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論語》有五分之一的篇幅，包括孔子的自我表白在內，是描述孔子其人的，第十篇《鄉黨》全部是記載孔子在家鄉生活期間的飲食、起居、衣著和待人接物的具體表現。這些章有助於認識孔子的人品、性格，對於了解他的思想學說，則多隻有參考意義，特別是《鄉黨》篇。因此，我把分散在各篇之中的這些章集中起來，稍作分類——“稍”，是說這個分類的標準不很嚴格——並將《鄉黨》全篇作為附錄而置於這部分之後，但不作解說。希望這樣做能夠幫助讀者更加完整、準確地把握孔子的形象。
（一）學生的讚譽和同時代人的評價
9-11顏淵喟然歎曰：“仰之彌高，鑽之彌堅。瞻之在前，忽焉在後。夫子循循然善誘人，博我以文，約我以禮，欲罷不能。既竭吾才，如有所立卓爾。
雖欲從之，末由也已。”顏回是孔子最欣賞、最器重的學生，這段話既反映了他對孔子的極度崇敬，又表現了他學習的不遺餘力，隻是說得近乎神秘了。仰望孔子的形象，或者說形象化了的孔子之道，覺得越看越高；去鑽研研究，又感到越鑽越深，難得吃透，這很好懂。可為什麼瞻之在前，又忽焉在後了呢？這就不好理解。莫非孔子的人品和思想是不可捉摸的？還未見到哪個注家對此作過說得通的解釋。我來冒險試一下：這兩句是針對後麵“約我以禮”一句說的，本應放在這一句之後，為了行文的需要，提到前頭了。因此，這兩句作為整體的意思是：按夫子的中庸思想，用禮來約束、規範行為，用道來指導實踐時，必須掌握好度，“過”，也即“在前”，和“不及”，也即“在後”，都是不行的，可我正是容易犯這兩種毛病，常“忽焉”在前，“忽焉”在後，總達不到適度，以致“欲罷不能”（因為隻有適度了，恰到好處了，才能理得心安，暫時作罷）。所以後麵接著說的是更進一層的意思：即使竭盡全力掌握了度，似乎很好地立（“不知禮，無以立也”的“立”，見20-3或16-13）了起來，要想繼續追隨前進，也不能憑靠老路徑，將又會感到不知如何是好。
作為《論語》的讀者，從這一章感到的，大概不僅是孔子師德的崇高和學問的艱深，以及顏淵學習的刻苦和尊師的至誠，還有“師生關係怎麼竟達到了這一步”的驚異和感歎吧？
19-24叔孫武叔毀仲尼。子貢曰：“無以為也！仲尼不可毀也。他人之賢者，丘陵也，猶可逾也；仲尼，日月也，無得而逾焉。人雖欲自絕，其何傷於日月乎？多見其不知量也。”
這段話好懂。“無以為也”，可譯作“不要這樣說啊”，這個“以”是副詞，相當於“如此”、“這麼”。子貢把孔子和一般賢者的差別比做丘陵同日月的差別，所以前者可以超越，孔子是不可企及的。“雖”在這裏是“即使”的意思；“自絕”後省去了“於日月”三字，因為誹謗別人意味著同人斷絕關係，所以子貢用自絕於日月並無傷於日月來比喻地說明，你誹謗孔子並無傷於孔子。“多見”等於“僅見”，“不知量”是說不知道自己的分量。子貢說這話頗帶點憤慨，洋溢著對孔子的忠誠和愛戴。這章同時說明，孔子並未被他的同代人公認為聖人。
19-25陳子禽謂子貢曰：“子為恭也，仲尼豈賢於子乎？”
子貢曰：“君子一言以為知，一言以為不知，言不可不慎也。夫子之不可及也，猶天之不可階而升也。夫子之得邦家者，所謂立之斯立，道之斯行，綏之斯來，動之斯和。其生也榮，其死也哀，如之何其可及也？”
