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衛的談話節目有一套固定模式。節目開始他先發表一番似乎糊裏糊塗不著邊際的議論，但內容大多與當前的熱門話題相關。1995年10月，轟動一時的辛普森案以無罪結案，引起了許多人對於案件本身和美國司法製度的疑慮。不久，辛普森的律師又向伊藤法官提出歸還財產的申請。大衛於是在當時一期節目的開場白中說：“辛普森已經從伊藤法官那裏拿回了自己的護照。現在他想知道，“什麼時候我才能取回我的手套呢？””[4]所有的美國人都知道，在犯罪現場發現的手套是證明辛普森有罪的主要證據，因而這個笑話中的諷刺意味也就顯而易見。然後是所謂“十大話題”（TopTenLists），他把國際、國內最重大的事件都歪曲成沒有一點正經的笑話。在“傻子薈萃”（StupidPetTricks）這個片斷中，展現用鼻子吹炸氣球這一類“絕活。”接下來才是整個節目的正菜大餐——對於名流嘉賓的訪談，現場觀眾也會參與進來。在同嘉賓談話的時候，大衛仍然會大放厥詞，對各種流行事物和知名人物挖苦諷刺，但從來不會刻薄地對待在場嘉賓。1994年3月他與女歌星麥當娜對話，麥當娜滿嘴髒話，僅那個F打頭的髒字就用了十幾次，還把一條穿過的內褲送給大衛，引起了現場觀眾的起哄。但大衛還是非常克製地維持了現場的秩序，給女嘉賓保留了麵子。這是夜間談話節目的一個原則：一定要保持輕鬆愉快的氣氛。由於嘉賓大多是演藝界明星，因而明星們當場獻藝也是少不了的內容，明星們為自己的新作宣傳，觀眾欣賞到最新的表演，各得其所。大衛的夜間談話以及所有其他夜間談話節目都分為六七個段落，每個段落六七分鍾，中間插播商業廣告。這些價格不菲的廣告時段為其節目帶來豐厚的利潤。
雷諾出生於1951年，在接手《今夜》節目之前當過電視滑稽演員，也在夜間談話節目中當過嘉賓。他的風格比大衛略顯嚴謹，他對“即興”談話不但要做大量準備工作，而且還常常要在俱樂部裏進行小規模預演。但就形式而言，雷諾的夜間談話節目與大衛的節目如出一轍。在第一時段裏他先來一段類似單口相聲的獨角戲，然後是熱點話題或“個人告白”（PersonalConfessions）（由一些現場觀眾當眾宣布一些從未示人的隱私，例如一個姑娘對她姐姐說：“我曾經同你過去的男朋友上過床。”）再後是明星訪談、明星表演。其他幾乎所有的夜間談話節目也都同樣遵循著這種延續多年的模式。
夜間談話節目雖然在形式上變化不大，但在內容和主題方麵，90年代的夜間談話卻與50、60年代的同類節目大相徑庭。現在的夜間談話敢於觸及所有嚴肅和敏感的話題，甚至可以說以這類話題作為主體內容，但與此同時，它又是以最不嚴肅的態度來處理這些話題，用一種嘻嘻哈哈的方式讓主題中的嚴肅消解。這種極具後現代意味的話語方式作為沉重現實生活的一種潤滑劑，對於生活緊張而單調又總是要麵對太多嚴肅問題的普通大眾，確實能夠起到撫慰與放鬆的作用。這或許就是那麼多的美國觀眾，特別是年青一代觀眾對這類節目情有獨鍾的原因。一位談話節目研究者對此總結說：“在這些幽默場麵背後，夜間談話同樣為我們提供了一些對於這個社會的感悟，我們所笑對的正是那些讓我們焦慮，對我們非常重要的問題。通過歡笑，我們對這些問題感覺好一點了，並且因此得到放鬆，有了較好的自覺。”[5]
三、形態（二）——奧帕拉·溫弗麗與日間談話
與夜間談話不同，美國電視中的日間談話節目從不回避現場衝突，甚至是有意挑起這種衝突，讓嘉賓之間、現場觀眾之間、嘉賓與觀眾之間激烈的對立意見直接碰撞，怒形於色的爭吵時有發生，吵到不可開交，繼之以老拳大打出手的事情也並不算罕見。一個日間談話節目通常就是一場專題辯論會，它所追求的不是輕鬆幽默，而是觀點交鋒所帶來的戲劇性衝突。
