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注意到這座小樓在作家生前得到了多麼好的利用。樓梯的拐角、其他一些角落，都放了一些書架。與以前看到的作家和其他人物的故居不同的是，愛默生的書雖然也是精裝的，但都是小開本的。這與我前幾天剛剛看到的美國鐵路大王故居的藏書就形成了鮮明的對比。那些書一律大開本，豪華，彤光閃閃。
屋角有一個衣架，上麵放了一頂小小的禮帽；再不遠處，就是他的那根手杖了。仿佛主人剛剛從外麵回來，摘下禮帽放下手杖，就上樓歇息去了。於是我踩著吱扭作響的樓梯往上。一張簡樸的床，床旁仍舊是小小的書架。牆上有夫人的照片。他一生有兩個夫人，第一個夫人叫愛倫，與他成婚後一年左右就病逝了，年僅十九歲。他第一次結婚時二十七歲。到了三十二歲上，他才與一個叫莉迪亞的女子結婚。牆上懸掛了兩個夫人的畫像，一個端莊，一個美麗。
一種愛默生特有的氣息陣陣襲來。我打了個冷戰。四處尋找，不知這氣息從何而來。我看著樓上沉默的床，後來又從另一側的樓梯回到一樓。我一眼又看到了那個斜放在衣架頂端的禮帽。是的，是它在這兒重現了一個栩栩如生的愛默生。
1866年，他獲得了哈佛大學榮譽博士學位。就是這一年，六十三歲的作家給兒子愛德華讀了剛寫成的一首詩（《終點》），其中寫道：
“衰老的時刻來臨了，/應該收帆減速”……
佐藤春夫館
這位日本作家在中國雖然影響不大，但也算個知名人物。他最有名的書，那本晚年寫成的《晶子曼陀羅》，我們一直看不到漢譯本。他那些用夢幻般的筆觸寫成的短篇小說我們也看得不多。隻有《田園的憂鬱》和《都市的憂鬱》，被收進一些散文選本中。
極少看到有一個人像他那麼厭煩都市，像他那樣感知著走向現代化前夕的都市之病。作家本人已經深中了都市之魅。他深刻地反省自己，在一個角落抒發著特異的情懷。
作為一個小說家、詩人和評論家，他一生的創作可謂豐富多彩。在如上三個領域內，他都留下了自己的代表性作品，並產生了廣泛的影響。
和歌山縣的新宮市是他的出生地。而他的主要活動和生活的地方是東京。我於十月份到了東京，由於匆忙，竟沒能到他的紀念館去。為此，心中一直存有不少的遺憾。而在新宮市，我的這一心願卻得到了滿足。到一個作家的出生地來看一看，這會是非常之重要的。新宮市十分看重自己的作家，不惜花費巨大代價，將作家在東京的一座樓房原樣不差地移建到了他的出生地來。屋內一切麵貌擺設，一切皆依作家生前的樣子；就連房子周圍的景致，也盡可能一絲不差地“完全照般”。
佐藤春夫與今天的日本作家差異何等巨大。走進他的居所，立刻會感受到一種強烈的“上一茬人”的特有情調。這是一處故居，更是一處紀念館；以我的感覺看，沒有哪一個人物的故居比這兒更像一個“館”的了。什麼才是“館”，這要具體地感受才回答得出。館裏的小桌、小椅子、小榻、小扇、小屏風、小畫、小櫥、小茶幾，一律精細而規矩，圓潤潤油滋滋，一下就讓人想起中國二三十年代的一些文人居所；還讓人想起城裏老人的一些“公館”。
在這兒喝茶最好。
我覺得作為一個居所，這樓房的光線好，透氣通風的窗子設計也合理。隻是樓梯太窄太陡了，主人一上年紀就有危險。館裏陳列的幾幅照片中就有一幅主人站在陡陡的樓梯上。那是主人六十歲左右的樣子。而我現在扶著樓梯上上下下都感到困難，腳下的吱呀聲太大了。像許多老式日本建築一樣，它的板壁很薄，一律木結構，一碰咚咚，共鳴性很強。
與以前看到的西方作家居所不同，這兒透著一位東方老人的別一種情懷。比如西方一些作家的居所，給人更多的是一種舒適和隨意感；這裏則讓人覺得閑適，多有情趣，是對生活的玩味，爽而不膩，清淡。住在這樣的地方，穿和服好，穿西裝不好；穿中式服裝也好。我說過，喝茶更好。
佐藤喜歡抽煙，牆壁上掛的好幾幅照片上，他都手持一根長煙嘴，上麵插了一支香煙。
