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整代而言，返城知青是中國“改革開放”之相當重要也相當主要的促進力。甚至，是推動力。起碼，可以這樣說他們中返城後獲得了公開發表言論的條件和機會的人，在“改革開放”的最初幾年，幾乎無不主動地、積極地、熱忱地、不顧個人得失地為“改革開放”鳴鑼開道大聲疾呼過。
這乃是因為，“文革”使他們對中國的“昨天”有所反思。那反思由於自己們當年不幸成為後來備受譴責的角色而比普遍的中國人痛切。也由於“上山下鄉”的經曆而對中國貧窮落後的真況極為了解。在從城市到他們落戶的農村、邊疆這一巨大半徑上，他們曾多次往返。所見疾苦種種，所聞民怨多多，非一般中國人能相比。何況，他們還曾親身與當地人民在那深重的貧窮落後中長期生存過。中國要變，中國不能不變這一強烈的思想，早就形成於他們頭腦中了。
如果說粉碎“四人幫”是中國救亡求興的第一件大事，那麼知青返城當然是緊隨其後的第二件大事。沒有第一件大事的發生便沒有第二件大事的發生。而第二件大事的發生直接改變了知青們本身的集體命運。所以，除了極少數當年成為“四人幫”政治基礎的知青，大多數知青不可能站在“改革”的對立麵。區別僅僅是，有人在較高的思想層麵支持和擁護“改革”，有人在切身感受到的利益本能層麵支持和擁護“改革”。
倒溯起來，不少知青是“四人幫”政治專治時代的早期思想反叛者。“林彪事件”後，對中國前途的大懷疑在知青中廣為彌漫。我參加過的一次“兵團創作學習班”，當年便因傳播“反動政治謠言”而遭遣散。我自己當年由團宣傳股被“下放”到木材加工廠抬大木，直接的內控不宣的罪名，乃是因為在一次學習會上，公然提出質疑“毛主席既然早在三十年前就深知林彪其人，為什麼還樹他為副統帥和接班人？不是拿中國的前途和命運當兒戲麼？”
後來震撼全國的天安門“四五”運動中的許多“反詩”，作者是知青。
值得一提地是，這些知青，多數並非所謂“走資派”兒女，亦非因父母受迫害而參與，更不是因自己成了知青而泄私憤。恰恰相反，前兩類知青當年幾乎沒膽量“亂說亂動”。比較敢於“舍得一身剮”的反而是某些普通勞動者家庭的知青子弟。他們當年如果投靠“四人幫”，賣身求榮改變命運絕非難事。“四人幫”當年也大量需要和招募那樣的青年。但他們拒絕與“四人幫”共舞。他們身上所體現的，是與自己，與自己的父母與自己的家庭諸利益完全無關的“政治道義衝動”。
他們是為國家命運而參與政治的。
也是為別人們的命運別人們父母的功過別人們家庭的不幸而參與政治的。
與那些別人相比，他們原本對政治並不感興趣也無熱情。所謂“路見不平一聲吼”而已。
這些平民階層的知青子弟們身上，當年相當突出地弘揚一種樸素的、平民的政治道義感。
返城後，他們中不少人，為徹底否定“文革”、“真理標準”的討論，鄧小平的複出自覺自願地充當民間政治義土的角色。他們當年人微言輕，但他們的呼聲響亮而激烈。
他們中有人如今成了“家”，成了官員，但他們的各種聲音，總體還是納入在支持和擁護進一步“改革開放”的語言體係的。大多數返城後成了各行各業普通勞動者的知青，“改革”初年也在各行各業中唯“改革”之大計方針是從，任勞任怨，相當富有自我犧牲之精神。他們似有足夠分量的砝碼，在時代天平上起不容忽略的穩定作用。近年，他們中許多人的利益一部分一部分地失去著；許多人“下崗”待業乃至徹底沒了工作。他們心中有苦，嘴上有怨，但大多數默默接受時代犧牲者的命運，幾乎無人鼓吹騷亂。
