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新時期農業經濟體製是對傳統計劃經濟農業體製的揚棄按照過去人們對社會主義的理解，社會主義就是計劃經濟，在農村就是土地共有，而共有土地就帶來了統一經營、共同勞動、統一分配及分配上的平均主義；認為搞家庭承包容易滋生富農、小生產者，形成新的資產階級，是對社會主義的否定。可見，人們當時對什麼是社會主義和如何建設社會主義的認識，延續著蘇聯社會主義通行的思想認識。改革開放以來新型農業經濟體製的形成，實現了對傳統計劃經濟農業體製的揚棄，實質上也就是實現了對蘇聯模式計劃經濟農業體製的超越。
農村的家庭聯產承包經濟體製是在原人民公社的體製中孕育產生的。如1956年浙江永嘉縣出現的包產到戶責任製，60年代初安徽等省興起“按勞動力分包耕地、按實產糧食記工分”的“責任田”等，就是後來在我國興起的家庭聯產承包責任製的萌芽。人民公社時期曾實行的包產到戶、家庭副業等製度，在新時期家庭聯產承包責任製中得到了繼承和發展，如人民公社時期實行以自留地為主要內容的家庭副業政策，允許農民對自留地擁有較長時期的使用、收益和部分占有之權，並在其上進行家庭經營，可以說，家庭承包實質上就是對家庭副業的繼承與完善。
新時期的農村經濟製度克服了傳統計劃經濟農業體製的諸多弊端。改革前，我國農業經濟基本上是半自然經濟，勞動者生產積極性的高低在農業生產中的作用至關重要。農業生產的特點是周期長、無中間產品，無法通過勞動定額、勞動時間真實反映勞動者的績效，隻能通過產量反映勞動者勞動績效。人民公社體製中的工分製、勞動定額及其他生產責任製等各種生產管理製度，從根本上割裂了勞動績效和農業產量的關係，無法通過建立健全的勞動激勵機製調動社員的生產積極性。家庭承包責任製則順應了曆史發展的要求，適應了農業生產的特點，較好地解決了長期困擾我國農村、人民公社又難以克服的曆史性難題。[辛逸：《試論人民公社的曆史地位》，《當代中國史研究》，2001年第3期。]
第一，在所有製方麵，打破單一的集體所有製結構，實行以公有製為主體、多種所有製共同發展。家庭聯產責任製是在不改變生產資料集體所有製的前提下，打破了高度統一的人民公社體製，允許私營經濟發展。第二，在生產資料的占有方式上，改變了生產資料集體所有、集體統一經營的狀況，實行兩權分離（即所有權與經營權的分離），創造出勞動者與生產資料直接結合的新模式。農民擁有生產資料的使用權和部分收益、占用權，農業產量與農民勞動績效直接對應，勞動的好壞直接反映在收入上，克服了人民公社時期的消極現象。承包期的延長、承包權的繼承與轉讓，促進了農民對土地的養護和農地的合理開發利用。第三，在經營方式上，農戶在舊體製中沒有生產經營的自主權，因而也就沒有生產的主動性。實行家庭聯產承包製後，農民成為自主經營、自負盈虧的商品生產者經營者，打破了過去對農民的諸多限製，允許農民根據市場的要求和自己的意願，選擇生產經營項目和經營方式，允許農村剩餘勞動力跨區域合理流動，從而調動了農民生產的積極性。第四，在勞動方式上，家庭聯產承包責任製後的一家一戶的經營方式，更適合我國農業生產力水平較低的現狀及文化特點，有效克服了傳統經濟體製下，集體統一勞動中出現的出工不出力、磨洋工、大幫哄的弊端。隨著生產力的發展，一家一戶的經營方式又自發地向規模經營發展，形成了股份製、合作製等勞動組織方式。第五，在產品交換方式上，打破統購包銷製度，由過去的集體代表農戶進行的產品交換，轉為由農戶自己按產品的價值實行等價交換，充分體現了商品的價值，促進了商品經濟發展。放開搞活農產品流通，發展市場經濟，形成了一大批以龍頭企業為主的專業市場、專業經濟區。第六，在分配方式上，取消了由集體評工計分統一分配的方式。農民有權支配自己勞動的剩餘產品，從而大大調動了農民的勞動積極性，克服了平均主義和“吃大鍋飯”的弊端，增加了農民收入。農民不但取得勞動的收入，還可以按生產要素取得分紅、股息收入。第七，在農業政策上，家庭聯產承包打破了“以糧為綱”的農村經濟發展模式，實行多種經營，種養加、科工貿全麵發展的農村經濟發展方針，特別是鄉鎮企業的發展、農村小城鎮建設，優化了農村產業結構，解決了農村大量剩餘勞動力問題。
新時期的農村改革糾正了違背經濟規律的“一刀切”、瞎指揮、“大幫哄”和“大鍋飯”等弊端，調動了農民的生產積極性與創造力，促進了農業生產力快速提高，極大地增強了農村經濟的活力。農村經濟體製改革，沒有否定農村公有製和社會主義基本製度；廢除人民公社體製，不是恢複私有製，隻是改變了社會主義公有製的實現形式；改革的目的不是產生兩極分化，而是通過鼓勵一部分地區、一部分人先富裕起來，帶動大家最終實現共同富裕。所以，與其說曆史拋棄了人民公社，不如說曆史在揚棄公社製度的基礎上選擇了新的農村經濟體製。隨著黨和政府對“三農”問題更加重視，我國農村經濟體製將不斷發展和完善。
