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說出現在世紀末的“電視娛樂熱”給中國電視園地留下了“一道亮麗的風景”，給了中國觀眾一次快樂和輕鬆的“洗禮”，那麼與之相反的是，它給中國的電視批評理論留下的卻是另一番景象——尷尬與無奈。
為什麼這麼說呢？筆者認為，依據便是電視批評界在這場“大眾歡樂”中表現出的不夠正常的狀態。
其一，矜持。據筆者觀察，在研討娛樂節目的會議上，出現過一種現象：不少學者、專家、教授在發言之先，總要加上這樣的“前言”：“平時很少看娛樂節目”或“不大喜歡看，但不反對娛樂……”；評價頗受歡迎的娛樂劇時，往往說：“據說很有趣，很好看，老百姓都喜歡……”令人不解的是：不貼近節目如何評價是非優劣？如何引導觀眾鑒賞？老百姓喜歡，為何知識分子不能喜歡？這種不肯放下“架子”“與民同樂”的清高心理，無疑會給電視研究和電視批評帶來障礙。
其二，沉默。在近兩年的電視娛樂熱中，我們還看到了令人奇怪的現象：一邊是電視觀眾鋪天蓋地的娛樂狂歡，各種傳播媒體瘋狂的娛樂炒作；一邊卻是電視批評界的默默無語。尤其是“胡編亂造”的《還珠格格》與“曆史感沉重”的《雍正王朝》平起平坐第17屆中國電視“金鷹獎”的寶座，這種少見的文藝現象也未能引起評論界思考的興趣。還有，媒體對娛樂劇的濫炒，少男少女對娛樂劇病態的癡迷……這一切都未曾得到批評界理性的引導和權威性的評析。實際上，沉默的背後是麻木，麻木中還包含著怯懦，怯懦的原因是對撲麵而來的大眾文化缺乏足夠的心理準備。
其三，輕視。如果說電視批評界完全沉默也並不客觀。1999年“娛樂熱”的後期，批評界出現了較為“響亮”的聲音，很有代表性的便是文藝批評家對《還珠格格》的評論——“我是不屑看這類無聊玩藝兒的，也沒有這麼多時間浪費給它……”[3]這種“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輕”的痛苦十分令人理解，但如此以感性認識、個人好惡來代替理性批評是否輕率了些呢？
中國電視在20世紀末出現的“娛樂熱潮”並不是孤立的現象。從80年代中期開始，隨著中國社會政治經濟所發生的變化，“消費主義觀念開始滲透到文化創造和傳播過程中”[4]，使中國主流文化的權威地位有所動搖。進入90年代，隨著整個社會的市場化轉型，以通俗性、娛樂性、消費性為特點的大眾文化開始風行，如通俗文學、流行音樂、商業電影，並以一種“獨立的品格”與主流文化、精英文化形成“三足鼎立”的態勢。與此同時，作為最貼近大眾的電視，無疑處在了這一時代的前沿。我們看到，從90年代初贏得萬人空巷的《渴望》到訴說兒女情長的《咱爸咱媽》，再到演繹現代愛情的《牽手》，以至與觀眾同品平民生活酸甜苦辣的《貧嘴張大民的幸福生活》，都體現出新時期電視劇趨於平民化、真實化的特點。再看娛樂劇：從當年妙語連珠、嬉笑調侃的《編輯部的故事》到笑語歡聲的《我愛我家》；從海派的《七十二家房客》到京味的《閑人馬大姐》；從港台的《戲說乾隆》到內地與台灣合拍的《還珠格格》，一直到遊戲節目歡樂成風，這一切都說明中國電視與“大眾化”越貼越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