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部分，在知識哺乳期被強製性地“斷奶”了；一部分，當攀升在教育最關鍵的幾級階梯的時候，那階梯被轟然一聲拆毀了；隻有極少幸運者，或得到過一份後來不被社會正式承認的“工農兵學員”的文憑，或後來成為中國年齡最長的一批大學畢業生。高考恢複後他們和她們考入大學的年齡，和現在的博士生年齡相當。
這便是一代知青和知識的關係。
這便是為什麼中國科技人才的年齡鏈環上中年薄弱現象的根本原因之一。
所幸知青中的極少數知識者，在釋放知識能量方麵，頗善於以一分“熱”，發十分“光”。
所幸中國科技人才隊伍，目前呈現青年精英比肩繼踵的可喜局麵，較迅速地銜接上了薄弱一環。
曾說知青是“狼孩兒”的，顯然說錯了。
曾誇知青是“了不起的一代”的，顯然過獎了。
斷言知青是“垮掉的一代”的，太欠公道。因為幾乎全體知青，在長達三十年的時間內所盡的一切個人努力，可用一句話加以概括，那就是——有十條以上的理由垮掉而對垮掉二字集體說不。事實證明他們和她們直到今天依然如此。
也許，隻有“被耽誤了的一代”，才是客觀的評說。
“知識就是力量”——對於國家如此，對於民族如此，對於個人亦如此。
麵對時代的巨大壓力，多數知青漸感自己是弱者。並且早已悟到，自己恰恰是，幾乎唯獨是——在知識方麵缺乏力量。
他們和她們，本能地將自己人生經曆中諸種寶貴的經驗綜合在一起，以圖最大程度地添補知識的不足。即便這樣，卻仍無法替代知識意義的力量。好比某些鳥疲憊之際運用滑翔的技能以圖飛得更高更久，但滑翔實際上卻是一種借助氣流的下降式飛行。最多，隻能借助氣流保持水平狀態的飛行。
如果你周圍恰巧有一個這樣的人存在著，那麼他或她大抵是知青。隻有知青才會陷入如此力不從心的困境。也隻有知青才在這種困境中顯示韌性。那麼，請千萬不要予以嘲笑。那一種精神起碼是可敬的。尤其，大可不必以知識者的麵孔進行嘲笑。姑且不論他或她真的是不是知青。
知識所具有的力量，隻能由知識本身來積累，並且隻能由知識本身來發揮。
知識之不可替代，猶如專一的愛情。
至於我自己，雖屬知青中的幸運者，但倘若有人問我現在的第一願望是什麼，那麼我百分之百誠實地回答是一上學。
我多想係統地學知識！
有學識淵博的教授滔滔不絕地講，我坐在講台下豎耳聆聽，邊聽邊想邊記那一種正規學生的學法。
知青與知青文學
長期以來——自從最初幾篇知青題材的小說問世後，文學期刊界、出版界、作家們和評論家們，及社會學界和新聞界，一致形成著一種主觀的、錯誤的，並不符合實際情況的判斷。那便是，認為在許多城市中，尤其許多大城市中，存在著一個人數極其可觀也極其熱忱的讀者群體，而他們都是返城知青。認為他們都像蜂蝶覓花叢一樣，一嗅到花粉的芬芳，便會嗡嗡一片地飛去，沉湎於知青題材的小說、詩歌、散文、回憶錄中不願旁顧。
於是“知青文學”的命名誕生。
於是“知青文學”現象經常成為話題。
當然，如果根本否認返城知青愛讀知青文學，也不夠實事求是。但，這些愛讀知青文學的返城知青，數量遠比以上各界人士估計的少。不隻少一些，而是少許多。進言之，如果確有所謂“知青文學”的讀者群體，那麼其主要成分也非是返城知青，而是另外一些人。
與我關係稔熟的返城知青不算少：有些是在知青歲月中曾與我朝夕相處過的親密的知青朋友；有些還是我的中學校友和同窗。不消說，都是男性。某一日我屈指掐算了一下，他們大約有一排人。如果擴大而論所有我認識的以及泛泛接觸過的返城知青，約兩個連。
在與我關係親密者中，亦即那大約一排人中，僅三五人讀過我的兩篇獲獎知青小說——《這是一片神奇的土地》和《今夜有暴風雪》。《雪城》如果不是因為後來拍成了電視劇，他們根本不可能知道我還寫過那麼一部長篇。而讀過我最初幾篇知青小說的人，乃因職業與文學發生著或直接或間接的關係。比如是編輯、是記者。還有人是在上“業大”時讀的。當年我的兩篇知青小說列入各文科“業大”分析教材，他們讀是為了完成作業。
這約一排人中，半數有我簽了名贈送他們的我自己的知青小說集。
他們從不因此而給我麵子翻閱。
我也一向識趣，從不與他們談文學，更不會傻兮兮地試問他們讀後之感。
和他們在一起不談文學使我輕鬆，使他們自如。我和他們，一向十分珍惜不談文學的另一種美好，一向恪守不談的相互默契的原則。
真的，舊交偶聚，不談文學，隻談兒女的學業情況，談父母二老的健康情況，談身為男人的家庭義務與責任，談工作壓力和生活煩愁，互吐衷腸，彼此寬慰，不亦悅乎？
我和他們在一起，將說這些叫做“聊點兒正題”。
