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對他們這一類人很入迷。我不是說自己也屬於這一類人，所以才有這樣的癖好。我不敢界定自己是一位作家，特別是認真一點的時候，我不會說自己是一位作家。因為在我這裏不是從職業的意義上談論“作家”兩個字的。而且我也不太希望別人從職業的角度去理解“作家”。
我對他們很入迷。隻要到了一個地方，聽說那裏有他們生活的痕跡，就一定要去看一看。我想嗅一下那裏的氣息。因為那裏總有一些隱藏、一些秘密，會被我給看出來。這是我的一種能力。真的，我並沒有覺得這樣講是在誇張什麼。
每個生命都有一些不可思議之處。他們逝去了，但他們也留下了。生命是難以消失之物。生命的怪異也就在這裏。沒有人對生命的這種現象完全忽視。隻不過有的人能夠很確定地認知這一點，而有的人不能。一個生命在一個地方徘徊得久了，會將至關重要的什麼留下來，並在長久的歲月中揮發不盡。這是肯定的。一處居所往往成為一個人的象征，因為它盛滿了他的精神。這是需要感知的。
在他的居所裏，無論是牆壁、窗戶，他坐過的椅子、用過的一支筆、翻過的一本書，都會散射出他的原子。這是一種能量，它左右你擊中你，讓你察覺那個生命。他原來還留在這個世界上，觀望當代生活，參與我們的歲月。
有一些強大的生命要最後離去，真的很難很難。
蘇東坡之波
第一次接觸這偉大的、浪漫的作家，是在膠東海邊。一想起“蘇東坡”三個字，就馬上想到了那片天色，那片海浪，那種清冷的氣氛。這就是我心中的蘇東坡，關於他的感覺的全部。
過去的登州府所在地即今天的蓬萊城。城西北有個蓬萊閣，閣裏有蘇東坡那塊有名的石碑。那塊石碑上的字據說越寫越自由，暢美的蘇家書法就這樣留在了高高的閣上，供人瞻仰，發出無盡的慨歎。蘇東坡隻在登州呆了極短一段時間。這是因為當年朝廷黑暗，不斷地對年邁的蘇東坡任任免免，故意讓其在上任的路上折騰。往往蘇東坡剛到任還沒有幾天，新一道改任的聖旨又到了；更有甚者，蘇東坡正走在赴任的路上，新的任命就在後麵“飛馬來報”了。這是催命。
故意不讓一個傑出的人物安定，而且企盼他在百般折磨中早夭。陰心之惡，古今皆然。
蘇東坡盡管隻在登州呆了短短的一小段時間，傳說中也還是為當地人民做了許多好事。站在閣上，憑海臨風，想象他當年在這片大湧前的領悟。他的顯赫與坎坷，大起大落，大概在古今文人當中也是十分罕見的了。對於世事的洞察力，他不會亞於當時和後來的所有智者。一個敏銳的南方人，多情的南方人，一個懷才知遇的詩人，一個常常倒黴的天才—就是這樣一個人，做夢也想不到被一家夥支派到了這個海角。當然他後來還謫居海南，那裏離死神隻有一步之遙；但他畢竟是個南方人，往南，在我眼裏並沒有什麼稀奇。讓我稍稍吃驚的是他這一次竟然來到了我的家門口。我的出生地離這裏可太近了。
我長時間注視著這個神秘的偉人留連之地，試圖尋到他的腳印。
我站在閣上，迎著北風，看著浪湧把海底的沙子蕩起。這浪湧一代一代蕩個不停，人生也隻能這樣注視它。人的感悟力原來是無邊地有限。比如現在，一個人如此地懷念一個既陌生又熟悉的先人。
後來我又去了杭州。杭州與蘇東坡的名字連得更緊。作家在這兒呆的時間長得多了，所以作為也多。他在這兒整修了西湖，留下了舉世聞名的“蘇堤”。
我去杭州的時間是一個秋天，菊花正好時節。記得那一天有些冷，和我同行的一位朋友不斷地在身側發出“嗤嗤”的聲音，誇張地表達著挨冷的感覺。天要變了，天色已經不好，偌大一個西湖顯出了灰暗陰沉的樣子。風在隱隱加大，湖水已經在拍岸了。秋天的感覺非常強烈。
我又一次覺得蘇東坡一生都是在這種秋冷裏編織他的夢境。他是一個浪漫的人，一生無論怎樣坎坷，都童心未泯，都要設法做一些夢。他至死都要追求完美。他這一生，從南方到京都，被貶，被寵，宦海沉浮，多少次死裏逃生。可他仍像一個孩童那樣純潔無邪。
