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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尤侗《桃花塢》
一
一身之中，凡所思慮運動，無非是天，一身在天裏行，如魚在水裏，滿肚子裏都是水。
——《朱子語類》第九十條
的確，在中國曆史上，受到命運的嚴重打擊後，“發憤著書”而終於“立言垂世”者亦代不乏人，前於伯虎的如墨翟、孔子、司馬遷、賈生、柳宗元，後於伯虎的如李贄、顧炎武、王夫之等等，但這條道路對於唐伯虎來說，卻如鏡花水月，一場春夢。其中原因，邵毅平先生在《十大文學畸人·唐寅》一文中指出：
首先，就其天性而言，唐寅終究隻是一個才子，而不是一個學者，他可以在治學立言上表現自己的聰明才智，卻無法借此安身立命。其次，唐寅少年時代的努力讀書，雖不知所用，卻懷著希望，因而是一種積極進取、充滿樂趣的行為；失意後的發憤讀書，雖已知所用，卻懷著絕望，因而乃是一種消極退縮、充滿悲涼的行為。在這樣的心情下治學，其結果也是很難樂觀的。再次，在一個功利社會中，當“三立”中“立言”不是作為前二立的補充而是作為前二立的替代時，往往成為失意者謀求心理平衡的借口，唐寅此時“立言垂世”的願望，正有著若幹酸葡萄的成分，所以隻能衝動一時而不能堅持長久。
這當然是很中肯的議論，但我以為還有一個重要原因邵先生沒有論及，這就是環境的影響。本書在第二章就敘及，15世紀中葉在蘇州活躍著一個江南才子群，如沈周、周臣、唐寅、祝允明、文徵明、仇英、徐禎卿等人，他們都不是學術長才，而是一批藝術怪傑。更耐人尋思的是，他們每個人都是詩畫全才，才華橫溢。他們之間又或是情同手足的親密朋友，或是意氣相投的師弟關係。一個人選擇一定的事業目標，走上一定的生活道路，除開時代和個人等因素外，總與師友分不開。誠如郭沫若在《曆史人物》中說的，師友“是一種重要的社會關係，在一個人的成就上是一個極其重要的因數”。無疑，這些江南才子所處的經濟、政治地位相似，又都精於書畫，同聲相應，同氣相求，在對時政和生活的態度方麵，在理想的追求方麵，必然互相影響。總之，有了上述這些複雜的原因，“發憤著書”和“立言垂世”對於唐伯虎來說隻可能變成曇花一現的空想了。
生活的劇變使得唐伯虎頭腦中兩年來急劇熱化、膨脹的科舉仕進的欲望徹底破滅，從痛苦和絕望中複蘇而選擇的“立言”之路又滿是荊棘，難以走下去，於是，經過久久的思索，他進一步拋棄了“立言垂世”的想法，選擇了“自適”“適誌”的生活方式。伯虎的這種選擇當然不是突如其來的越世高談，其思想基礎便是我們在本書第二章所敘述的以“及時行樂”為核心的人生觀。唐伯虎考察禍福無常的人生，想到生命是如此的短暫而偶然，如此的珍貴而又美好，他愈益熱戀寶貴的生命，就愈益感受死亡的悲哀，就愈益放縱血肉之軀的欲望，於是便放棄對生命長度的追求，轉而追求生命的密度。他認為隻有及時行樂，才算不虛度此生。
一生細算良辰少，況又難逢美景何！
美景良辰倘遭遇，又有賞心並樂事。
不曉高燭對芳尊，也是虛生在人世！
