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3年8月，瑞典首都斯德哥爾摩市的一家銀行發生了搶劫案：2名有前科的罪犯企圖搶劫該銀行，失敗後，他們綁架了4名銀行職員作為人質，並將他們在地下金庫關押了131小時。經過長時間的僵持，最終因歹徒的放棄而告終。但是，幾個月後，一件令人意想不到的事情發生了。4名人質非但對綁架者毫無恨意，反而認可和同情綁架者，因為歹徒非但沒有傷害他們反而還照顧他們。他們卻害怕警察，對警方采取敵對態度，並認為警察的營救行動毫無意義，並拒絕在法庭上指控這些劫匪，甚至還為他們籌措法律辯護的資金。
更有甚者，人質中一名女職員竟然愛上了其中一個劫匪，並在他服刑期間與他訂了婚。後來，心理學家們將這種現象稱為斯德哥爾摩效應。
我們不禁要問，為什麼被傷害的人會反過來幫助施害者呢？為什麼人們會產生這樣的心理呢？下麵就讓我們來看看FBI的心理分析師是如何分析的。
FBI心理分析師研究認為，斯德哥爾摩綜合征可能是由以下三個方麵各自作用或複合作用的結果：
1.人質對於當局的負性情緒，如對警方救援行動的失望或畏懼心理。
2.人質對於綁架者的正性情緒，如對綁架者身世的同情或敢於搶劫的膽識的崇拜。
3.綁架者回報於人質的正性情緒，如不虐待人質、對人質施以人道主義照顧。
事實上不僅如此，心理學家們還了解到，在斯德哥爾摩銀行劫案中，劫持者與人質之間的這種感情，不是一種特例，而是一種普遍的心理現象，類似這樣的事例屢見不鮮，集中營的囚犯、戰俘、受虐婦女與亂倫的受害者等等，都有這樣的心理現象。
曆史上還有很多類似的經典案例。比如，1974年，美國報業大王赫斯的千金被美國恐怖分子“新人民軍”綁架，最後，這位千金小姐不但沒有怪罪這些暴徒，反而自己也穿上了軍裝，參與到搶劫銀行的行動中去，也成為一名恐怖分子。基於這樣的心理現象，斯德哥爾摩效應被刑偵領域廣泛關注並予以運用。
通俗來講，斯德哥爾摩效應也可以這樣理解：
作為一個普通人，麵對窮凶極惡的暴徒隨時會取走自己的生命的時候，內心難免會產生一定的恐懼心理，而且這種恐懼有一條脆弱的底線。
當超越了這條底線，人們就會漸漸地把生命權托付給這些威脅自己生存權的歹徒。隨著時間的流逝，人們就會感覺到自己的呼吸都是歹徒賜予的，更不要說是吃飯、喝水了。於是，人們就會把這些原本非常正常的行為誤認為是歹徒對自己的仁慈和寬容。
這樣一來，人們的情感就會發生變化，由最初的恐懼，逐漸演變為發自內心的感激，進而還可能演變為一種崇拜，最後下意識地認為歹徒的安全就是自己的安全。這也就解釋了人們為什麼會愛上綁架自己的匪徒的現象。
因此，為了避免愛上綁架你的匪徒，我們可以這樣做：從見到綁匪的那一刻起，就馬上確定他是一生中不共戴天的敵人。堅決反對對綁匪的依賴與同情，做好敢打必勝、鬥智鬥勇的心理準備，絕不可存有任何幻想，同時還要堅持“循安善處的原則”，學習革命導師毛主席的策略：敵進我退，敵駐我撓，敵疲我打，敵退我追。總之，我們一定要反抗，不能成為可悲的犧牲品！
群體壓力：“大我”麵前隻能放棄“小我”
群體壓力就是指群體對其成員的一種影響力。當群體成員的思想或行為與群體意見或規範發生衝突時，成員為了保持與群體的關係而需要遵守群體意見或規範。這時候，成員就會感受到一種無形的心理壓力，這種壓力會使他們作出為群體所接受或認可的反應。
在斯大林時代，俄羅斯政界、民眾對領袖斯大林無比崇敬，在這期間發生了這樣一件事。
一次在莫斯科省舉行一場區黨代表會議，主持會議的是一位新上任的區委書記。在這之前，前任區委書記剛剛被打入監獄。所以，這位新任職的官員非常謹慎。會議結束後，他要宣讀一封致偉大領袖斯大林的效忠信。
出於對斯大林的崇拜，在宣讀這封信的時候，大家全體起立，並且每當聽到領袖的名字時，大家都會用力鼓掌。於是，這個小小的禮堂裏掌聲雷動，歡呼聲經久不息。宣讀完畢，大家更加賣力地鼓掌，更加大聲地歡呼斯大林的名字。
就這樣，3分鍾，4分鍾，5分鍾……時間一分一秒地過去，可人們還在賣力地鼓掌，依然是經久不息的掌聲和歡呼。但是，經過長時間的站立，人們腿也麻了，手也疼了，抬起的手臂也快要堅持不住了，那些上了年紀的老同誌更是氣喘籲籲，有的甚至快要喘不過氣來了。漸漸地，連那些內心真正崇拜斯大林的年輕人也開始感到厭煩，甚至人們都覺得這樣下去太愚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