整代而言，知青們屬於當今城市裏的低消費群體。
因為，他們絕大多數都是工人階層。而工人階層，無論“國有”的還是“集體”的，正承受著中國“改革”負麵的巨大壓力。不直接承受這壓力，不能完全體會究竟什麼叫時代“陣痛”。
世人看到知青中出了些名人，出了些幹部，則就錯誤地認為，知青一代很“出息”。有不少人據此得出更錯誤的結論，仿佛知青整代地壟斷著中國的優越行業了。
其實，所謂知青中的名人，無非指幾個作家，“一小撮”文藝從業者，以及二三個新時代的較成功的商人，加上一切成了科長、處長乃至局長的人；加上一切受過高等教育，出國留學過，並學有所成歸國謀求個人事業發展的人，總數肯定在百分之十五以內。這些人常常被社會賦予知青代表性或自言“我們知青一代”如何如何。比如我以前也愛自我標榜這一種可笑的不切實際的感覺。
而百分之十五比之於百分之八十五，就“代”的運況來說，是沒有資格的。
百分之八十五的返城知青如今的運況，決定了他們隻能是城市裏的低消費群體。
目前的“下崗”失業者中，相當一部分是他們。即將“下崗”、失業的人中，注定了有更多的他們。所幸尚未“下崗”，尚未失業的他們中，十之七八是中國城市中最低的工資收入者。
比上一代，舊體製曾許諾的微小福利，正漸漸地從他們身上化為烏有，使他們瞻前顧後兩茫茫。
比下一代，由於自身知識資本和技能資本的先天弱勢，在“改革”帶來的競爭機會中力不從心，往往迅遭淘汰。
由於已做了父母，錢對於他們比以往任何時期，甚至比是知青的時期更重要了。麵對刺激消費的種種廣告，他們不能不窘數錢鈔。
即使他們目前的運況好上幾倍，也不太會成為一味兒向高消費“看齊”的群體，而仍將是非常理性的消費群體。
這乃因為，他們中大多數是當年拉扯著父母的破衣襟長大的。後來自己又經曆過幾乎同樣的艱苦生活。他們對於物質的要求太容易達到心理滿足了。他們早已變成了從意識本能上拒絕高消費的人，變成了意識本能上的“樸素人”。
一個當代青年，如果中了一百萬彩券，他會怎樣呢？
想必，首先會買輛車。接著，對家宅進行豪華裝修。然後，用幾身名牌衣著徹底改觀自己的社會形象。
而返城知青中的某人，則也許會低頭瞧著百萬彩券陷入尋思：
我有了一百萬就真的應該買輛小汽車麼？
我真的需要把家裝修得像三星級賓館客房麼？
一身名牌的我一定就比現在衣著普通的我更讓不認識我的人另眼相看更讓熟悉我的人覺得親近麼？
這種消費意識的差別，是“代溝”之一種。知青一代與次一代之間的“代溝”，在許多方麵，比他們與上一代人之間的“代溝”更顯明。在消費意識方麵，尤其顯明地體現出上一代人陋物自珍、能將就、善湊合的“基因”特征。
無論廣告怎樣慫恿和誘惑，普遍的他們，都是不太敢超前消費賒貸消費的，仿佛視此等消費方式是誆人自殺的陷阱。他們是城市中令商家大搖其頭無可奈何的消費群體。商家有千條妙計，他們自有一定之規。
當然，那百分之十五中，也不乏消費意識非常貴族的人。但我們循他們的消費意識覓他們從前的自我，定會頓悟原來他們小時候的生活水平就比較貴族，或接近準貴族。他們如今的貴族式的消費，其實也體現著另一種“基因”的特征。他們或她們當年的下鄉，僅僅意味著是落難。與大多數知青之間過去的共性本就極少，今天的反差自然更大。
知青與兒女
整體而言，知青一代中，少有嬌寵兒女的父母。因為自己是小兒女時，一般都不曾被嬌寵過。但這並不意味著他們對兒缺乏責任感和愛心。如果與父母輩當年對自己們的撫養之恩相比，他們對兒女們的撫養責任感和愛心也簡直可以說無微不至。父母輩當年因兒女多而難以盡到之義務，他們今天因是獨生子女的父母可以盡得格外周到。
卻畢竟不同於嬌寵。
區別是，當他們以愛心關懷兒女時，潛意識裏總難免地湧動著這樣一種願望想使兒女明白，兒女多要求是不可取的，父母多給予則是正常的。
而兒女們又總是不太能明白要求給予和父母主動給予到底有什麼兩樣。比照別家的父母與兒女的關係，或許得出相反的結論，認為自己實際感受到的一點兒也不多。於是，往往成為知青一代父母與兒女心理上兩相諱言的隔膜。不厚，但是隱約存在著。