（《一年歌》）
一年三百六十五日，細細算來，宜人的天氣、美麗的景色、佳妙的心情和快樂的事情聚合在一塊兒的日子有幾天呢？隻有夜以繼日飲酒弦歌，才不算辜負啊！這種“及時行樂”的思想，伯虎少年時即已有之，現在經曆人生的慘痛教訓，就更加堅定了。他想到：《左傳》雖然說“太上立德，其次立功，其次立言”，自己卻身遇誣陷，如潔白的玉璧蒙受了玷汙，為社會所拋棄了。雖然有顏回一樣的操行，終究不能取信於人。而做一番際會風雲的事業，又有什麼途徑可達到呢？想要立言垂世吧，恐怕如同揚雄寫《劇秦美新》、蔡邕依附於董卓、李白受累於永王之幕，柳宗元被攻擊為王叔文之黨，徒然增添垢辱而已。伯虎終於大徹大悟了：
人生貴適誌，何用劌心鏤骨，以空言自苦乎？
（見《唐伯虎全集·胥台山人序》）
“適誌”，也就是順應自己的天性。唐伯虎天性豪俠，又嗜聲色，現在既然已跳出“三不朽”的傳統模式，既然已經痛感生命的短促，那就幹脆明明白白地承認，徹底完全地履行。他有一首《焚香默坐歌》說得好：
焚香默坐自省己，口裏喃喃想心裏。
心中有甚害人謀？口中有甚欺心語？
為人能把口應心，孝弟忠信從此始。
其餘小德或出入，焉能磨涅吾行止？
頭插花枝手把杯，聽罷歌童看舞女。
食色性也古人言，今人乃以為之恥。
及至心中與口中，多少欺人沒天理。
陰為不善陽掩之，則何益矣徒勞耳！
請坐且聽吾語汝，凡人有生必有死。
死見閻君麵不慚，才是堂堂好男子。
十足的才子氣魄！十足的天性文字！“存天理滅人欲”的理學思想在伯虎眼中直如破屣，怪不得袁中郎評為：“說盡假道學！”
古時候有位修行的嚴尊者，問趙州和尚：“一物不將來時何如？”——怎樣才能做到拋棄一切，兩手空空？趙州和尚回答：“放下著。”現在，唐伯虎把立德、立功、立名等封建士子的思想重負全都放下了，他感到了一種前所未有的輕快，豪邁地說：“大丈夫雖不成名，要當慷慨！”
然而，從打算“立言垂世”到決定采取“自適”“適誌”的生活方式，在身心都需要一個調整階段，唐伯虎選擇了遠遊。
從古及今，每一個知識分子都相信；每一片風景，都是一種心境。花開花落，魚躍鳶飛，大自然無限豐富的形態，隨處都可能成為轉換人們心境的媒介。那些流動飄逸的雲水、小窗梅影的月色、綺麗華滋的春光、荒寒幽寂的秋景，都能使置身其中的人受到感動，都與人們的生命絕不是不相幹的存在。無論是煙雲空蒙，還是啼鳥處處；無論是登高山觀日出，還是涉大川送夕暉，都能沐浴靈魂，澡雪精神，陶冶性情，都是醫治心靈創傷的良醫聖藥。現在，唐伯虎就將這次遠遊視為一次精神之旅。
古時候有句俗話：“南人乘船，北人騎馬。”指的是北方多平原曠野，而南方則江河密布。唐伯虎遠遊的主要交通工具當然還是一葉扁舟。這次“翩翩之遠遊”的行蹤很廣，遊覽了湖南的南嶽，江西的匡廬，浙江的天台，福建的武夷，並觀大海於東南，泛舟於洞庭、鄱陽。他的朋友徐禎卿曾寫有《懷伯虎》七律一首：
聞子初從遠道回，南中訪古久徘徊。
閩州日月虛仙觀，越苑風煙幾廢台。
賴有藜筇供放跡，每於鸚鵡惜高才。
滄江梅柳春將變，憶爾飄零白發哀。
