據我所知，“知識青年”之統稱，早在“五四”之前就產生了。那時，愛國的有識之士們，奔走呼號於“教育救國”。於是在許多城市青年中，鼓動起了勤奮求學以提高自身文化素質，儲備自身知識能量，希望將來靠更豐富的才智報效國家的潮流。用現在的說法，那是當年的時代“熱點”。許多不甘平庸的農村青年也熱切於此願望，呼應時代潮流，紛紛來到城市，邊務工，邊求學。
那時，中國讀得起書的青年有限。好在學科單純，且以文為主。讀到高中以上，便理所當然地被視為“小知識分子”了。能讀能寫，便皆屬“知識青年”了。而達到能讀能寫的文化程度，其實隻要具備小學五年級以上至初中三年級以下的國文水平，則就綽綽有餘了。那時具備初中國文水平的男女青年，其詩才文采，遠在如今的高中生們之上。甚至，也遠非如今文科大學的一二年級學生們可比。那時，“知識青年”之統稱，是僅區別於大小知識分子而言的，是後者們的“預備隊”。而在大批的文盲青年心目中，其實便等同於知識分子了。他們後來在“五四”運動中，起到過曆史不可忽略的作用。雖非主導，但卻是先鋒，是恰如其分的主力軍。建國後，城市首先實行中學普及教育。文盲青年在城市中日漸消亡，“知識青年”一詞失去了針對意義，於是夾在近當代史中，不再被經常用到。它被“學生”這一指謂更明確的詞替代。即使在“文革”中，所用之詞也還是“學生”。無非前邊加上“革命的”三字。
“知識青年”一詞的重新“啟用”公開“啟用”，眾所周知，首見於毛主席當年那一條著名的“最高指示”——“知識青年到農村去，接受貧下中農的再教育，很有必要。”
於是一夜之間，六十年代末七十年代初的幾屆城市中學生高中生，便統統由學生而“知識青年”了。
這幾屆學生當初絕對不會想到，從此，“知青”二字將伴隨自己一生。而“知青”話題成為永遠與自己的經曆自己的命運密切相關的中國話題。
細思忖之，毛主席當年用詞是非常準確的。在校繼讀而為“學生”。“老三屆”當年既不可能滯留於校繼讀，也不可能考入大學（因高考製度已廢除），還不可能就業轉變學生身份，成了浮萍似的遊蕩於城市的“三不可能”的“前學生”。除了一味“造反”，無所事事。而一味“造反”，既不但自己們煩了，毛主席也開始煩他們了。
“三不可能”的“前學生”，再自謂“學生”或被指謂“學生”，都不怎麼名副其實了。
叫“知識青年”十分恰當。
區別是，“五四”前後，青年為要成為“知識青年”而由農村進入城市；“文革”’中，學生一旦被劃歸“知識青年”範疇，便意味著在城市裏“三不可能”。於是僅剩一條選擇便是離開城市到農村去。情願的歡送，不情願的——也歡送。
至今，在一切“知青”話題中，知青與知識的關係，很少被認真評說過。
其實，“知青”在“前學生”時期所接受的文化知識，乃是非常之有限的。於“老三屆”而言是有限。於“新三屆”亦即“文革”中由小學升人中學的，則簡直可以說少得可憐了。
“知青”中的“老高三”是幸運的。因為在當年，除了大學生，他們是最有知識資本的人。他們實際上與當年最後一批，亦即六六屆大學生的知識水平相差不多。因為後者們剛一入大學，“文革”隨即開始，所獲大學知識也不豐富也不紮實。“老高三”又是不幸的。其知識並不能直接地應用於生產實踐，主要內容是考大學的知識鋪墊。考大學已成泡影，那麼大部分文化知識成了“磨刀功”。而且，與大學僅一步之遙，近在咫尺，命運便截然不同。即使當年，隻要已入了大學門，最終是按大學畢業生待遇分配去向的。五十餘元的工資並未因“文革”而取消。成了知青的“老高三”，與“老初三”以及其後的“新三屆”知青，命運的一切方麵毫無差異。他們中有人後來成了“工農兵學員”或恢複高考的第一批大學生，但是極少數。
更多的他們，隨著務農歲月的年複一年，知識無可發揮，漸鏽漸忘，實難保持“前學生”活躍的智力，返城前差不多都變成了文化農民或文化農工。
他們和她們，當年最好的出路是成為農村幹部、農場幹部或中小學教師。
我所在的兵團老連隊，有十幾名“老高三”，兩名當排長，兩名當了僅隔一河的另一連隊的中學教師。一名放了三四年牛。其餘幾名和眾知青一樣，皆普通“戰士”。有的甚至受初中生之班長管束。
我當了連隊的小學教師後，算我五名知青教師，二男三女。除我是“老初三”，他們皆“老”字號的高一高二知青。
