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從成都回到哈爾濱，家鄉人說，北京紅衛兵也在哈爾濱張貼過“百醜圖”，但如在成都一樣，不但被撕掉了，幾名張貼者且被狠揍了一頓。
可以這樣講，醜化老一輩無產階級革命家的“百醜圖”，產生於北京，但實際上並沒能如一小撮北京紅衛兵所願在全國張貼得到處都是。相反，在許多城市受到了當地人民的抵製。
不但“百醜圖”是一小撮北京紅衛兵的“傑作”掛牌子、戴高帽、剃鬼頭、塗黑臉、遊街、噴氣式，也無不首先“發源”於北京，由北京紅衛兵將此類“革命”方式傳播於外省市。中國不是一夜之間同時亂起的，而是先由北京亂起的。當年，哪一省哪一市亂得晚了，亂得還不夠，便有一批批北京紅衛兵趕往“指導”，如同顧問或特派員。連我那一所普普通通的中學母校，當年也有兩批北京紅衛兵去頤指氣使地進行過“緊急革命總動員”。當年的社論中，通欄大標題是“首都小將為革命扇風點火”。
我這裏當然不是要僅僅將北京紅衛兵“極左”化，而將別省市的紅衛兵正確化。事實上，“極左”之於當年的青少年，猶如流感，任由發展，傳染不但是大麵積的，而且是迅速的。我僅僅想指出它的傳染是有階段性的。並且想指出，即使當年，即使同是紅衛兵，對老一輩無產階級革命家的崇敬，也仍是暗懷在大多數人心中的。
我下鄉後，連隊裏發生過這麼一件事某北京青年，閑來無事，畫漫畫解悶兒，於是在小筆記本上先後畫了朱德、彭德懷、陳毅、賀龍等老帥的醜化頭像，被哈爾濱知青發現，當即予以嚴厲喝斥。連許多上海知青天津知青也表示了極大的憤慨。而哈爾濱知青與上海知青，在我的記憶中，很少有在某件事上統一過態度的時候。
再以後，知青中常流傳一些政治“段子”。內容差不多總是“四人幫”如何向老一輩革命家發難，老一輩革命家如何使“四人幫”們陷入狼狽不堪無地自容之境地。
也流傳著關於劉少奇、彭德懷、賀龍的下落，以及關於周總理、鄧小平、葉劍英、陳毅的身體健康情況。
而這些政治信息，又大抵是北京知青返京探家帶回連隊的。說明經過短短幾年的反思，對老一輩無產階級革命家的崇敬，又是那麼自然地在大多數北京知青的心目中複歸了。哪怕他們當年是親筆臨摹過親手張貼過“百醜圖”的紅衛兵。
三十年後的今天，絕大多數知青，能以較曆史的、較客觀的、較“一分為二”的態度看待毛澤東在中國曆史上的功過。普遍的知青，仍不否認毛澤東的偉人曆史地位。仍對毛澤東某幾方麵的偉人魅力表示賞服。即使談到毛的“過”，一般也都是從給國家和人民造成的大損失方麵議論，而並不多麼耿耿於懷地抱怨給自己這一代人的命運帶來的苦難。並且，一般不會以特別刻薄特別不敬的口吻妄貶之。
“畢竟做過全中國人民的偉大領袖啊，即使不偉大了，也總不至於渺小吧？後人們怎麼評價，咱們也決定不了。可咱們這一代，不應該由於領袖有了嚴重的缺點，就在他死後將他貶得一無是處啊！”我的一位知青朋友說過的這一番話，我覺得，似可代表絕大多數知青對毛澤東的當前態度。知青一代，隨著年齡的增加，中年將逝，老年將至，總體而言，看待自己曾經曆過的中國諸多曆史問題的目光，是變得越來越帶有諒解性了，也可以說是變得越來越厚道了。但，這並不等於說他們已集體地喪失了對現實的敏感反應。他們最不忍看到的，是曾造成過中國巨大損失的某些弊端，比如假大空話，比如浮誇業績，比如官僚主義、文牘主義、形式主義，比如大表演大包裝的大過場，比如新條件下新方式下進行的個人崇拜意味兒的宣傳。
談到這些，知青們往往也是皆搖其頭不以為然的。
因為他們經曆過。
他們會嘲曰：“何其相似乃爾！”
會引用毛澤東的話概一“曆史的經驗值得注意！”
看到比自己年輕的人為了名利，虔誠地熱切說些不三不四的話應景表態，他們會私下裏相互議論：“多像當年我們中的某些人啊！當年我們中的某些人太傻，目的性不明確。他們現在多懂事多精明多現實啊！他們也許比當年我們中的某些人還可怕吧？因為他們現在內心裏想要的，比我們當年想要的大不一樣，而且多多了！”
對於周總理，絕大多數返城知青的崇敬程度高於對毛澤東的崇敬。對兩位偉人的這一種崇敬程度的差異，不是他們返城以後開始的。甚至，也不是他們下鄉以後由於自身命運的失落造成的，更不是今年以來一係列關於周恩來生平事跡的專題片所影響的。所有那些專題片隻不過又從返城知青們內心深處重新喚起了不泯的崇敬。
對兩位偉人的崇敬程度的差異主要是由對“文革”意義和動機的懷疑形成的。而這一種懷疑，在他們“上山下鄉”以前，在打倒劉少奇以後，在“文革”的第二、三年，就暗暗形成在他們中某些有思想的人們的頭腦中了。
歸根結底，在當年是對個人崇拜的悄悄的反動。
在後來是對個人集權的反思。
周恩來在為中國人民任勞任怨、全心全意服務方麵，確實做到了鞠躬盡瘁，死而後已。恰如那一句詩所形容的“春蠶至死絲方盡”。