我和他們“聊正題”，他們就覺得我依舊可愛，依舊是當年的好朋友。若我侃侃地談文學，他們就用極其陌生的眼光看我。分明地，意識到我是徹底地變了。
幸而我並未變得那麼令他們感到陌生，甚至，感到討嫌。
至於那兩個連的當年的男知青，他們中大約有一個班的入主動向我討要過我的書，當然言明要我的知青小說集。倘沒有，別的書也湊合。另外大約有一個班的人，自己買過我的書。來我家時，也要求我簽上名。這大約兩個班的人，都不是由於喜歡我的知青小說才要才買。而是為他們的兒女、他們的侄兒侄女甥男甥女，或他們的妻子他們的同事他們的朋友乃至他們單位的頭頭腦腦所要所買。也有的，為了帶著我的簽了名的書求人辦事兒。倘送禮，輕了，覺得拿不出手；重了，往往違心違願。而將作家的簽名書當禮，送者顯得免俗，收者也收得坦然。實在是好方式。而且，我簡直認為是該大力提倡的方式。想到我的書居然還能被當禮送，我差不多總是有求必應，高興又爽快。倘他們要了我的書買了我的書，還對我說些認真拜讀之類的話，則我倒反而覺得不自在了。
某些人一向以為，我這“永久牌”的“知青作家”周圍，肯定經常被些曾是知青又對“知青文學”情有獨鍾的讀者厚愛著。安有其事！不錯，我的確受到著不少過去的知青朋友厚愛。但他們給予我的種種厚愛和關懷，其實僅對我這個人本身，僅表現在對我們之間曾有的友情的無比珍惜。至於文學，於他們而言，隻不過是我的職業。他們並不愛屋及烏，連我的職業也另眼相看。而我，也從未對他們產生過那種“不道德”的要求。
在他們中，我的職業是特殊的。特殊而又遠離他們的興趣。這特殊，每每也使我在他們中難免的有時倍覺孤獨。
他們對我的職業的最中懇的話一向是“謹慎點，幹你們這行的容易犯政治錯誤。尤其你那一套文學主張。別認真、別傻，犯不著”。
於是我常思索，文學的讀者群究竟是哪幾類人呢？又是怎樣形成的呢？
於是便陷入回憶。
凡人，不分男女，幼年時都愛聽故事、愛看連環畫。而故事和連環畫，是人與文學的初級接觸，仿佛小男孩兒對小女孩兒強烈又單純的好感。
我兒子二三歲時，每晚都纏著我或妻翻連環畫講故事給他聽。
“再講一遍嘛，再講一遍嘛……”
一冊《十兄弟》，薄薄二十幾頁，一晚上他竟磨著他媽給他講了九遍！
“後來呢？後來呢？”
他媽打著哈欠說：“完啦，沒有後來啦，該睡覺啦！”
兒子聽了別提多麼沮喪。他希望那故事是永遠也講不完的。
人在幼年時與文學的初級接觸真是入迷得動人哪！
兒子上小學四年級後，不再需要我和妻子講給他聽，開始自己看了。於是，我和妻子當年保存下來的一些小人書，成了他的第一批文學讀物。我和妻子常感慨於我們各自能從“文革”前將那些小人書保存到“文革”後，而且保存得那麼好。我們當年都未想到應該為我們的下一代保存，隻不過是作為一種我們當年認為的珍稀之物加以妥善保存罷了。
兒子上中學後，開始自己買書，開始與同學們相互借閱。
初三起，兒子不再看一切文學色彩的課外讀物。
上高中後，兒子與文學的初級接觸徹底結束。不是因為我和妻子強迫他那樣，而是根本沒有了接觸的精力。
有時，我們忍不住將一本值得他讀的書推薦給他，他則很煩地問：“我有時間看嗎？”
我隻有啞然……
我舉我兒子為例想說明的是——許許多多的人，由於個人、家庭、社會、時代等某一種原因或綜合原因，與文學的關係，截然終結在與文學的初級接觸的階段。隻有少數人以後又續上了與文學的關係，歲月滄桑而不再中斷，成為文學的執著讀者和終生讀者。文學依賴於他們的眾寡而興衰。大多數人與文學的關係，青少年時期一旦中斷了便一輩子永遠地中斷了，或者自己沒興趣再續上了，或者仍有興趣但沒條件也沒心情續上了。我們知道，一個人成為文學的始終如一的讀者，也是需要一些起碼的條件起碼的心情的。對於他們，與文學的初級接觸，成了青少年時期與文學的短暫的“初戀”。
我上小學四五年級時，班裏有六七名愛看小人書的同學。當年，一名小學生買一本小人書是奢侈的事。盡管一本小人書最貴才兩角幾分。
我上中學時，班裏僅有三四名喜歡讀小說的同學。同小學相比，與文學發生初級接觸的同學不是明顯多了，而是少了。這因為小人書已經不能給予中學生更大的閱讀滿足，而買一本32開的“大書”，自然是一本小人書定價的數倍，也自然是更奢侈之事。你無我無，大家全無。估計全校讀文學作品的學生，充其量不過二三十人。我對這個數字是比較有把握的。因為當年我像一條專善於嗅“書香味兒”的獵狗，哪個年級哪個班級的學生可能有書與我交換了看，是會被我憑著敏銳的嗅覺發現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