我與“老”字號的高中知青關係普遍良好。他們幾乎全都是我的知青朋友。在朝夕相處的歲月裏，他們信任過我，愛護過我。我是一名永遠也樹立不起個人權威的班長，在當小學教師前，一直是連裏資格最老的知青班長，而且一直是在特殊情況下可以自行代理排長發號施令的一班長。故我當年經常對他們發號施令。他們有什麼心中苦悶，隱私（主要是情愛問題），皆願向我傾吐。而我也從內心裏非常敬重他們。他們待人處世較為公正，在榮譽和利益麵前有自謙自讓的精神，能夠體恤別人，也勇於分擔和承擔責任。前邊提到的那兩名當中學教師的“老高三”，一名姓李，一名姓何，都是哈爾濱市的重點中學六中的學生，都有詩才，而且都愛作古詩詞。說來好笑，我常與他們互贈互對詩詞。有些還抄在連隊的黑板報上。諷刺者見了說“臭”，而我們自己從中獲得別人體會不到的樂趣。他們中，有人曾是數理化尖子學生，考取甚至保送全國一流理工大學原本是毫無疑問之事。也有人在文科方麵曾是校中驕子。
如當不了中學老師，數理化在“廣闊天地”是無處可用的知識，等於白學。最初的歲月，他們還有心思出道以往的高考題互相考考，以求解悶兒，用用久不進行智力運轉的大腦。
而他們中文章寫得好的，卻不乏英雄用武之地。替連裏寫各類報告、替“毛著標兵”寫講用稿、替知青先進人物寫思想總結材料、為連隊代表寫各種會議的書麵發言，包括寫個人檢討連隊檢討和悼詞。
寫得多了，便成了連隊離不開的、連幹部們倚重的知青人物。
於是命運轉機由此開始。往往很快就會被團裏、師裏作為人才發現，一紙調函選拔而去，從此手不粘泥肩不挑擔，成了“機關知青”。
我也是靠了寫，也是這麼樣，由知青而小學教師而團報導員的。也做了一年半“機關知青”。
而“機關”經曆，既不但決定了他們後來與最廣大的知青頗為不同的命運，也決定了他們與那些智商優異在校時偏重於數理化方麵的知青頗為不同的人生走向。
首先，“機關”經曆將他們和她們培養成了農村公社一級的團委幹部、婦女幹部、宣傳幹部，甚至，主管幹部升遷任免的組織部門的幹部。倘工作出色，能力充分顯示和發揮，大抵是會被抽調到縣委地委去的。在農場或兵團的，自然就成了參謀、幹事、首長秘書。
其次，“機關”，教給了他們和她們不少經驗。那些經驗往往使他們和她們顯得踏實穩重，成熟可靠。而任何一個中國人，若有了三至五年的“機關”經曆，那麼，他或她在如何處理人際關係的學問方麵，起碼可以說是獲得了本科或碩士學位。
以上兩點，亦即檔案中曾是知青幹部的履曆，和由“機關”經曆所積累的較為豐富的處世經驗，又決定了他們和她們返城後被城市的“機關”單位優先接受。
何況，“機關”當年還將上大學的幸運的彩球一次次拋向他們和她們。
根本無須統計便可以十分有把握地得出這樣的結論——作為當年的知青，如今人生較為順遂的，十之七八是他們和她們。
我指出這一點，絕不懷有任何如今對他們和她們心懷不良的意圖。事實上我一向認為，他們和她們的較為幸運，簡直可以說是十年“上山下鄉”運動本身體現的有限之德。否則，若將幾千萬知青的人生一概地全都搞得一敗塗地，那麼除了一致的詛咒也就無須加以分析了。
那些智商優異在校時偏重於數理化的知青，如果後來沒考上大學，沒獲得深造的機會，其大多數的人生，便都隨著時代的激變而漸趨頹勢。甚至，今天同樣麵臨“下崗”失業。
我常常憶起這樣一些“老高三”知青。後來也曾見到過他們中的幾人。一想到他們是學生時特別聰明特別發達的數理化頭腦，被十年知青歲月和返城後疲憊不堪的日子嚴重蝕損，不禁的，頓時替他們悲從心起。
我曾問過他們中的一個——還能不能對上高中的兒子進行數理化輔導？
他說翻翻課本還能。
又問——那，你輔導麼？
他搖頭說不。
問——為什麼不？
說怕翻高中課本。一翻開，心情就變壞，就會無緣無故發脾氣。
接著舉杯，淒然道——不談這些，喝酒喝酒。
於是，我也隻有陪他一醉方休。
以上兩類知青命運的區別，不僅體現於“老”高三“老”高二“老”高一中，而且分明地也同樣體現於“老”初三中。
但那區別也僅僅延至“老”初三，並不普遍地影響“老”初二“老”初一的人生軌跡。初二和初一，縱然是“老”字牌的，文化知識水平其實剛夠證明自己優於文盲而已。
繼“老三屆”其後下鄉的幾批知青，年齡普遍較小，在校所學文化知識普遍更少。年齡最小的才十四五歲，還是少男少女。我們兒童電影製片廠幾年前拍的一部電影片名就是《十四五歲》。電影局規定——主人公年齡在十七歲以下的電影，皆可列為兒童影片。當年的少男少女型知青們，其實在“文革”中剛剛邁人中學校門不久便下鄉了。
他們和她們，等於是在文化知識的哺乳期就被斷奶了。這導致了他們和她們返城後嚴重的、先天性的“營養不良”，也必然直接影響了他們和她們就業機遇的範圍。並且，曆史性地阻斷了他們和她們人生的多種途徑。如今，他們和她們中的相當一部分成了“下崗”者失業者。返城初期，在他們和她們本該是二三級熟練工的年齡，他們和她們開始學徒。當他們和她們真的成了熟練工，他們和她們賴以為生的單位消亡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