自70年代的《唐納休訪談》節目以來，全國性的日間談話節目基本上是以辛迪加節目的方式製作和播出的，也就是說，它不像“大衛”或“雷諾”的節目那樣屬於CBS或NBC這樣的全國商業電視網，在全國所有網絡係統內的附屬台進行聯播，而是由節目辛迪加公司分別出售給各個地方台，由地方台選擇合適的時段播出。因此，一個有影響的日間談話節目可能同時出售給幾百個地方，能夠在全國任何一個地方收視；而一個沒有什麼名氣的日間談話節目卻隻能占據很小的一塊市場。這種機製造成了空前激烈的競爭，也逼著主持人和節目製作公司讓自己的話題更敏感，討論更激烈，甚至有點出格也在所不惜。
在日間談話節目方麵，被公認為最大成功者的是黑人女主持人奧帕拉·溫弗麗（OprahWinfrey）。她1954年出生在一個底層社會家庭，從小沒有父親，19歲還沒有從田納西州立大學畢業就進入納什維爾的一家電視台，成為當地第一位黑人，也是第一位女性新聞播音員。1977年，奧帕拉首次主持巴爾迪摩一家地方電視台的日間談話節目《人們的交談》（PeopleAreTalking），以極富耐心地傾聽這樣一種友好的風格贏得了觀眾喜愛。1985年，她因出演影片《紫色》而獲奧斯卡提名，知名度大為提高。第二年，著名的電視節目製作公司“國王世界”（KingWorld）就與她簽訂《奧帕拉訪談》（OprahWinfreyShow）的節目合同，規定付給她25%的出售收入。這檔節目當年走紅，以後一發而不可收拾。進入90年代後，她的節目始終處於日間談話節目收視率排行榜的頂端。據《福布斯》雜誌統計，她在1995至1996年度的總收入為1.71億美元，也就是每天的平均收入接近50萬美元。
奧帕拉的談話每周星期一至星期五下午在各台播出，時長一個小時，同樣被許多次廣告分割成幾分鍾的小段落，沒有表演，很少音樂，雖然偶爾會有社會名流或是準名流來做嘉賓，但更多的時候都是些來自不同階層和不同文化背景的普通人。她的每一次談話通常都是緊扣一個主題，而且經常涉及到性、強奸、亂倫、賣淫、虐待兒童、吸毒、社會暴力等非常敏感非常刺激的話題，同時對於與上司不和、飲食過度、缺乏自信、尊嚴受損這類個體化和心理因素很強的話題，也表現出濃厚的興趣。但與另外一些富於煽動性的日間談話主持人不同，奧帕拉把自己的談話節目辦得更像是一次小組心理治療活動（grouptherapy，一種在美國非常流行的心理壓力解脫方式），在她的帶動和啟發下，來自普通人群的嘉賓和現場觀眾傾談出他們真實的生活感受，表露他們個人心中的隱秘，並通過這種傾訴來緩解鬱積心底的壓力。她非常善於傾聽，對於每一個內心痛苦的在場者都表現出深切的同情，這使得現場觀眾和電視機前的觀眾覺得她更像一個關心他們的鄰居和好朋友。一位傳記作者在《奧帕拉·溫弗麗：真實的故事》一書中寫道：“一般來說，廣播電視的訪談者隻是提出問題，卻並不認真聽回答，他們的心思放在其他事情或是下一個新問題上，但奧帕拉仔細地傾聽客人們的談話，並且利用談話的內容把主題步步引向深入。這就是她適應當今時代的風格，由於對觀眾和嘉賓的生活進程充滿關切，由於能同他們進行交流，這種風格大獲成功。”[6]
奧帕拉的關切和友善並不意味著在她的節目中都是和氣一團，因為話題尖銳，總是會在嘉賓及現場觀眾中引起不同觀點，引發爭論，但總起來講，奧帕拉的節目中火藥味不像其他一些同類節目那麼足。在1997年4月30日的一期節目中，奧帕拉邀請引人注目的情境喜劇女明星愛倫·狄金奈爾絲作為嘉賓，該明星是位公開的同性戀者，而且最近剛剛邀請奧帕拉友情出演了一集她的情境喜劇。奧帕拉在談話開始時對愛倫說：“許多人說，我參加了你的演出說明我讚同女性同性戀，但我隻是想支持你按照實實在在的自我生活。”這當然是為本次談話定的調子，但很多觀眾卻不以為然，一位激動的女觀眾當場質問：“《朋友們》（Friends）裏有同性戀婚禮。《相依為命》（Relativity）中有同性戀接吻。