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革”一開始，全中國一切古今中外的非“馬恩列斯毛”類的書，幾乎全都付之一炬了。每座城市的重要圖書館，都保護性地封門上鎖了。一封一鎖，便是十年。於是全中國人的讀書習慣，都被硬性地改造掉了。
我不曉得我中學母校當年那二三十名喜歡閱讀文學書籍的同學，如今是否仍是文學書籍的讀者？須知我的中學母校當年在哈市非是一所喜歡閱讀文學書籍的學生少得可憐的學校。比起有高中的中學會少些，比起無高中的中學隻多不少。因為我的中學當年成立過“故事員同學會”，曾向全市推廣過如何引導學生閱讀文學書籍的經驗。姑且以千分之二三十推而廣之地概算，在當年三千餘萬知青中，也不過就有二三十萬人與文學發生過初級接觸，十年的知青歲月，是除了“毛選”無書可讀的歲月。那二三十萬知青中，後來十之七八也漸漸喪失掉了讀書習慣。就好比遷往南方生活的北方人，漸漸改變了冬天戴棉帽子的習慣。
二三十萬的十之七八是多少，不言自明。
正是她們，後來成了全國知青文學的第一批知青讀者。之所以用“她們”而非“他們”，乃因這些返城知青中女性居多。她們再後來又分為兩類女性：有的因對知青文學的敏感關注而成為廣義的文學書籍的讀者。她們從知青文學中獲得到的，不僅是知青經曆的尋尋覓覓而已，也同時是少女時期與文學戀情的重續。這又是由她們與文學的初級接觸而奠定的。有的則並沒與文學發生過初級接觸。她們捧讀知青文學主要因為，甚至僅僅因為她們曾是知青。“知青文學”四字對於她們而言，重在“知青”，不在文學。她們將知青文學當成與自己發生密切關係的文字式“老照片”。並且，往往想象作品中的女主人公的命運便是自己或接近於自己在知青歲月中的命運。甚至，往往認為自己在知青歲月中的命運比知青文學中的女主人公的命運更值得同情，更憂傷淒婉，更動人感人。確實，她們中大多數人在知青歲月中有相當坎坷甚至極為坎坷的遭遇。她們往往視某些知青文學為自己間接的命運自白書。她們幾乎隻關注知青文學，對別種文學書籍缺乏興趣。與自己的命運發生間接自白效果的知青文學，她們認為好，否則覺得不好。她們至今差不多仍這樣。知青文學中的某類，是連接她們與文學的一條極細極細的紅絲線。但她們覺得不細，而是一條汩汩通過血液的血管、一條動脈。
她們在不再是少女的年齡，與文學發生著初級接觸。而且，主要是由於“知青”二字。而且，幾乎甘願地滯停於初級階段。這種關係當然也是十分令人感動的，又令人感動又令人揪心。但她們為數有限，畢竟構不成一個各界人士想象的龐大的知青文學讀者群。若知青文學讀者群主要是由她們構成的，則顯然是她們和知青文學的雙向的憾事。
知青中的“老”高中們，當年是很有人讀過一些古今中外的世界文學名著的。返城後他們與文學的關係分為三類——第一類受家庭和生活所累，雖並無什麼孜孜以求的事業主宰著人生精力，卻也不再接觸文學了（包括知青文學）；第二類考上了大學，畢業後活躍於仕途，或埋頭於理工科專業，也惜時如金，不讀“閑書”；第三類或者也考上了大學，又恰恰屬文科專業，便仍與文學發生瓜葛。但他們實際上並不因曾是知青而偏愛“知青文學”。相反，他們往往比較輕慢知青文學，往往顯出很不屑的樣子。他們越評論家起來，學者化起來，資深記者起來，對“知青文學”似乎越瞧不上眼，所評所析所議，往往比不是知青的同行更尖酸刻薄。他們認為自己是權威發言人，權威批評者，認為自己怎麼說都有理。別人也不免地這麼認為。他們通過對知青文學的終審墊高自己的地位。
當然，還有第五類人，他們可能並沒進入大學，一直在尋常的單位裏從事著尋常的工作。但這並不妨礙他們與文學發生第二次接觸。這是較高階段的接觸。視野遠比他們青少年時期與文學的接觸寬闊。評判水平也不能同日而語。他們既不拒絕知青文學，也不隻讀知青文學。
如果有誰統計一下便會確信，在“老”高中們中，又與文學發生第二次接觸的人其實是不多的。發生了的，大抵在第三類人和第四類人中。然而，並不能據此認為他們是知青文學讀者群中的主要成分。而應該確切地說他們是中國文學的較高層次的讀者群中的主要成分。
那麼，構成知青文學讀者群主要成分的，其實非是返城知青，又究竟是哪些人呢？說來或許有人不相信——其實，主要是七十年代末至八十年代中期初高中生、大學低年級生、各行各業中的青年，以及比以上三者加起來的數量少得多的一小部分知青。而且，仍以女性為主。據我看來，在全世界，愛讀文學類書籍的女性，肯定比男性多幾倍。這其中的原因，前邊涉及了一些，更深層的分析，應屬另一話題，此不贅述。知青文學的冷熱，其實是隨著他們和她們閱讀興趣的轉移而變化的。