那一茬的日本作家漢文往往很好，書法也好。佐藤春夫的書法作品就掛在牆上；他的手稿鑲在鏡框裏，也是毛筆豎寫，所用的紙也是紅條竹紙。他的硯和筆都放在一個顯要的位置展出，在那兒靜靜的，散發著漢文化的氣息。
佐藤六十八歲那年獲得了政府的一枚文化勳章。老作家高興地在自己的寓所前攝影留念。大勳章垂在胸前，襯著作家肅穆的麵容。
四年之後，作家去世了。好像當時他正在自己居所裏搞什麼錄音，突然就逝去了。
兩年後，新宮市民會館前麵，建起了作家的一座“筆塚”。
艾略特之杯
美國有這樣一個去處：它不算現代，沒有當代都會最摩登的建築，看上去好像也不那麼令人眼花繚亂地奢華繁榮，但確是一個極有名堂的地方。它有故事，有傳統，有自己獨特的曆史。這就是紐約區的格林威治村。
一些老文人都在這裏留下了他們的蹤跡，這兒的一些著名街道上，至今還能隱隱聽到他們腳步的回響。
比如說“費加羅咖啡館”。這真是一個美國人懷舊的好去處。它的有名，主要是因為當年的一些藝術家經常光顧。最有名的是大詩人艾略特，他在這間咖啡館品味、寫詩或獲取靈感，總是流連忘返。
艾略特的代表作《荒原》中出現過這樣的句子：“喝咖啡，閑談了一個小時。”他有多少時候是在這間咖啡館裏度過的，我們不得而知。當年一個大腦袋、梳理著非常整齊的分頭的人坐在桌旁，侍者走過來，麵對這位老熟人微笑，為他端來一杯熱騰騰的黑色飲料。他像是在這兒消磨並不太好消磨的時光，構思著他那奇妙的、不能預知的未來。
如今這間咖啡館極力想挽留過去的時光，而拒絕走進二十世紀末。為了這個願望，它已經用盡了辦法。比如當年的舊報紙、圖片，一張張都貼到了牆上；這裏有非常多的老照片；當年牆上貼的老貓畫，現在有增無減；當年使用的粗糙的老杯，現在依然在用。這是一種沉重的粗白瓷杯，樣子極笨拙。這兒的咖啡又太濃，一般人都不加糖，所以成了真正的苦杯。
隻有這種杯子才是正宗的艾略特之杯，我這樣想。成功，極大的成功之前的杯子，都是這樣的苦杯。這樣的苦杯最耐品味。
不僅是杯子，就是桌子椅子，也都老舊。侍者穿了黑色圓領衫，樸素非常。他們都一律隨和，微笑，看東方人的眼神讓人覺得有趣。
整個格林威治村罩在夕陽溫和的光線下，等著黃昏。這裏的生活節奏仿佛突然變得緩慢了。在紐約，唯有這兒顯得懶洋洋的。這就與紐約的百老彙、洛克菲勒中心、華爾街等地方形成了鮮明的對比。這兒沒有什麼高大逼人的建築物，讓人活得親切、安適。在紐約，這樣的地方就等於北京城裏的“四合院區”了。看著街頭的建築，各種裝飾，色調，即便是一個對此地毫無了解的人，也會有一種懷舊感從心頭滋生出來。每個人懷的都是不同的舊，並不一定是格林威治村的往昔。比如艾略特，他當年走在這裏的街道上，想的就是自己的心事。
這兒是老文人區，老藝術家流連之地，氣氛特異，風俗不古。如今這兒有一些奇奇怪怪的角落，什麼同性戀酒吧“查理叔叔”，著名的無政府主義者的定期聚會地，巨幅女性生殖器彩繪，所謂的前衛藝術；當然，這兒更有一些不錯的畫廊，有大大小小的書店，有東方才有的那種老古玩店。
這兒被稱為“作家藝術家的聖地”。
聖地必有聖跡，費加羅咖啡館算是一處。有人還會向你指指點點，講述海明威，惠特曼，菲茨傑拉德……一串流光溢彩的名字。一個地方讓一批、而不是一二位藝術家鍾情，其中必有緣故。藝術家內心的向往在這裏表達得多麼清晰，這就是：他們可以遠離奢華，但卻不能沒有為人的一份寧靜、自由，以及蘊含了內在張力的那種創作的激情和欲望。
格林威治是一隻滿溢的杯，它盛了懷念，安怡，溫情，激動，還有黃昏的光色。
梭羅木屋
多少人向我推薦梭羅的《瓦爾登湖》。幾年前我看了。我得承認這是一本不會消失的書。不是因為它有什麼驚心動魄的主題和思想，也不是聳人聽聞的事件和故事，更不是令人沉迷炫目的才華。它的不可磨滅，是因為作者透過文字所表現出的那種怪倔異常的思路，那種執拗的不願苟同性，那種認真而非矯情的實驗精神。