知青一代談起周恩來，猶如印度人談起他們的“聖雄”甘地。
在當年，亦即1976年天安門廣場，“四五”運動前，某些憂患國家前途的知青，對周恩來也曾有過一個時期的“不滿”希望他以非常方式力挽狂瀾，最果斷地解決“四人幫”。
這乃是一代人當年思想中的一個曆史秘密。
所以周恩來逝世以後，當年在許多中國人包括許多知青的頭腦中，造成了一片前所未有的寄托空白。
他們曾有這樣一種暗自的心理準備隻要周總理在北京一拍案一揮手，將群起響應粉身碎骨肝腦塗地萬死不辭。
不是為了改變自身的知青命運，而是為了拯救國家於危亡邊緣。
這體現於知青亦即前紅衛兵們的頭腦中，是一種非常矛盾的思想。他們真的想造反了，但不是衝著偉大領袖去的，是衝著“四人幫”去的。為了和“四人幫”決一勝負，他們需要周恩來這樣的統帥者。在勝利了以後，他們願意重新膜拜毛澤東為偉大領袖。甚至，願意在全中國的每一座大小城市，為毛澤東塑高大的金身塑像，以取代那些銅的、玻璃鋼的或大理石的……
這一曆史秘密，這一種非常矛盾的思想，當年在不少中國人，主要是中青年人頭腦中產生過。
所以，周恩來的逝世，不可避免地引發了“四五”運動。那是一場自發式的、爆發式的反對專治、呼喊民主的政治運動。在那一場運動中親自到過天安門廣場的知青是有的，但為數極少。大抵是探家的北京知青，或途經北京因故滯留的南方知青。比如上海和杭州知青。但南方知青一般對政治心悸膽怯，隻不過作為旁觀者，不敢有什麼具體行動。而探家的北京知青，有人不止一次在那一場運動中去過天安門。
那一年我在複旦大學讀書。
後來我的北大荒知青戰友在信中告訴我，黑龍江生產建設兵團也對探家的北京知青進行過政治審查。有從北京帶回“四五”詩抄者，遭到了嚴厲的製裁。
盡管在“四五”運動中親自到過天安門廣場的知青極少，但“廣闊天地”裏的許多知青，頭腦深處的思想，是與“四五”精神遙相呼應的。
返城後，知青間坦誠交待當年頭腦中的一級政治“隱私”時，無不感慨自己當年政治思想的幼稚。認識到，如果當年中國真發生了自己頭腦中所祈之事，那麼中國必定四分五裂，後果不堪設想。今天中國什麼局麵，也就完全說不定了。以畢生之心血和精力維護中國完整統一的周總理，又怎麼能以中國的最大前途冒險呢？他認為自己沒有這樣的權力，又是多麼符合像他那麼偉大的成熟的政治家的至高原則。當年他也隻能更多地爭取為國家為人民全心全意服務的權力。如果當年連他也最終喪失了這種權力，那麼中國肯定陷入另一種不堪設想之境。兩種不堪設想，對中國的後果都將是可怕的。所以，一舉粉碎“四人幫”，隻能是在毛主席逝世以後發生的英明果斷的大事件想明白了這樣一些道理之後，對於周總理就依然崇敬了。除了周總理，知青一代非常崇敬的，還有朱德、彭德懷、陳毅、賀龍、聶榮臻、徐向前等老一輩無產階級革命家。
如果進行一次知青一代中的民意調查，我幾乎可以肯定地說除了周總理，彭德懷必是第二個倍受崇敬的人物。一代知青崇敬他，是由於他延安保衛戰與“抗美援朝”戰爭中的赫赫戰功，更是由於他剛直不阿，為民請命，不怕丟官，敢講真話的品質。具有這種高貴品質的共產黨人，無論過去還是現在，畢竟太少，而不是很多。
對於知青一代，中國的革命史，的的確確是一部充滿英雄色彩的史詩性曆史。無論後人如何評價這一段曆史，總之，它是史詩性的曆史。總之它是充滿英雄色彩英雄主義的曆史。總之，譜寫那一頁曆史的傑出人物們，起碼像希臘神話中的俄底修斯們一般，若完全抽掉政治因果，也依然具有美學意義上的不可重複性，不可比擬性，以及可歌可泣的傳奇性……然而，也正因為如此，知青一代看後繼政治家們的目光、標準是很不容易降低的。所幸知青一代就要老了，下一代會有下一代客觀公正的標準，會以下一代願意的目光看……
知青與時尚
總體而言，知青一代，與時尚基本無關。
時尚無非兩類文化的，或物質的。文化時尚意廣容雜。從聽西洋交響樂到逛廟會，從因足球生氣的男人到文眉塗眼影塗指甲趾甲的女人，都算是。千般百種，雅俗並存，舉不勝舉。物質時尚卻相對單純得多，再怎麼花樣翻新，似乎也永遠擺脫不了衣、食、住、行四大方麵。而且，受著各自經濟基礎的製約，分野是很巨大的。某些時尚注定了隻不過從來都是富人們的時尚，平民和窮人們可望而不可即。以他們的眼看，不是時尚，而是富的標準。比如名車、別墅和出國旅遊。某些平民和窮人的時尚，常被富人們嘲之曰：“心理需要的冰淇淋。”比如假首飾和仿名牌。仿名牌其實也就是偽名牌的別一種說法。
時尚的追隨者們往往又以年齡劃類，比如青年的時尚、中年的時尚、老年的時尚。
就當前而言，同居和未婚而孕是青年“時尚”之一種；婚外戀和離婚是中年人的“時尚”之一種；為下一代下下一代全心全意服務鞠躬盡瘁死而後已是老年人的“時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