知青一代父母常企圖這樣教誨兒女：你們多麼幸福！你們還可以更幸福一些！我們高興使你們更幸福一些。但你們必須承認，你們幸福著。
而兒女們比照自己的同代們，也打算虛心體會一番幸福著的感覺，卻總也不大能真切地體會到。因為幸福的感覺是越向優越比越少的東西，而他們正處在一個人人從小就被誘導著向優越比的時代。
這是知青父母心口的微疼。它每每轉變為暗惱。
所以，知青一代的兒女們，普遍不會向父母們要求什麼，漸漸養成了默默的被動接受的習慣。給予多時並不認為多，給予少時並不抱怨少。給予多少，頗為知足地接受多少，隨著年齡的增長，終於體恤到父母的不容易。
知青父母對兒女的最大寄托是考上大學，成為受過高等教育的人。
這又不意味著便是望子成龍。
因為他們中大多數實際上並不幻想兒女將來出人頭地，一輩子名利雙收榮華富貴。
他們的寄托專執一念地強烈地體現為這麼一種思想知識雖然不能使人富有，但足可使人不自卑。
這與自己們雖然具備許多長處甚至是寶貴的長處，卻終因知識的缺憾常覺卑於人前有直接的心理關係。
知青父母們一般不鼓勵兒女們的各類明星夢。在那些休息日帶著兒女們上演藝班的父母中，一般見不著知青父母的身影。他們對由明星而名人而貴族的現象，頗能漠然視之。
他們的兒子如果英俊女兒如果漂亮，他們也還是要督促兒女發奮讀書立誌求學，往往會堅決反對兒女們靠了英俊和漂亮而產生的巧走人生捷徑的念頭。作為父母，自己頭腦中更不會產生此念，甚至會認為此念鄙俗。
倘兒女們也對自己的知青經曆冷嘲熱諷，那麼必是對知青父母的最嚴重的傷害。
昨天是“三八”婦女節，中央電視台的一台專題節目中，有位三十來歲的姑娘接受采訪時說“我自己的事情是第一位的，是最重要的。永遠是第一位是最重要的，這是我的人生觀。”
之後還插播了一位女青年懷抱吉他自彈自唱的片斷。
歌曰：
管他別人怎麼樣
隻要自己很快樂
……
想來，她們成為母親後，定會如此這般地教育兒女。
但知青父母中，肯定較少有人向兒女灌輸類似的人生觀。時代激變，形形色色的人有形形色色的活法。隻要不惡，每一種活法都有正麵的道理。或許，連知青父母們，也早就開始承認以上兩種生活態度最合時代潮流。盡管如此，他們似乎還是不太會那麼樣教育自己的兒女。即使心裏想要那麼樣教育，但往往話到唇邊，難以啟齒。總歸覺得，似乎不該是父母教育兒女的話。如果自己那麼樣進行教育了，仿佛很可恥。
但此種教育，自己不進行，社會和時代也在以各種方式進行著。並且，輕而易舉地，就將自己兒女們的思想認同爭奪了過去。
知青父母們從前試圖反爭奪；但近年終於意識到了自己注定的失敗，也就隻有放棄爭奪，由之任之。反正，能明白自己的事情是第一位的，是最重要的，而且永遠，也不失為一種明智的活法。凡明智的，不是必有積極的一麵麼？
他們意識到，傳統的人生觀之教育內容，在今天已顯得極不合時宜了。所以，想要對兒女進行教育前，每每三省再三省，為的是在自己頭腦中首先判斷出對錯。而一遇反駁，則每每三緘其口，更加感到自己們思想的不合時宜，甚至悲哀地感到自己們思想的不可救藥。
這一種現象，乃以往時代通過知青們的父母的教育思想折射在他們兒女身上的影子。此影子越來越被當代思想的耀眼光芒所逼淡。
知青父母們，瞧著在許多方麵與自己差別越來越大的兒女們，有時簡直不知究竟該高興還是該憂慮。
而兒女們往往暗示當然該高興！
將來，誰要發現五六十年代中國人的特征，那麼隻能從知青一代的兒女們的身上去發現了。據我想來，隻有他們和她們身上，還有一兩片鱗，模糊不清地具有著那一種特征。其餘一概之中國人，除了性別姓名符號和外貌，頭腦裏和內心裏的狀況都會變得雷同化、類同化。就像某種基因的克隆人一樣。
都將是同一時代的克隆的產物……
知青與中國離婚率
眾所周知，中國離婚率逐年上升。離婚和結婚已變得同樣尋常了。甚至，離婚比結婚還尋常。結婚總還需要房子，需要經濟儲備，需要一番熱鬧作為廣告形式。而離婚則不需要這些。離婚隻需要一方想離就實際上開始離了。若另一方並不情願，無非是夫妻雙方“冷戰”一個時期。而最終獲勝的必是想離的一方。因為最終的結果必是無難臨頭也各奔東西。或在“持久戰”後離，或在“速決戰”後離。
