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有一定的語言功力，便不至於在有聲語言中以固定語勢、加快語速去著意凸現思維的態勢，這樣做的結果卻走向了反麵：掩蓋了思想的閃光，稀釋了感情的濃度，堵塞了美感的通道，屏蔽了個性的魅力。有時竟懷疑：語言主體的作為究竟為了口頭的表達，還是為了寫作的文采？有時更懷疑：與其聽這一席話，還不如去看這一篇文。聽說話，稍縱即逝，如不明白，就不容捉摸；看文章，曆曆在目，如不理解，反複閱讀或求教於人，仍能連續下去。“怎麼想就怎麼說”是不行的，大眾傳播要求的是為大眾想，更要對大眾說。思維的個體性不被人知，隻有學會正確的表述，準確的表達，才能被大眾感知、被大眾理解。寫作是如此，有聲語言更是如此。而這，從思維活動的起點就要把握住，並延續到表達的終點。
廣播電視傳播，必須善於聚集全人類的精華，必須善於把它們傳播給期待著的大眾。任何個人的思維都不過是個狹小的領域，單槍匹馬打天下，行之不遠便會夭折的。因此，企圖用思維的滿足營造口語至上的氛圍，無法推托使語言萎縮的責任。20世紀的語言哲學正以不可抗拒的排山倒海之勢，從思維階段轉向語言階段，從說（寫）什麼轉向怎樣說（寫），並將迎來美學的新世紀！
五
廣播電視傳播中的有聲語言創作，是一種特殊的藝術語言創作，必須經過長期的、反複的、嚴格的、艱苦的訓練與磨礪。
在訓練中，首先是現階段所學、所思、所見、所聞的融會貫通，以此為基點。其次要打開思想感性的運動通道；再次要進行語言技能和語言技巧的學習積累；最後要逐步解決情、聲、氣的綜合運用問題。
這種訓練，既不是簡單的語言訓練，也不是機械的技術訓練，實質上是人文精神音聲化的陶冶和錘煉。
這種訓練，是因人因時而異的。訓練的難度和嚴格程度一直處於動態變化之中。沒有普遍適用的“練習曲”，也沒有人人必學的“楷體字。”因為“情無定型”，“語無定勢。”
這種訓練，必須超越日常語言的當下性和個體性的自然狀態，進入電子媒介的規範性和審美性的傳播狀態。
這種訓練，必須結合時代性和敏感性、民族性和新聞性反複進行。時代的脈搏和時代的節奏必須融入語流之中，語言的生命活力必須旺盛。任何“純語言”、“純技巧”的命題，隻會窒息創作主體的創造性、能動性、獨特性。
對口語的推崇，對日常口語的神化，正是口語至上的核心。可惜這不過是一種迎合和媚俗，是為了嘩眾取寵，同時，也是對廣播電視傳播語言的輕蔑和貶斥，對藝術語言和語言功力的否定和拒絕。
口語至上主張人人皆能，甚至以半生不熟的口語——港台腔為偶像，五體投地。這種論調使人聯想到“想吃葡萄而不得，就說葡萄酸”的尷尬，也使人想到妄圖把漢語改造成印歐語係的“革命派”的張狂。對此，隻能用原典的集萃和傳統的精華啟發之，以便盡量弄明白，語言的幽渺難知、奧妙無窮；還要用“玉不琢、不成器”的道理講解之，以便盡量搞清楚，語言的示範作用、美感享受。
口語至上的觀點，早已有之，並不是今人的發明。隻是眼下又有了它生長蔓延的氣候，它才直言不諱地亮出了自己本色的主張。
本土的重文輕語的曆史現象，域外的後工業社會的消費文化，對準了“語言藝術”聯手攻擊，以“大眾文化”為口號，宣揚“生活”、“自然”，製造官能刺激，以一時的喧鬧和歡樂，取代高雅藝術的恒久魅力和主流文化的崇高理想，以金錢拜物教和宿命論呼喚殖民地奴仆心理的複活，並取締勤勞節儉、自強不息的民族美德。浮躁心態、物欲橫流的惡果必然是高視闊步地去追利逐名，放棄專業的深鑽苦練，大言不慚地敘述自我的神話，鋒芒畢露地演繹語言的奴性，自給自足地張揚人格的魅力，不屑一顧地背對藝術的聖殿。
處於前工業文化的人民大眾，不會容忍後工業文化的大量侵襲，短暫的官能享受緩解不了生命征途上的酸甜苦辣。藝術品位的俗化和語言能力的弱化，正激勵著一大批有誌者甘於寂寞和清苦，誌存高遠、發奮進取，為弘揚民族優良傳統，吸取世界文化寶庫的營養，為眾多學科（包括語言學、藝術學）做出自己世紀性的貢獻。不必擔心當下的文化垃圾傳染給後代失語症，五千年藝術基因的抗體保存著強大的智慧輻射力，弱智的語言現象是曆史的瞬間，燦爛的語言光華一定會永照人間。
任何存在都有其現實合理性.麵對商業的炒作、利益的失衡，麵對大款的一擲千金、大腕的一句千金，麵對道德的滑坡、語言的貧瘠，麵對時尚的淺薄、噪音的幹擾，不必茫然，不應木然。隻管去敘述英雄的故事，隻管去敲打編鍾的樂曲。真理的黃鍾大呂正接受雷鳴般的掌聲，藝術的有聲語言已捧得鮮花般的敬意。廣播電視傳播在信息高速路的競爭中，一旦失去有聲語言的藝術支撐，就會失去立足之地，讓位於雙向互動的多媒體，有識者一定會從今天開始，拋棄口語至上的蠱惑，專注於有聲語言的美化，並形成集團優勢，在網絡文化中進行可持續發展的戰略部署。
自然主義、形式主義的遊魂並沒有遠去，它會在許多場合出現。有些理論陣地不斷為它高歌“魂兮歸來”，還曆數其功業。口語至上成了一種主義，也不奇怪。但決定語言命運和前途的，決不是它。這是毋庸置疑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