他在林中生活了一年左右，而且那片林子離人煙稠密的康科德鎮很近，在當年步行也不過三十分鍾；現在步行大概二十分鍾即可。據許多人回憶，那一陣的梭羅時不時地到愛默生家飽餐一頓，並在回去時帶走大量吃物。再說那裏有一個美麗的湖泊，湖裏有魚，梭羅常常垂釣。
總之在那裏住一年二載不是想象的那麼困難。瓦爾登湖邊也絕非蠻荒老林。這些我在去瓦爾登之前就已經知道了一些，並有了如上的判斷。我還不是那麼容易就在書本麵前衝動起來的人。我沒有那麼天真，天真到順著梭羅的指示去想象，一路越想越遠，最後感動得熱淚盈眶。我有我的經曆和經驗，我知道什麼才叫難和苦。我見過真正的苦難。瓦爾登湖邊的苦太不算什麼了。這是一個書生之苦，多少有點“為賦新詞強說愁”的意味。
他的動人，在於精神。一個沒有出路的大學生，一個被人嘲諷的年輕人，采取了近乎極端的方式，給眼前的文明世界來了一家夥。這需要勇氣、勇敢，需要敢為人先的那麼一種倔氣和拗氣。這才不容易。在一個文明世界敢於放棄，自我流放，敢於自願地走向所謂的落魄，這絕沒有什麼好事在等著他。誰如果不信，就破罐子破摔地來一次試試。生命的實驗不是鬧著玩的，它形成的缺損，破洞，大多數時候不可修補。
梭羅一去不回頭。不是不從林子中回頭，他很快就返回了；而是他在已經選擇的人生道路上再不回頭了。從林中，從瓦爾登湖邊回來的人，已經不能再像過去一樣地做個好孩子了。結果他也從不打譜去做。他因不納稅而遭捕，還在裏麵寫了《論公民的不服從》，準備在放他的那一刻宣讀，對抗他認為的壞政府。人的自由，包括對壞政府的不服從，在他看來是一個人的基本尊嚴。這兒值得注意的兩個字有“公民”。“公民”長期以來被賦予了一種奇怪的羅輯，這就是“服從”，而且是無條件的“服從”。這真是荒唐到了極點。公民的真正權利是什麼，包括哪一些，從梭羅的這篇文章可以了解。此文應該成為當代公民的必修讀物。他的這篇文章現在已成經典。
其實一篇《論公民的不服從》，即可概括梭羅的全部精神。不服從，就是不服從，不服從既成的一切陳規舊習與偏見。人生需要許許多多的探索和實驗，勇於投身進去的，就一定是真正的人，大寫的人，堂堂正正的人。
梭羅去瓦爾登一場，其實不過是一次行動的宣言，這宣言不是寫在紙上，而是寫在大地上，寫在了瓦爾登湖上。
人們都願意用詩人式的偏激來原諒梭羅式的言行。這其實是一種對探索者的侮辱。原諒者擺出一副寬容的樣子，隻是不知道自己的平庸與惡劣。請聽聽梭羅在文章中是怎樣說的吧：
“現實地以一個公民的身份來說，我不像那些自稱是無政府主義的人，我要求的不是立即取消政府，而是立即要有一個好一些的政府。”“我認為，我們必須首先做人，其後才是臣民。”“我有權承擔的唯一任務，是不論何時都從事我認為是正義的事業。”
說得多麼好。我們是不是自問過：我們曾經要求過這樣的權利嗎？這種要求現在看是那麼合情合理。
我來到了瓦爾登湖。
我不想誇張，而是實實在在地說，我極少看到過這麼美麗的湖。它看上去既不過大又不過小，而是正好。在視野裏，它正好。碧綠碧綠，無一絲汙染，四周都是高山，山上被綠色全部覆蓋。關於湖的大小、形狀，以及它的水產和春夏秋冬四時的不同景致，它的一些基本情況，盡可以去看著名的《瓦爾登湖》，它把一切都記述得詳而又詳。
湖的南麵就是那片有名的林子了，梭羅就在那裏親自動手蓋了一幢小木屋。這座小屋吸引了多少人的注意，引出多少意趣，已經是人人皆知了。它必有其特別之處，這是肯定無疑的。當年梭羅費盡心思搭起的屋子早已坍塌。而且我還懷疑是被好事之人給拆毀了的。中國外國在這點上差不多，那就是都太願意破壞了，而不太願意建設。不過這個世界上的多情者，懂得事物價值者，也大有人在。所以後來林子裏又建起了一幢小木屋，並且與當年的一絲不差。不僅如此，而且裏麵的陳設也一一依照原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