他也有幸，後來結識了一個叫“朝雲”的女孩。
朝雲好。朝雲非常好。她小小年紀，卻有能力理解博大的、命運多舛的詩人，理解頑皮的、以酒澆愁的詩人。她嬌慣他如同娃娃，他厚待她如同小妹。他們相持相扶走完了一段奇妙的人生裏程。
自從朝雲死了之後，蘇東坡就跌入了大不幸。命運對他一而再、再而三地擊打，然而隻有朝雲之死，才是致命的一擊。
水波撲撲，都是訴說。
歌德之勺
1987年，從北到南走了一趟德國。盡管是草草地走。
來的時候落腳波恩，走的時候去了法蘭克福。那一天時間很充裕，我就和朋友在法蘭克福大街上閑走。走著走著，突然想起了歌德。這兒不是與老詩人的名字連在一起的地方嗎？這兒有他最重要的故居啊。
我和幾個朋友立刻匆匆去尋。
這是一個奇特的人物。在文學的星雲中，像他一樣的文壇“恒星”大概不會太多。在中國，也隻有屈原李白等才能和他媲美。然而屈與李離現在太久，他們的神秘有一部分是時間贈予的。歌德卻離我們近多了，從時間上看，他顯得親切易懂。
第一次讀《少年維特之煩惱》，扳指計算著作家當時的年齡，感受一個少年的全部熱烈。那時覺得如此飽滿的情感隻會來自一種寫實，而不需要什麼神奇的技巧。現在看這種理解有一多半是對的。一件偉大的藝術品，究竟需要多少技巧？不知道。我們隻知道它會是一位偉大的藝術家寫的，它隻要源於那樣的一顆心靈。心靈的性質重於一切。
今天終於以另一種方式接近了你。今天來到了從小覺得神秘的這位藝術家生活過的實實在在的空間。多麼不可思議，多麼幸福。我們可以用手撫摸一下詩人觸摸的東西，小心翼翼。我們試圖通過逝去的詩人遺留在器物中的神秘，去接通那顆偉大的靈魂。
歌德故居是一幢三層樓房，當然很寬敞，很氣派，與想象中的差不多。書房，臥室，客廳，最後又是廚房。我不知為什麼，對這個寬大的廚房特別注意起來，在那個闊大的鐵鍋跟前站了許久。記得鍋上垂了一個巨型排氣鐵罩。所有炊事器具一律黝黑粗大，煎鍋，鏟子；特別是那把高懸在牆上的平底銅勺，簡直把我嚇了一跳。
我從來沒見過這麼大的一把炊勺。
這樣的炊具有沒有辦法做出精製的菜肴，我不知道。但我可以想象出當年這裏一定是高朋滿座，常常讓詩人有一場大歡樂大陶醉。可以想象酒酣耳熱之時，那一場詩人的豪放。大廚房約可以讓十幾個廚子同時運作，他們或烹或炸，或煎或炒，大鐵勺碰得哐哐有聲。
詩人的一顆心有多麼纖細。我難以想象他需要這樣的一間廚房。為什麼，想不出。這樣一間廚房足可以做一家大飯店的操作間，太大、太奇怪。
主要是勺子太大。
從廚房中走出，到二樓，又到三樓—那裏主要是一些關於詩人的各種圖片，它們懸了滿牆。我沒有看到心裏去。我好像還在想著那把大勺子。它是銅的，平底，勺柄極長。我就是弄不懂它是做什麼用的……人的一生無非是“取一勺飲”，而對於像歌德這樣的天才，其勺必大。
這樣一想，似乎倒也明白了。
關於詩人的全部故事，我所知道的一些故事，都在這個時刻從腦際一一劃過。回想他那兩卷回憶錄《詩與真》，還有他與那個年輕人的談話錄（愛克曼《歌德談話錄》），感受著一個長壽老人的全部豐厚。他在魏瑪宮廷任過顯赫的官職，一度迷過光學研究，七十多歲時還與一位少女熱戀，激動得渾身灼熱。長篇短篇戲劇樣樣皆精，一部《浮士德》寫了幾十年……是的，他像所有人一樣，隻是一個過客，隻是“取一勺飲”。然而他的“勺子”真的比一般人大上十倍二十倍。
那天我坐在書房裏，在一個非常精製的小桌前凝視。一排排漆布精裝書，歲月已使其變得陳舊；它們有些褪色；為了保護書籍，一排書架一律加上了鐵絲網。這些書既不允許觸摸，也不允許拍照。但我忍不住心裏的渴望，還是說服管理員拍了一張。