我的幾部知青小說有幸被拍成了電視劇。十個對我說他們和她們看過我的“作品”的人中，大約有九個指的是那些電視劇。
但他們和她們肯定並不知道，那幾部電影電視劇能被他們和她們看到，是很經過幾番抗爭的。
電影《這是一片神奇的土地》和《今夜有暴風雪》當年曾勒令下馬停拍
《雪城》幾乎不許播出。
《年輪》曾明令不許參加評獎。
原因都差不多是——調子太灰暗，未表現理想，咀嚼苦難等等。
而另有不少評論者，嘲諷我在作品中張揚虛假理想，掩飾苦難，玩味失落的崇高。 我的知青作品確曾給過我一些浮名，但也常使我陷入左槍右戟不得不橫著站的兩難之境。來自官方的否定和指責，我還較能承擔，起碼有申辯的權力。來自評論的，我則常常不知該怎樣對待。一味沉默，似乎打算以沉默為盾應對批評的虛心反應。若申辯苦衷，則簡直就等於是拒絕批評了。
故我差不多總是要在這些作品發表後，寫上那麼一二篇小文章，以近於檢討的性質，自言創作能力的十分有限。這當然是回報評論的反應。而又有人就將我的這類文章剪貼了複印了，寄往有關部門，歸納道：“看，他並不慚愧於自己張揚理想和崇高的缺乏衝動，而是在那裏公開歎息自己再現苦難的力不從心！”
隻有普通讀者和普通觀眾顯得厚道非常。因為他們既不操審查之權，也不以評論為業。心血來潮，幾頁信紙一個信封一張郵票，便將充滿善意的褒貶直截了當明明白白地寄給了我。多少年來，我對此心懷感激。
事實上，我的知青小說，目前為止，僅占我創作總量的十分之一左右。
《雪城》後我不再筆涉知青題材，某種程度上，是為從那一種橫著站的兩難之境脫身。
《年輪》於我，初衷非是重操什麼知青題材的“舊業”，而是寫一些曾當過知青的城市中年人今天的生活形態。
我回頭看自己的全部知青小說，沒有自己滿意的。有些當時較滿意，時隔數年，越來越不滿意了。恨不得重寫。重寫是不可能了。改寫都沒法兒改寫了。唯一自我安慰的，乃當時寫得真誠寫得有激情。即使淺薄，即使幼稚，那一份兒創作的真誠和激情也是值得自己永遠保持的啊！
而此種自我評估，也是我對目前為止的，中國一切知青文學的總體評估。
知青生活形態差異太大，有兵團知青，有農場知青，有插隊知青；有南北地域造成的差別，也有南北人情世故造成的差別；有年齡造成的差別，也有政治出身造成的差別；有人數多寡造成的差別，也有工資和工分造成的差別……任何一位作家，不管他有沒有過知青經曆，主觀性強些還是客觀性強些，企圖通過自己的幾篇作品或幾部作品反映幾千萬知青當年的命運全貌，都是不太可能的。
一切知青文學組合在一起，好比多棱鏡，它所折射出的是七色光。最主要最優秀的知青作品，也隻不過是多棱鏡的一個側麵罷了。知青經曆應該產生史詩性的作品。但是目前還沒有產生。
也看不出將要產生的任何跡象。
然而我堅信，數十萬城市青少年當年轟轟烈烈卷裹其中的“上山下鄉”運動，是文學蘊藏內容極其豐富的礦脈。前期對它的創作采掘，有點兒像“開發熱”。我是太追求眼前效益的急功近利的采掘者之一。這並不意味著破壞了它的“資源”。對於文學，不應有什麼“資源”保護法和保護區。隻不過我們孜孜以求，卻都並沒有采掘出它最有價值的那一部分。它後來的沉寂是好事。埋藏久些，形成的礦質更高些。也許十年以後，也許二十年以後，或會有知青題材的上乘之作問世。也許出自於當年的知青筆下，也許作者根本非是知青。但肯定不會是我。甚至，我認為，也不會是和我一樣，從知青小說而開始文學道路的一批知青作家們。
時值“上山下鄉”運動三十周年的今年，一定會出版不少知青題材的書籍。每一種都會有較好的銷路，但哪一種也不會獨領風騷。反饋到我這裏的信息是——內容類似的編選較多，角度新穎獨特的極少。
買這類書的照例是以下人：
初中、高中、大學低年級女生……
很少一部分大學低年級男生……
近年湧現的書籍收藏者……
很少一部分當年的女知青……
以及生活較為穩定的當年的男知青，他們是為兒女而買。
他們大抵會對兒女們這麼說，“給，認真讀讀！讀了，你就會了解爸爸混到今天是多麼不容易。你知足吧你！”
自己，卻很可能並不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