二、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製對蘇聯模式計劃經濟體製的揚棄發起農村經濟體製改革後，中國著手進行城市經濟體製的改革，從而帶動了全國經濟體製的全麵改革。在理論探索和實踐檢驗的雙重推動下，我國經濟體製改革經過了在計劃經濟體製的框架內引入市場調節的階段，又經過了發展社會主義有計劃的商品經濟的階段，最終把建設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製鎖定為我國經濟體製改革的目標。於是，中國從過去學習蘇聯模式建設社會主義計劃經濟體製的道路上全麵轉軌，進入了建設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製的新道路。
1．對我國社會主義計劃經濟體製的曆史評價
在正確認識和評價我國社會主義計劃經濟體製的基礎上，才有可能正確認識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製的形成和作用。黨的十四大報告對我國計劃經濟體製作了這樣的曆史性評價：“原有的經濟體製有它的曆史由來，起過重要的積極作用，但是隨著條件的變化越來越不適應現代化建設的要求。”在此，我們擬從我國計劃經濟體製的曆史由來、計劃經濟體製的曆史功績及其弊端三方麵入手，對其作出宏觀、簡要的評析。
首先，我國選擇計劃經濟作為基本經濟製度主要有以下三方麵的曆史緣由。第一，新中國麵臨的特定國際、國內社會曆史條件。在國際上，剛剛誕生的新中國麵臨著以美國為首的西方資本主義國家政治上的敵視和孤立，經濟上的封鎖與製裁等。這一國際環境迫使貧窮落後的新中國必須在短期內加速發展。在國內，舊中國留下的隻有少數幾個工業部門和汪洋大海般的傳統農業。隻有憑借計劃經濟體製高度集中的優勢，才能在短期內迅速集中有限的資金、人才以及技術力量用到重點建設上，從而迅速恢複和發展國民經濟，建立起強大的國防，鞏固剛剛建立起的新政權。第二，蘇聯經濟體製模式的示範效應。蘇聯正是憑借高度集中的計劃經濟體製，僅用了十幾年時間，就走完了西歐資本主義國家通常情況下一二百年才走完的路，使一個被敵視、封鎖的落後農業國成為歐洲第一、世界第二大經濟強國，建立起了強大的國防和社會主義物質基礎，基本實現了工業化，有效應對了戰爭的威脅。當時，這一示範效應使社會主義的計劃經濟優越於資本主義的市場經濟的理論深入人心。加之與蘇聯的地緣關係，我國最終選擇了“一邊倒”政策，學習蘇聯超越常規的優先發展重工業的趕超型發展戰略，並把與之相適應的計劃經濟體製作為我國基本經濟製度。第三，教條地理解經典作家關於未來社會實行計劃經濟的理論觀點。由於教條地理解經典作家關於計劃經濟的論述在當時占著主導地位，以致人們自覺不自覺地接受了機械對待馬克思主義、排斥市場的社會主義計劃經濟理論。此外，計劃經濟體製的選擇還受到中國“大一統”的曆史文化傳統，依靠行政命令管理小農經濟的曆史傳統，以及長期處於革命戰爭狀態下形成的高度集中統一管理模式等方麵相當大的影響。而且，中國當時生產力水平低下、經濟結構簡單、經濟目標單純的情況，在客觀上構成了能夠選擇高度集中的計劃經濟體製的基礎。
事實證明，我國計劃經濟體製在社會主義建設中尤其在新中國成立初期，有著不可磨滅的曆史功績。新中國成立之初，生產力水平極低，工業基礎尤為薄弱。若不憑借國家強有力的行政手段實行全國集中統一的計劃經濟體製，就無法把約占國民經濟90%、像一盤散沙般大量的農業和手工業經濟力量充分動員和聚集起來，擰成一股繩，獲得持續的高積累率。如憑借計劃經濟體製，我國獲得了從“一五”至“四五”期間的高積累率，它們分別為24.2%、30.8%、26.3%、33%。[《中國統計年鑒》，中國統計出版社，1989年版，第36頁。]