我還在《紐約重案組》（NYPDBlue）中看到了同性戀關係。現在是你們的節目。我覺得像是被這類東西塞到嗓子眼了。為什麼？為什麼？”她還談到，她不能接受讓十歲的兒子看到愛倫出現在《時代周刊》的封麵上，還帶著大字標題：“嘿，我是個同性戀者！”“你想不想知道我很正直？我沒有在封麵上說：“嘿，我很正直！”誰都不知道這一點，也沒有人關心這一點。”愛倫則調侃說：“事實上《時代周刊》應該想辦法同你接觸一下。”在這次談話中，愛倫（以及奧帕拉）也不乏支持者和溫和的批評者，觀眾甚至引用《聖經》裏的內容進行爭辯。但無論如何，奧帕拉控製了局麵，而觀眾則表達了自己的想法。[7]
另一些麵向更為年輕的觀眾（34歲以下）、更開放性的日間談話，例如《莉基·蕾克訪談》（RickiLakeShow）和《傑尼·瓊斯訪談》（JennyJonesShow），更為追求戲劇性衝突。談話的主題本身往往就極具衝突性，例如家庭不和、婚外風流等等。談話往往分為三幕，在第一部分裏，先由一位“受害者”講述自己的不幸故事，博得現場觀眾的同情；然後主持人邀請“傷害者”出現，讓他在觀眾很難理解的氣氛中說明自己的理由，這種說明常是越抹越黑，火上加油；在第三幕，更多的與事件有牽連的人，例如婚外戀的第三者或是當事人的父母、朋友出現了，他們或提供更多的事實，或發表自己的看法，大多會讓“傷害者”更為窘迫；直到最後的“尾聲”，主持人才會請出一位家庭問題專家或是心理醫生，做出一點道德上的結論或心理分析。這些嘉賓中的一些人往往並不知道自己在節目中的處境和要扮演的角色（如“傷害者”），所以在現場失態的很多，或悲、或怒、或茫然無措、或憤而退場。但也許正是這些無法預期的對立、碰撞和失態，大大吊起了電視觀眾的胃口。
四、弊端——心靈創傷與窺視隱私
盡管基本模式大體一致，不同主持人的日間電視談話節目還是表現出或多或少的風格差異和不同的定位旨趣。粗略地劃分一下，日間談話節目可以分為兩大類，一類如《奧帕拉訪談》，氣氛比較平和，更多地注重於讓觀眾對於各種值得關注的嚴肅問題有一個更深入更全麵的了解，並希望能給那些處於困境中的普通人一些有效的幫助；另一類日間談話節目則追求戲劇性效果，他們提出的問題確實反映了美國當代生活的現狀，或許更尖銳、更直截了當，但其目的與其說是為了幫助當事人擺脫麵臨的困境，還不如說是為了將當事人的痛苦展現出來，以這些真實的活劇來取悅受眾。正如一些批評家所指出的，“這些節目把人類的悲劇和性格弱點推向舞台和戰場，讓人們在節目中蒙受羞辱”[8]。
在許多後一類日間談話節目中，我們確實能夠感受到太多的低級趣味和對於人的尊嚴的貶損。曾被《人物》雜誌評價為最惡劣的電視節目之一的《理查德·貝訪談》（RichardBeyShow），在一集題為《你活該如此》的節目中邀請了幾位男士和他們的妻子或女友做嘉賓，男士們坐在嘉賓席上，而女士們都被裝在一個大口袋裏，放置在對麵。主持人貝解釋說，這些女士的共同特點是體型超重，我們先聽男士們怎樣形容她們，然後再看其真麵目。他還宣布：最“罪有應得”的那位女士（受到最大羞辱的）將獲獎，包括在紐約一所美容院的美容和一次赴巴哈馬群島的度假。接著就是男士們對於妻子和女友肆無忌憚的攻擊。一個男士抱怨妻子肥得令人難以忍受，“她不洗澡，不打掃房間，就是吃、喝、看肥皂劇。”而妻子忍無可忍，從口袋裏鑽出來反唇相譏：“我當然洗澡……可你卻好幾次亂搞女人……我跟他結婚時就很胖……我還做飯……你不工作，也不照顧我們的女兒……”當主持人問她真正想從丈夫那裏得到什麼的時候，她說，“我想得到愛。”這種苦澀的情感卻在現場被當作笑料。在後麵的節目進程中，這對夫妻的關係無可挽回地徹底破裂了，妻子最終得到了去巴哈馬度假的獎項，但她說，“我不會同他一道去。”[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