親眼目睹了數次淩辱事件以後，我的心理對此現象竟漸漸麻木了，反應不像第一次那麼敏感了。仿佛也屬於“革命”的常規現象了，所謂見多不怪了。我想，大多數“文革”中人，其心理漸趨麻木的過程和我一樣。又一次，我與幾名同班同學到我家附近一所中學去打籃球，見操場上圍了一圈那所中學的學生——有一個人頸上被拴了鏈子，被抹了“鬼臉”，狗似的被牽著繞操場爬，還在被踢著的情況下學狗叫……
那人是那所中學的校長。
我和幾名同學見狀轉身便走。我們都是老百姓家的孩子。我們的父母都很善良。我們的心靈中無惡。對於我們所憎惡的現象，我們也隻有默默轉身走開。因為你根本不可能製止得了。你的製止在當年也肯定不同於現在提倡的見義勇為，反而會使遭淩辱的人雪上加霜。
保守一些估計，平均下來，倘每所中學有五十名凶惡的紅衛兵，那麼全哈爾濱市近八十所中學，就是一支四千餘人的具有暴力傾向虐待傾向的“隊伍”。算上中專、大專、大學的同類紅衛兵，再算上各企業各機關單位的同類人，將是一支三萬餘人的“隊伍”。相對於二百餘萬人，三萬餘人仍隻不過是七十分之一。
但就是這三萬餘人，就是這七十分之一，也足以使整個城市烏煙瘴氣，全麵混亂，人人覺得危機四伏，做夢都擔心某一日在毫無心理準備的情況下突然被宣布為“革命”對象甚至“革命”的敵人。正如一首古詞中所寫：“嗩呐嗩呐，直吹得雞驚狗跳鵝飛罷！”——“文革”的宣傳鼓動，便似那詞中的嗩呐……
那三萬餘人，七十分之一，乃當年生逢其世的“造反英雄”。仿佛天下者是他們的天下，國家者是他們的國家。除了毛主席本人，沒有任何權威可限製他們的幾乎任何“革命”行動。而毛主席在北京說：“亂是好事，暴露了敵人，亂了敵人，鍛煉了小將自己。”
當年，哈爾濱軍事工程學院“紅色造反團”的頭頭們，因不斷製造武鬥在北京接受周總理調解時，甚至趾高氣揚，根本不將周總理放在眼裏。
當年哈爾濱紅衛兵人數對比、思想對比和心理對比的概況，我認為，基本上也就是全國學生紅衛兵的概況。
當年，最凶惡的紅衛兵依次“活躍”於以下城市——北京、長沙、武漢、成都、哈爾濱、長春，以及新疆、雲南、內蒙……
而北京有著為數最多的軍人家庭的紅衛兵。他們的凶惡甚於一切紅衛兵。他們的“革命”在許多方麵模仿他們父輩當年的革命，以“革命”是“急風暴雨式的暴烈的行動”為理論。而這理論亦正是他們的父輩當年遵循著奪取政權的革命理論。
所以，當年我對北京軍人家庭的紅衛兵，是心存厭憎的。因我無法分出當年的他們誰個凶惡，誰個人道，便隻有一概地厭憎。當然，於今想來，他們中肯定也是大有區別的。也許，《陽光燦爛的日子裏》的男主角們，便算是不怎麼凶惡的了吧？
當年北京的某些女紅衛兵，比全國其他一切城市的女紅衛兵都心狠，頗敢往死裏打人。她們中當年有人的行徑肯定關乎命案。甚至，可能慘死於她們手中的不止一人。
有次與舒乙先生談起他父親老舍，舒乙說：“你能想到麼？當年肆意淩辱我父親的，打他的，大多數是些中學的女紅衛兵呀！按年齡還是些少女啊！”
我說：“紅衛兵和紅衛兵不太一樣。”
他說：“那倒是。有次又有些紅衛兵闖入我家，就是些比較溫良的紅衛兵。‘文革’中養花不是屬於資產階級生活方式麼？可她們並沒毀掉我家的花。臨走還在門上貼了一張告示——‘這家的老太太是畫畫的，可以允許養花，警告任何紅衛兵組織不得采取極端行動’……”舒乙先生說時流露出幾分感慨的樣子。如果，將當年某些極凶惡的紅衛兵比作蓋世太保，比作黨衛軍，其實是並不誇張的，一點兒也不算聳人聽聞。
我下鄉不久，當了男知青們的班長。因為最初連隊總共十幾名男知青，也就隻有一個男知青班。我的知青知已是和我同校且同班的同學楊誌鬆，他如今在《健康報》工作。除了我倆，其他男知青來自三四所中學。有一名“工讀”學校的高二的男知青，胸前一片猙獰可怖的疤痕。據我後來所知，便是下鄉前在武鬥中被火藥槍噴射的。和他同校的一名初二的知青，曾神秘地向我透露——他是一名有惡跡嫌疑的紅衛兵小頭目，下鄉純粹是為了躲避追究。半年後他從我們連隊消失了，據傳是被恢複神聖使命的公安部門押解回城市去了……
一天中午，我正午睡，被楊誌鬆拖起，讓我去製止知青的打人暴行。離知青宿舍不遠的院子裏，住著一名單身的當地男人，五十餘歲，被列為“特嫌”人物，出入受到限製和監視。我班裏的三四名知青，中午便去逼供。等我和楊誌鬆走入院子，他們正從屋裏出來，一個個臉上神色頗為不安。為首的，一邊從我們身旁走過一邊嘟噥，“真狡猾，裝死！”
我匆匆走入屋裏，見床上的人麵朝牆蜷縮著，不動也無聲息。
我走近叫了他幾聲，他仿佛睡著了。我聞到了一股屎尿味兒。時值盛夏，我見他的裸背上有幾處青紫。
我追上班裏那三四名戰土，喝問他們是不是打人了。
他們都搖頭說沒打。
