望我哥哥當年的班主任……還有一些中等專業學校的紅衛兵們，“革命”的暴力傾向當年也有目共睹。這可能是由於，他們的身份將很快不再是學生。而他們其實留戀學生身份。紅衛兵是他們以學生身份所進行的最後的人生表演。因為是最後的，所以格外投入，而且希望一再加場。
當年哈爾濱市電力工程學校某紅衛兵組織叫做“紅色恐怖造反團”。它不但自認為是絕對紅色的，而且確實追求恐怖行為。此紅衛兵組織當年使許多哈爾濱人聞之不寒而栗。
還以我的中學母校為例，三十餘人雖然隻不過是一千二百餘人的四十分之一，但也足以使一所中學變成他們隨心所欲的“革命娛樂場”。母校的校長、教導主任以及數名老師遭到過他們的淩辱。比如被亂剪過頭發，被用墨汁抹過“鬼臉”，被抄過家。
而起碼有半數學生，在那一種情況之下不得不呼喊口號，以示自己對“文革”並無政治抵觸。這實際上也等於直接支持了他們，間接傷害了被傷害者。有幾次，我是這類紅衛兵之一。僅僅為了一份合格的“文革”鑒定，我雖然違心但是畢竟參加過所謂的批鬥會。
一次掛牌子、戴高帽、彎腰低頭的批鬥過程中，突然有一名手拿墨汁瓶的學生走上台，台下的學生還沒有反應過來他究竟要幹什麼，被批鬥者們的臉上、身上都已變黑。
刹那間台下極為肅靜。
那是發生在我的母校的第一次公開淩辱師長的行為。那一名學生“文革”前因某種劣跡受到過處分。
台下刹那間的肅靜說明了許多學生當時的心理狀態。他們不但震驚，同時產生了反感。
我當時的心理更是如此。我在《一個紅衛兵的自白》中對這件事做過較詳的描述。
於是台上的學生在那一陣異常的肅靜中振臂高呼“造反有理，革命無罪”之口號。
台下呼應者寥寥無幾。
有名女生怯怯地喊了句：“要批判思想，不要淩辱人格！”
她的聲音立刻被台上的口號壓住……
當然，掛牌子、戴高帽、彎腰低頭也是對人格的淩辱，但卻似乎在大多數“文革”中人的接受範圍以內，並不認為過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