詩中也概括地寫出伯虎的遊蹤。伯虎此次遠遊，最使他自豪並且最為人樂道的是“九鯉乞夢”。九鯉湖在福建仙遊縣北，景色幽美。相傳漢元狩年間何氏兄弟九人煉丹於此，煉成，各乘一鯉仙去，因名。徐經的玄孫徐霞客有《遊九鯉湖日記》，生動地描寫了九鯉湖的景色：
平流至此，忽下墮湖中，如萬馬初發，誠有雷霆之勢，則第一際之奇也。九仙祠即峙其西，前臨鯉湖。湖不甚浩蕩，而澄碧泓於萬山之上，圍青漾翠，造物之靈亦異矣！
並且徐霞客也記載“是夜祈夢祠中”，可見九鯉祈夢是明代人的好尚。伯虎浪遊至仙遊，夜宿於九鯉湖畔，夢見仙人送給他一擔墨。這當然是文業終生的象征。所以當時朋友稱羨，後世文人亦傳誦，所謂“鯉仙贈墨妙江東”（韓菼《暮春唐解元墓下作》），指的就是這件事。又傳說伯虎祈夢九鯉時，夢中有人示以“中呂”二字。伯虎醒後對人說起，都無法詳解。幾十年後，伯虎訪問同邑的閣老王鏊，見到王的牆壁上有首蘇東坡的《中呂滿庭芳》的詞。伯虎吃了一驚，說：“這就是我夢中所見啊！”讀到其中有“百年強半，來日苦無多”句，伯虎很恐惶，不久他真的去世了。終年五十四歲，也可說是“百年強半”。我總覺得這傳說玄而又玄，不大可信。
又傳說伯虎坐船遊黃州，觀賞了東坡赤壁後，深夜醉步踉蹌地歸船，路上碰到巡邏的士卒，被認為犯禁而被扭送見指揮使。指揮使不認識伯虎，盤根究底地審訊他。伯虎大笑，答以詩雲：
舟泊蘆花淺水堤，隔江邀我泛金巵。
因觀赤壁兩篇賦，不覺黃州半夜時。
城上將軍原有令，江南才子本無知。
賢侯若問真消息，也有聲名在鳳池。
詩中“招供”了犯禁原委和自己的身份，於急難狼狽中仍不失才子的瀟灑本色。
遠遊似乎是中國封建文人的一大傳統。不過，大多數文人（包括李白、杜甫、蘇軾等）的漫遊，是為了打開仕途的通道。在封建社會想要當官，首先要獲得一定的社會聲望，最好有大人物幫忙遊揚，這樣再通過科舉，才能較順利地得到官位。唐伯虎已經是趕出仕途外，跳出“三立”間，自然與此無涉。他這次曆時約一年、足跡遍東南的遠遊，主要目的有兩個。
其一是借青山綠水來淡化仕途上的失意感。因為對社會失望之後，便以自然為人生幸福的補償形式了。對於一個政治失意者來說，有時候隻需要在極平凡的一樹一石、一花一鳥中，就可以覓得一小塊精神止泊之地，作為他生命的最後依托。唐伯虎有首《煙波釣叟歌》就是這種思想的形象表達：
太湖三萬六千頃，渺渺茫茫浸天影。
東西洞庭分兩山，幻出芙蓉翠翹嶺。
鷓鴣啼雨煙竹昏，鯉魚吹風浪花滾。
阿翁何處釣魚來，雪白長須清凜凜。
自言生長江湖中，八十餘年泛萍梗。
不知朝市有公侯，隻識煙波好風景。
蘆花蕩裏醉眠時，就解蓑衣作衾枕。
撐開老眼恣猖狂，仰視青天大如餅。
問渠姓名何與誰，笑而不答心已知。
玄真之孫好高士，不尚功名惟尚誌。
綠蓑青笠勝朱衣，斜風細雨何思歸。
筆床茶灶兼食具，墨筒詩稿行相隨。
……
一個須發皆白的漁翁，無視朝市公侯，八十餘年來都生活在茫茫湖上，更妙的是筆墨詩稿隨身攜帶，時有長篇短句！這樣的漁翁在現實中其實是不存在的，顯然是作者理想的化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