這充分顯示了計劃經濟體製強大的迅速積累資源的能力。也正是借助於決策權高度集中的計劃經濟體製，國家才顯示出重新配置經濟資源方麵的強大力量，優先把資源調撥、配置到直接決定國家前途與命運的重點建設上。據統計，從“一五”至“四五”時期，國家在重工業基本建設投資的比重分別為36.2%、54.0%、51.1%、49.6%。[《中國統計年鑒》，中國統計出版社，1992年版，第158頁。]這就在國家資源有限的情況下，有力地促進了社會主義工業化的迅速實現，在短時期內，建立起獨立的門類齊全的工業基礎體係，形成合理的工業發展布局，使中國脫離了落後的農業社會，為我國的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打下了堅實的基礎。1952年我國工農業總產值隻有466億元，到1978年上升為5634億元，其中工業總產值比重由1952年的43%上升到1957的56.7%、1965年的62.7%、1978年的72.2%。[馬玉平等：《中國：昨天與今天》，解放軍出版社，1989年版，第575~576頁。]以趕超為戰略目標的計劃經濟體製使中國“在1952~1974年長達二十多年的時間裏，中國經濟的年平均增長率均在6%左右。在如此長的時間內取得這樣高的增長率的國家是不多的”。[王景倫：《毛澤東的理想主義和鄧小平的現實主義》，時事出版社，1996年版，第10頁。]我國社會主義計劃經濟體製的曆史功績不僅在於它推動了經濟的迅速發展，更在於它在推動經濟發展的基礎上實現了對人民政權的鞏固和發展。
如何看待計劃經濟體製的曆史局限性呢？在特定曆史條件下，我國計劃經濟體製使一個異常貧窮落後的農業國，優先發展了重工業，並初步建立起完整的工業體係，發展到工業化的中等階段，充分鞏固了政權，為中國今後的發展奠定了堅實的基礎。但隨著時代主題的轉換和上述任務的完成，在科技不斷進步，生產規模日益擴大、經濟關係日益複雜以及人民物質文化需求不斷增加的新曆史條件下，僵化的舊經濟體製已越來越不適應生產力的發展以及時代的要求，其曆史局限性日益顯現。
一是生產效率不是始終很高。我國原有計劃經濟體製采用的是大量投入生產要素，忽視技術革新的粗放型經營模式，結果是經濟高速增長的表象掩蓋了低生產效率的事實真相。“中國的經濟增長主要來自生產要素的增加，尤其是固定資本的增加，隻有極少部分來自投入的使用效率的增加，甚至勞動生產率的增長也主要來自人均物質資本的提高，來自資本密集型的重工業在經濟結構中所占比重的增加。”[同上書，第19~20頁。]而生產率低下的根源深植於經濟運行機製、經濟決策機製、管理機製以及激勵機製等原計劃經濟體製各環節中。
二是管理機製有所僵化。計劃經濟體製下實行的是按行政係統、行政區劃來條塊分割的經濟組織和管理。這不僅導致了“部門所有”、“地方所有”、地方保護主義和互相封鎖，切斷了各行業、部門、地區間應有的內在經濟聯係和專業化協作；同時也導致了“大而全”、“小而全”的自我服務模式，無法對資源實現高效利用，造成不必要的浪費，而且也不利於將先進科技應用於經濟發展。這與真正意義上的有機的社會化大生產、專業化分工與協作的發展要求並不一致。
三是信息機製有所滯後。在計劃經濟體製下，大量信息根本無法準確地進行搜集、整理。各級傳遞信息的政府部門自身利益的幹擾，所傳輸的信息自然要被篩選與調整，從而直接影響了信息的真實性、正確性。此外，由於信息隻能通過各級政府機關縱向流動，造成信息傳輸通道窄、距離長，再加上傳輸技術落後、環節繁多，導致無論是向上反饋還是向下傳達的信息都帶有滯後性。信息的難以核算、失真與滯後，再加上上級的決策一般是“一刀切”式的指令，必然導致經常性的決策失誤、資源浪費以及供需脫節。
四是動力機製有所不足。一方麵，企業作為政府的附屬物處於被動位置，沒有獨立的經濟決策權。經濟決策權在中央和各級政府手中。從宏觀的國民經濟比例結構到微觀各單位的經營，從國民經濟生產、流通、分配、消費等各個領域到人、財、物等各類資源的經濟調節及運行都完全依靠國家計劃。而企業作為生產、營銷的基本單位，沒有自主決策權，被動地接受一切行政機關的安排。農村人民公社的情況與此相類似，由國家行政機關領導全麵實行集體經營、集體勞動、統一分配，造成農民在生產中缺乏積極的精神和責任感。另一方麵，國家對企業統負盈虧，企業經營的好壞與管理者和職工均無嚴重的利益關係，企業可以安心吃國家的“大鍋飯”。職工有“鐵交椅”、“鐵飯碗”以及平均分配的等級工資，幹好幹壞沒有太大差別，可以安心吃企業的“大鍋飯”。因而企業自我發展動力不足，勞動者也缺乏積極生產的動力。計劃經濟體製下動力不足的根源在於隻重視群體利益，忽視個體利益，甚至用群體利益取代個體利益，而且僅依靠精神鼓勵與政治動員這種激勵手段，最終不能協調好滿足社會需求與滿足個體追求自身利益的關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