報載某企業將裁員，一日廠裏貼出了一份“號召書”，上寫“曾當過知青的工友們，讓我們像當年‘上山下鄉’一樣，集體‘下崗’吧！既然必得有人‘下崗’，我們不‘下崗’還能企盼著誰們‘下崗’？”
於是幾十名曾當過知青的工人，紛紛噙淚在“號召書”上簽了名。
使人不禁地想到那句話“我不下地獄，誰下地獄？”
也使人不禁地為之肅然、愴然、心愀愀然。
前一類成了當代思想“精英”或準“精英”的知青，麵對自己同類們的如此命運，以思想觀點分為以下兩類：一類每每說：“改革殘酷，時代無情，犧牲一批人的切身利益在所難免。優勝劣汰，置之死地，而後能生者則生，生不了的誰也顧不了誰了，隻有認命。”
這是某些最早“相忘於江湖”的知青。我曾聽他們當我麵那麼說過。表情和口吻都極其冷漠。
他們絕不因自己同類命運的悲慘而稍變堅定不移的“改革開放”之思想“精英”的角色。
他們說的是實話。而且幾乎是百分之百的實話。
但那樣的實話我永遠說不出口。
因我很難徹底地“相忘於江湖”。同時毫無“相濡以沫”的能力。
故我公開承認，我已由當年一個激進的、熱烈的、極其樂觀的“改革開放”的擁護者，漸變為一個非常保守的、憂心忡忡的，有時甚至極其迷惘、茫然、困惑的低調擁護者了。
另一類很難徹底地“相忘於江湖”的思想“精英”，話題一接觸到同類的命運，每每長歎連聲道：“不改革不行啊，卻沒想到改革出這麼個始料不及的局麵……但那也得繼續呀，苦了我們的兄弟姐妹們了……”
似乎，“兄弟姐妹”們的命運，是由於自己的過錯造成的，聽來有幾分內疚的意味兒。
他們可能依然是高調“改革”派。思想也和第一類人一樣。隻不過寫文章發表時，筆下措詞謹慎了，調子盡量低就了些。怕自己“四麵楚歌”的當年的知青同類們看了反感。其實呢，自從他們漸成“精英”，同類也就漸與他們疏遠了。“相忘於江湖”，倒是先從同類們開始的。他們的文章都發表在同類們不會看到的報刊上。而且，除了與自己當年同連同村的知青，更廣大的知青並不曉得他們是同類。所以，顧慮多餘，倒也可愛。
至於已經“下崗”的、待業的，多數自行斬斷了與一切知青舊友的往來，在城市的各個角落隱姓埋名地四處奔波地尋找養家糊口的再就業機會，前麵提到的諸如《北大荒人名錄》之類的書，對他們的再就業毫無用處。
即使他們，你若問對“改革開放”的看法，他們也並不發什麼惡毒的詛咒。通常的說法是：“唉，誰讓咱們攤上了呢！與解放前相比，可能還是強多了！解放前哪兒會有再就業工程呢！”
人們完全可以相信，他們就是走投無路像古代小說中寫的那樣領後插根草標自賣自身，也是不會采取什麼對抗“改革”的行為的。
這真是中國的福氣。
也真是中國“改革開放”的福氣。
知青與老一輩無產階級革命家
總體而言，知青一代，對老一輩無產階級革命家將永遠是心懷崇敬的。將會心懷著這種不同程度的崇敬老去，死去。
當知青一代也在中國消亡了，中國近當代革命史，便會顯得離中國人十分遙遠了。
