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國女性主義作家弗吉尼亞·伍爾芙曾在其著名的《一間自己的房間》中呐喊：“女人要想寫小說，必須有錢，再加一間自己的房間。”伍爾芙所說的房間，不僅指物質上的空間，也指精神上的空間。物質上的空間是基礎，女性必須現有經濟上的安全感，才能發展精神上的追求。而門羅卻沒有錢，更沒有自己的房間。門羅曾經接受《環球郵報》的訪談時這樣表示：“當我想到男性作家……當我走進一位男性作家的住宅參觀他的書房的時候，我簡直沒法表達心中的敬畏之心。你知道的，就感覺到整座房子都是專門為他的寫作而服務的。”而女性作家是很難得到這樣的寫作條件的，即便她可以關上門寫作，但是社會的注視與不以為然卻仿佛無處不在。初到溫哥華的門羅一家最初隻是租借別人的房子。在以這一段生活為原型而創作的短篇小說《科爾特斯島》中，門羅記錄了一位年輕的母親偷偷地躲在屋子裏很不順利地寫作，“一張一張的紙上填滿了失敗”，同時，她還得時刻抵禦房東太太對她的窺探和詆毀。在房東的眼裏，“女作家”的身份似乎並不是什麼正當、體麵的事，“操持家務”才是女人應該做的事。後來在嶽父的經濟資助下，年輕的門羅夫婦終於購買了自己的第一座房子，一所很小的獨立平房，但同時門羅也很快成為了母親，孩子接二連三地誕生。門羅依然沒有自己的書房。她依然還是習慣在餐桌上寫作，在洗衣房的小桌子旁寫作。回憶那段日子，門羅說：“我總是在閱讀……在寫作，而且當然了，還得打掃房間，照料孩子，並且躲避鄰居。”雖然居住條件從合住變成了獨住，但是渴望成為作家的年輕女性所承受壓力卻並沒有減輕。
創作於這一時期的門羅名篇《辦公室》帶有相當直接的自傳特征。“一天晚上，我正在熨燙一件襯衣，突然就想出了解決我生活中問題的一個辦法。一個簡單但又魯莽的辦法。那時，我的丈夫正在起居室裏看電視，我走進去對他說：‘我想我該有一間辦公室。’”這個故事的開篇簡潔而突兀。辦公室不僅代表著獨立的創作空間，同時也象征著女性自我意識的空間。那確實就是作家門羅在現實生活的對於解決自身“作家”與“女性”之間矛盾身份的努力。故事中，作家列舉了“家”和“辦公室”對於女性而言所代表的截然不同的文化場域：
我是這樣向丈夫說明理由的：對於你們男人來說，住房自然是再好不過的工作場所，他可以把工作帶回家來做，隨後，就得為他騰出這塊地方來；整幢房子也得跟著重新安排一番，使他對於周圍的環境盡可能地稱心如意，不論是誰，一眼就可以看出他就在這裏工作。他用不著接電話，用不著找他丟失了的東西，用不著為吵吵嚷嚷的孩子操心，也不必費心去喂貓，他可以關緊房門。可是——我說道，不妨設想一個做母親的，她要是把自己鎖在房間裏麵，而孩子們明明就知道她在裏麵，那又會怎麼樣呢？嗨，這對孩子們來所，簡直是難以容忍的事情。一個女人，眼睜睜地坐在那裏，凝視著眼前的一片空地，一片不屬於她丈夫和孩子的地方，這往往會被看成是不近人情的行為。照這樣看來，同樣一幢房子對女人來說可就不同了。女人同男人不一樣，他可以走近房子，辦完了事就從屋子裏出來，而女人本身就是一幢房子：兩者之間是密不可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