怎樣評價歌德，有一段話我們是耳熟能詳了。恩格斯曾這樣說歌德的“兩麵性”：“在他心中經常進行著天才詩人和法蘭克福市議員的謹慎的兒子、可敬的魏瑪的樞密顧問之間的鬥爭；前者厭惡周圍環境的鄙俗氣，而後者卻不得不對這種鄙俗氣妥協，遷就。因此，歌德有時非常偉大，有時極為渺小；有時是叛逆的、愛嘲笑的、鄙視世界的天才，有時則是謹小慎微、事事知足、胸襟狹隘的庸人。”
在法蘭克福的歌德之家，我們能夠很具體地理解恩格斯的這段話嗎？
我卻更多地站在詩人鍾情的那個少女素描像前。她的眼睛一直望過來，既專注又茫然，好像隨時都要與人展開一場永無終了的訴說和辯解。
在他的故居中，徘徊於詩人的物品之間。突然，上一個世紀的特異氣息濃烈地湧來……
愛默生禮帽
愛默生在我們眼裏夠古舊的了。他是一位紳士，是在美國波士頓來來往往的大文人。由於他的作品離現在的朝流頗為遙遠，所以人們一度把他視為很古典的作家。我們不太注意他的特立獨行。他的確是美國的一位經典作家，那一茬一列幾位，很讓曆史短淺的美利堅人自豪。他是當時“超驗主義”的代表人物。至於什麼是“超驗主義”，現在講起來已經頗費口舌了。
愛默生是一位極有名的演說家，常常去國外搞巡回演講。那時的作家都是非常重視演講的，他們的許多時間都花費在講台上，花費在麵對聽眾的這種方式上了。由於這樣做的不是一位兩位，所以我們必得考慮其中的原因。可能是視聽技術沒有像現在一樣大麵積普及，這樣那些作家要將聲音和形象直接送到大眾麵前，也隻得以這種方式。再說當時的聽眾遠比現在要多得多，他們的興趣更容易集中，這就給了作家演講的群眾基礎。
愛默生的一生基本上沒有間斷演講，他的許多重要作品直接就是演講稿。他常常舉辦“春季係列演講”“冬季係列演講”。演講而成“係列”，這在我們今天的作家看來大概是不可理解的。他由於常常直接麵對聽眾，而且又是個性情中人，所以免不了要得罪人。那時就有人堅決反對自己的孩子去聽他演講，並連續發動有力的抵製。但愛默生從不畏懼。這使我們想到，19世紀的演講者，不是或不完全是因為傳播工具的不發達才大批湧現的。這也是時代風尚、個人勇氣等諸種因素的綜合結果。
無論如何，作家的品質在退化或改變。現代主義的一個重要特征，就是作家們更多地、紛紛地走向所謂的“自我”，同時寫作活動越來越走向職業化。他們再不屑或不敢像上一茬作家那樣直接麵向廣大讀者。大聲疾呼者越來越少了；並且，一個“崗位”論者可以把退卻和各種怯懦行為說得冠冕堂皇。
愛默生有太多的話要對人說。他是個多麼不願隱藏自己觀點的人。當然，他覺得自己有這樣的責任。這大概不錯。一個優秀的作家當然不能太職業化，他如果說有自己的“崗位”的話，那就是永遠站在牢記自己的責任、並始終要為這責任勇敢向前的“崗位”之上。非職業化的作家才是真正意義上的作家，才會融入精神的曆史，他的思想才會織入時代的經緯之中。作家的最大行為就是寫作，這樣講不錯；可是一個作家的全部行為，他的一生，又會是一部大書：這樣講非但不錯，而且還更為完整。
到了波士頓，立刻想到的就是愛默生。愛默生後來定居於一個美麗的小城，叫康科德。於是又去康科德。它離波士頓不遠了。我很少見過有比康科德更漂亮的小城了，我相信像愛默生這樣崇尚自然的人，才會毅然決然地定居在這樣的靜謐之地。
他的故居在小城西邊一點，已經離那片有名的林子不遠了。那片林子中有個極有名的湖，叫“瓦爾登”，湖邊上曾有個怪人、作家、愛默生的朋友：梭羅。故居是一座帶閣樓的兩層小樓，白色。同樣是白色的木柵門圍起的小院裏，綠草茵茵。等了許久，從中午直等到下午四點，才是開館時間。
門口已經有了三四個人，後來又是十幾個。有人從遠遠的加拿大趕來；當然更遠的還是我，從東方，從孔子的那個省來到這兒。美國人大多都知道孔子。他們很自豪地介紹著他們的愛默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