知青一代，是現實與那革命史之間的自然過渡段。他們最虔誠地公認那革命史的非凡性。它自身從未間斷地反複地宣講，刻在他們思想中的痕跡也最深。它是刻在他們頭腦中的第一行思想。它本身厚重的非凡性史詩性，非他們在新中國成立後所經曆的任何大事件可相提並論。雖然，他們的頭腦中後來也刻下了另外許多行思想，但都不及第一行那麼深。史詩性的曆史，必定造就出獨具風采的民族精英。後繼者不可能再曆類似的史詩性曆史，因而不可能具有同樣的魅力與風采，也就不可能獲得他們同樣的崇敬。每一個國家每一個民族，都具有某一段或某幾段史詩性的曆史。世界也是這樣。而這一點，使一個國家一個民族乃至全世界後來的曆史似乎都顯得平庸，使後來的領袖們注定了皆成缺乏史詩性的曆史中的匆匆過客。無論他們自己多麼想要偉大起來都不可能。他們的名字幾乎隻能在他們是領袖之時，而在同時代人的頭腦中楔進位置。一旦不是，不久便會被淡忘。他們的名字隻能在同時代人的頭腦中楔人位置，不可能刻下深痕，更不可能被下幾代人銘記。
但曾叱吒風雲於史詩性的曆史中的傑出人物不同。他們的名字本身太有分量。那不同尋常的分量使他們指點江山過的那一頁曆史沉甸甸的。即使翻過去了，後幾頁他們已不存在的空白史頁上，仍深深地凹陷著他們的名字的壓痕。寫在後幾頁史上的文字，不管密度多麼大，記載多麼炫耀，都無法覆住掩住那深深的壓痕。
全世界的情形都是如此。
也許，有人會指出“文革”中，除了毛澤東，紅衛兵亦即後來的知青們，分明是參與迫害老一輩無產階級革命家的罪人，怎麼今天反而大言不慚地標榜起崇敬來了呢？他們當年連周總理都一反再反，何談崇敬？
不錯，“文革”中北京街頭出現過“百醜圖”除了毛澤東、周恩來、林彪，以及“中央文革領導小組”幾位，老一輩無產階級革命家幾乎盡數囊括，而且皆被肆意醜化。當然也包括德高望重的朱老總、民心同情的彭老總、深受愛戴的陳毅、賀龍等大元帥。
“百醜圖”是北京紅衛兵當年的“傑作”。
具體來說，是北京紅衛兵中一小撮軍隊高幹子女的“傑作”。
他們背後顯然有人指使。
他們的惡意，也不能說便是全體北京紅衛兵的態度。
當年，我隨一批東北紅衛兵“大串聯”到北京，在北京街頭見過一張“百醜圖”。回憶起來，似乎貼在西單十字路口的巨大廣告招牌上。
那一批東北紅衛兵大多數住在地質部禮堂。他們到北京的第二天晚上，便與負責接待的北京紅衛兵展開激烈的辯論。他們白天到市裏去皆看到了“百醜圖”，於是“百醜圖”成為辯論內容。東北紅衛兵強烈譴責北京紅衛兵打倒一大片，從而等於否定了中國革命史。北京紅衛兵以“兩個司令部”為據，嘲笑東北紅衛兵對“中央路線鬥爭”一無所知，隻配老老實實向北京紅衛兵學習和取經。唇槍舌箭一番之後，北京紅衛兵見鎮壓不住東北紅衛兵，搬來了援兵，記得是什麼附中的紅衛兵，男男女女近百人，其中不少手握軍皮帶。東北紅衛兵也在百人左右，感到受了威脅，於是皆怒。於是釀成一次武鬥……
我離開北京到成都，在成都街頭也見到過同樣的“百醜圖”。不過我見到的當天就被許多成都的百姓和紅衛兵自發地撕掉了，還逮住幾名張貼的北京紅衛兵圍斥了許久。第二天便發生了成都人民與到成都“扇風點火”的北京紅衛兵之間的暴力衝突。後來謂之曰“成都人民廣場事件”。我是那事件從始至終的目擊者。據我想來，“百醜圖”也是那事件的起因之一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