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綜觀上述反映心理問題的長篇電視劇，我們不難發現，對於心理空間的探詢、心理問題的揭示，當代中國電視劇編導們大致采用了以下方式：其一，通過人物自身的言行和故事細節，通過其為人處世的方式態度，將人物內在複雜的心理外化、鏡像化。《不要和陌生人說話》、《絕不放過你》等均屬此類；其二，利用某些心理學者或是作家，對人物進行心理分析、精神探詢。這一方式類似於20世紀80年代實驗話劇《一個死者對生者的訪問》的敘述手法，即憑借動機的追問，達到靈魂警示的目的。典型的例子當數《來自女性犯罪的報告》。該劇從形式上看，有別於一般的單純的連續劇，它采用連環包孕式的結構，每兩集電視劇就是一個完整的故事，作者以一名老作家梁天雨和一位犯罪心理學研究生兼記者葉萍作為全劇的主線，以調查女性犯罪案例為契機，展開了9個典型女囚的恩怨情仇，揭示了9個血肉豐滿的內心世界。
當代電視劇中的“心理問題”確乎是個值得關注的課題。特別是今天，不論家庭、校園，還是社會，心理問題是普遍存在的。物質生活條件的日益改善，令越來越多醜陋的東西伴隨著美肆意蔓延。雨果說過：“萬物中的一切並非都是合乎人性的美……醜就在美的旁邊，畸形靠近著優美，粗俗藏在崇高的背後，惡與善並存，黑暗和光明相共。”金錢權勢、虛偽利己、貪婪暴力……在實利主義哲學的蠱惑下，於許多人的內心悄悄地滋長，電視編導們運用鏡頭去揭示這些醜陋的情形，實際上在展示轉型期精英知識分子的社會文化焦慮。誠然，對於靈魂的扭曲、心理的畸變，單單揭示、批判是不會杜絕的。作為電視劇，給予心理問題特別的關注，其意義究竟何在呢？筆者認為，首先，中國電視劇創作群體正在形成一種新的意識，即以執著的人文關懷為視角，以當代對話精神為“管道”，以對美的本質與人的本質的深層思考為核心，來反思人生，“重塑”現實。借用亞裏士多德在《詩學》中常用的幾個術語，就可對心理問題電視劇進行全新的闡釋。這樣一類電視作品，無論是從“磊落、無私、堅韌、善良”的角度對健康的心理給予謳歌，抑或從“扭曲、畸形、變態”的角度對心理症疾進行揭示，最終都是為了讓更多的人從林林總總的心理實例中，或“憐憫”（深刻體會到有些人在嚴酷的客觀現實中形成心理偏差、扭曲），或“恐懼”（瞠目於某些人因心理問題而戕害無辜的惡行），從而進行靈魂的自檢，對自身心理問題予以科學排解和疏導，警覺心理扭曲所導致的犯罪對社會造成的極其嚴重的危害，以達到身心的“淨化。”其次，中國當代電視劇對於心理問題的探索，正悄然改變著受眾的偏好。麵對曾經一度執掌熒屏乾坤的“帝王將相、才子佳人”，麵對“貴族化”的空談與“無病呻吟”的囈語，多少婆婆、媳婦和小姑津津樂道、深深著迷？通過全國各地的調查發現，文化程度初、高中的電視劇觀眾原先有80%喜歡言情片、曆史片；然而，隨著一些解剖心理、直視靈魂的電視劇的出現，這種尷尬局麵已開始扭轉，越來越多的受眾因心理問題電視劇的深刻性、細膩性、反思性而為其傾倒，甚至愈來愈多地關注電視藝術。顯然，大眾觀賞趣味的轉變，有力促進了當代電視藝術創作的深化。正如巴拉茲所說：“藝術的命運和群眾的鑒賞是辯證地互為作用的，這是藝術和文化曆史上的一條定規。藝術提高了群眾的趣味，而提高了的群眾趣味則又反過來要求並促進藝術的進一步發展。”[16]再次，當代電視劇對心理問題的關注，對於作品接受者的觀眾樹立正確的電視觀，也有重要的意義。目睹電視劇當中較多的犯罪心理、變態扭曲，不少人會以“電視有害論”的觀點，認定觀眾層次存在極大差異性，因此斷言“犯罪作品”將引發青少年或少數素質不高的成年觀眾盲目崇拜和模仿，後果十分可怕。然而，筆者較為讚同《電視與社會》一書作者阿伯克龍比的觀點，他認為僅憑“電視的製作方式和觀眾受影響的方式為特定前提”是偏頗的，他堅信“我們（觀眾）是理智的，能夠對電視的內容做出判斷。換句話說，我們知道該何時關掉電視。”[17]作為觀眾，無疑必須承認電視方式的兩麵性，它既提供了信息，又可能遮蔽思想；它既體現了話語霸權，又提供了反思和批判的機會，它既帶來了理解和疏導，同時也帶來了扭曲和暴力。電視王國是人類締造的，反過來，有時人類又希望從反電視運動中尋找慰藉。說到底，電視隻不過是機械工業文明的產物而已，它說的終究是人類的語言，表達的是社會的話語。最終，人類詰問的還應當是自己。
在“關注心理”、“矯正人心”這方嶄新天地裏，電視劇藝術大有可為。在當代電視劇藝術創作中，編導們將心理問題世俗化、自然化，在對抗中折射人性痼癖，顯然是富有藝術智慧的。強化心理主題的正麵闡釋，深化它精神引領的作用，將電視可能的負麵作用降到最低點，成為了今天每一位電視劇創作者不可推卸的曆史責任。然而，在我們充分肯定電視創作者對心理問題積極探索的基礎上，也不能視而不見可能存在的一些客觀問題：其一，在“向內轉”深刻挖掘人物心理的同時，不應當對故事與情節進行“生動”的胡編亂造。以《絕不放過你》為例，黑社會首領陳一龍及其成員持槍瘋狂打砸鬆江市新安派出所，可是當時派出所裏隻有所長一人，居然沒有值班民警，而且這一惡性案件發生後，主持工作的邱海泉副局長竟然不追究，這在公安工作程序上顯然是不可能的。更為離奇的是，身為公安機關重點懷疑對象的犯罪嫌疑人陳一龍輕易地進了公安隊伍，而且白天當警察，晚上開夜總會，單位領導、同事都知道，竟然沒人出麵管，這明顯違背法規和常識。[18]電視劇的創作是不應當脫離現實生搬硬造的；其二，電視劇的收視率無疑是衡量一部作品成功與否的標尺，然而電視人不能一味為收視率毅然放棄了自己心中的標尺。無可否認，很多人都存在一種不願承認的心理狀態——偷窺，從心理學上講它是人類的一種心理欲望。伴隨著心理問題電視劇的出現，不少觀眾從四四方方的熒屏中不費力地滿足了這種欲望。電視創作者們倘若為追求片麵的收視率，而將心理探索變質為一種供觀眾獵奇、窺探隱私的手段，那麼心靈叩問、心理疏導的初衷與努力勢必損毀殆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