前二三年，有一種社會玩笑，兩個中國男人見麵，常半真半假地問：“離了沒有？”
就像老輩人見麵習慣於互問：“吃了沒有？”
足見某些男人內心裏是多麼巴望離婚。欲念強烈的程度不亞於對性冒險的向往。
每有這種情況，兩個男人久別偶見，一方問：“離了麼？”
一方滿麵自喜地答曰：“離了。”
於是另一方目瞪口呆。他不過是開玩笑，沒料到對方真的實踐成功了。
這時若留心觀察問的一方那表情，怔愣中說不定會有幾分妒意，幾分失落。
好比有心無腸地隨口問別人：“中獎了麼？”
而得到的回答不容置疑：“中了，頭獎，一百萬。”
但是返城知青中的男人們之間基本上不開這一類玩笑。離婚對於他們，仍是人生一件極其嚴肅的事。有時嚴肅得無比嚴峻。
大約從前年起，非是返城知青的男人們之間，也不怎麼開那類玩笑了。因為有關方麵的統計表明，在上升著的離婚率中，女性首先“發難”甚至“突然襲擊”的現象顯增。時代宣告離婚不再是男人的傳統特權，它似乎更喜歡將這一特權交予女人們了。當然，那幾乎皆是在社會地位、才貌或經濟方麵擁有優勢的女人。有時代撐腰，她們能代表同性姐妹向男人們進行報複，何樂而不為？
所以，一個男人如果還沒深沒淺地對另一個男人開那一類玩笑，也許會惹惱對方。因為對方可能正是一名女性報複者的“犧牲者”。
總體而論，以目前流行的種種離婚理由作為理由的話，至少知青一代中的三分之一對夫妻的某一方不無離婚的理由。
因為知青一代的結婚，幾乎都或多或少地帶有“包辦”的色彩。“包辦”者當然非是父母，而是時代。當年的時代，像一隻巨大的手，以不可抗力將許許多多男女青年的婚戀故事徹底改寫了。好比一部舊戲的戲名“喬太守亂點鴛鴦譜”。有的雖遭“包辦”，但幸而般配。有的極不般配，但也隻得順從時代之命。僅隻出身一條，當年就曾使不少有情人難成眷屬。
知青一代中大多數人的不趕離婚之時髦，使人聯想到諶容的一篇小說《懶得離婚》。
“懶得”二字，於知青一代而言，不完全意味著無奈，似乎更意味著一種明白。
那麼，對於離婚，知青一代究竟明白些什麼呢？
其一，明白《真愛又如何》這也是一篇上海女小說家的小說。
在今天，真愛和假愛實難分得很清。假作真時真亦假。真愛轉變為不愛，往往由真愛之開始就發生著了。離婚自然都是起於向往真愛的念頭。眼見真愛並不可靠，自然“懶得”離婚。
其二，知青一代由於自身在激烈的社會競爭中每每處境艱難，收入低微，常倍覺委屈兒女。為兒女保全一個完整的家，差不多是重大責任，都不忍在這一點上再傷及兒女。
其三，離婚是家的分裂。但象征家之實體的房子卻無法分裂。他們不像富起來了的人，一旦離婚反而圖個獨居寬敞。他們若離婚，一方便無處可居，必流落街頭。這關乎基本人道，也關乎基本人權，他們和她們，都更不忍。
其四，小說家餘華說過這麼一句話“相依為命比海誓山盟還重要”。真愛不那麼靠得住，海誓山盟才顯得重要。連海誓山盟也靠不住了，相依為命的意義就突出了。既能相依為命，必有某種情愫為基礎。於知青夫婦們而言，那情愫乃是在共同的命運共同的知青歲月中締結的。它的成分其實比愛在當代的狀態更單純。當年它幾乎完全以彼此的好感為前提，幾乎不摻雜任何地位和經濟因素的相互吸引。某些情況之下政治對某些相愛的知青男女起離間作用。但越到後來，政治的離間作用越被相愛的知青男女共同輕蔑。前邊提到知青們的婚愛被時代那隻無形的大手所擾亂，主要是指他們和她們的初戀而言。如果沒有“上山下鄉”運動，初戀也許比較順理成章地發展為終成眷屬的夫妻關係。但“上山下鄉”運動使他們和她們像被大風吹散的蒲公英種子，天南地北各落一方，聚首之期渺不可求，緣分也就終於被時代硬性地鉗斷了。又，知青們到了渴望相愛的年齡以後，男女之間選擇的範圍是極有限的。普遍隻能在各自所屬的知青群體內進行。群體大些，範圍則大些。群體極小，範圍則小。跨群體相愛的可能性非常例外。選擇的範圍既極有限，愛的理想程度也就無法強求。所以相當一部分知青男女，結為夫妻乃是因為再也承受不了身心孤獨的壓迫。誠如俗話說的“有個伴兒總比沒伴兒強”。不求琴瑟般配，但圖彼此嗬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