“沒打他身上為什麼好幾處青紫？”
我心頭不禁冒火，攔住他們，不許他們走。
為首的終於交待：“他不招嘛，所以，隻輕輕打了幾下……”
我不認為這是小事，立即轉身趕去指導員家彙報。
半小時後，連裏的幹部和衛生所的一名醫生都趕往那屋子。
那人已經死了。
他們打他時，往他口中塞了布，所以，盡管那院子離知青宿舍很近，但午睡中的我，卻並沒聽到一聲哀叫。那件事使我相當長的日子裏內心自責。因為我是班長，有三四名知青不在宿舍裏睡午覺，我卻沒想到問問他們究竟幹什麼去了……連衛生所醫生開的死亡診斷是“突發性腦溢血”。然而我清楚，醫生清楚，連裏的幹部也清楚，那人實際上是被用木棒活活打死的。
我要求連裏嚴厲懲處那幾名知青。連幹部們出於自身責任的種種考慮，隻給予了他們口頭警告。為首者，還是副班長。我又要求連裏起碼撤銷他的副班長職務，否則我不再擔任班長。連幹部們見我態度強硬，隻得照辦。但從此那幾名知青對我耿耿於懷，而我也不再對他們有一點兒好臉色。
我當了小學教師以後，知死者是我一名學生的親“大爺”。不久，又知死者根本不是什麼“蘇修”特務。
“黑土地回顧展”結束，一些北京知青與一些外地知青相聚敘舊的場合下，有一名外地知青談到他那篇收在《北大荒風雲錄》的文章時說——當年我們思想太單純太革命了，所以就難免做下了些錯事……恰巧，他那篇自述性的文章我看過——他下鄉後，在一個冬季裏，將一名老職工一個“大背”摔進了滿著冰水的馬槽裏，那老職工當即昏暈在馬糟，全身浸沒水中。
隻因為那老職工偷過點兒連裏的麥子喂自家的雞。
幾天後那老職工死了。
我問他：“你如今懺悔了？”
他說：“是啊，要不我能寫出來麼？”
而我之所以那樣問他，是因為我讀他的文章時根本沒讀出什麼懺悔的意味兒。寫自己當年的暴力行徑繪聲繪色，最後的一行懺悔也隻不過是用文字公開重申——自己當年太革命因而太衝動了。
我又說：“你當年的行徑和思想單純與‘革命’二字有什麼關係？”
他一怔，反問：“那你說和什麼有關係？”
我冷下臉道：“隻和你的心理有關係！證明你內心原本就有一種惡。至於為什麼有，你最應該自問！你現在還沒找到正確的答案，證明你的懺悔根本算不上懺悔！”
我說時，連連拍桌子，四座因而不安。
今年，當我們整代人回憶我們差不多共同的經曆時（即使我們自己並不願回憶，也還是要被別人一再地勸說著進行回憶。甚至，由別人替我們進行回憶。因為這回憶多多少少總會帶動些經濟效益），我們幾乎一致地，心照不宣地，諱莫如深地避開這一點——三十二年前，在我們還不是知青的兩年前，我們的另一種經曆另一種身份是紅衛兵。
而紅衛兵曾給許許多多家庭許許多多中國人造成終生難忘的傷痛。
它不但聲名狼藉並且是“文革”暴力的同義詞。
的確，它是我們的“胎記”，是我們臉上的“火印”。
它幾乎使我們整代人中的每一個一旦遭遇“文革”話題則不免地羞愧無言。就如林衝們楊誌們一旦被人正麵注視，立刻明白別人在眈眈盯著自己臉上的什麼。
而依我想來，“文革”話題在中國，也許將比知青話題更長久。起碼，將會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共存共亡兩個話題，似母子關係。
而我最終要說的是：
第一，不是整整一代人中當年凡戴過紅衛兵袖標的，皆凶惡少年或殘忍少女。
第二，所以這一代人中的大多數，亦即接著成了知青的人中的大多數，應被從以後的“文革”話題中予以解脫。事實是，這大多數，其實並不比當年全中國的大多數人更瘋狂。
第三，瘋狂的紅衛兵有之，凶惡的殘忍的紅衛兵有之。倘他們於今仍自言“當年太單純太革命了”，那麼意味著他們仍毫無懺悔，仍在狡辯；倘我們作為同代人替他們說，則意味著我們仍在替他們刷洗劣跡。而想想我們當年麵對他們的凶惡和殘忍做過配角和觀眾（全中國人幾乎皆如此！），由我們替他們刷洗劣跡又是多麼具有諷刺性質！倘由以後仍熱衷於“文革”話題的人僅從政治上去分析，那麼不但不能得出更客觀更接近真相的結論，也根本無法將他們和大多數區別開來。
最後，我將知青與紅衛兵連在一起分析，乃是要達到這樣的目的，倘我們的次代人或我們的兒女們今後發問：“你們自己是不是覺得自作自受呢？”——返城二十年間，這難道不是我們常常聽到的冷言冷語麼？
而我們可以毫不躲閃地、坦率地、心中無鬼地迎住他們的目光回答說：“我們大多數的本性一點兒也不凶惡。我們的心腸和你們今天的心腸毫無二致。我們這一代無法抗拒當年每一個中國人都無法抗拒的事。我們也不可能代替全中國人懺悔。‘上山下鄉’隻不過是我們的命運，我們從未將此命運當成報應承受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