子貢以會說話著稱，又很有才幹，工作後也業績顯赫，所以有人認為，他總說自己比不上孔子，不過是謙恭而已。當陳子禽向他表達這意思時，他果然又顯示了口才：先指出君子一句話就會暴露自己智或不智，委婉地批評對方言之不慎；接下說，要趕上孔子，如同架梯子升天一樣不可能；最後來個假言命題：要是讓孔子作諸侯或卿大夫之類的官，那會像人們所說的那樣，一立就立，一道就行，一綏就來，一動就和；於是結論當然是，孔子生榮死哀，誰也超不過（“……者，……”這個句式可以表達條件複句，“者”字前是條件）。“立之”、“道之”、“綏之”、“動之”中的四個“之”字都指代“人民”；“立”是“立於禮”的“立”，“道”是“道之以德”的“道”，“來”是“遠者來”的“來”，“和”是“禮之用，和為貴”的“和”。這些詞用今天的白話文翻譯出來，不但會使原文的神韻盡失，即使純邏輯意義也常難準確傳達。“行”、“綏”、“動”分別是“前進”、“安撫”、“動員”的意思。
還沒有可靠的根據肯定或否定這個陳子禽也是孔子的學生，隻是有注家說是的。如果真是，那麼孔子的學生中，後來也有人認為孔子是可以超越的。
19-23叔孫武叔語大夫於朝曰：“子貢賢於仲尼。”
子服景伯以告子貢。
子貢曰：“譬之宮牆，賜之牆也及肩，窺見室家之好。夫子之牆數仞，不得其門而入，不見宗廟之美，百官之富。得其門者或寡矣。夫子之雲，不亦宜乎！”
這一次叔孫武叔不是誹謗孔子，而是在朝廷上當著眾官員表彰或推薦子貢，所以子貢語氣緩和得多，還隱晦地表示了這樣的意思：叔孫武叔抱有這種看法（我子貢勝過孔子）確有客觀原因，並非有意貶低孔子。用來說明這客觀原因的譬喻，實在是太妙了，既褒揚了孔子，又表現了自己的謙虛，還曲折地暗示了，我子貢確實不錯，以致人們誤以為孔子都不如我。這樣一個會說話的人，我們對於他頌揚別人的話，是否也要多個心眼呢？
本章中的“宮”，是泛指房屋、住宅，非特指王官、宮殿，故“官牆”就是宅院的圍牆。古時宗廟與住房相連，房舍，特別是議事之所，也可稱百宮，所以它們都在圍牆之內；一仞約七八尺。“室家之好”當是指屋裏的各種好東西；“不得其門而入”是“如果沒有走進門去的話”的意思；“或”在這裏相當於“也許”。後一個“夫子”乃指叔孫武叔，不是指孔子，所以最後兩句的意思是：武叔他老人家那樣說不也很自然嗎？
1-10子禽問於子貢曰：“夫子至於是邦也，必聞其政，求之與？抑與之與？”子貢曰：“夫子溫、良、恭、儉、讓以得之。夫子之求之也，其諸異乎人之求之與？”
孔子熱心於政治，離開魯國到衛、陳、蔡等國來，就是為了尋找施展政治抱負的機會，所以每到一個國家，必定與聞該國政事。是他設法求得的即打聽到的，還是別人向他谘詢時主動告訴他的？子禽不知內情，故有此問。子貢不直接回答是求得的，因為說出來有損孔子尊嚴，又不好撒謊，於是所答非所問地說是憑孔子的溫和、善良、恭敬、儉樸、謙讓五種美德得來的。最後一句更有意思：即算是求得的，孔老夫子的這種求也同別人的求不一樣吧？顯然是想給對方一個印象：既然這樣，那就不能說是求得的。但我們作為《論語》的讀者，產生的印象卻是：不但是求得的，而且還可能采用了不便張揚的手段，例如攀交該國上層人士等。楊伯峻的《論語譯注》中，舉了很多例子說明本章中的“其諸”是發語辭，表示不肯定的語氣。
3-24儀封人請見，曰：“君子之至於斯也，吾未嚐不得見也。”從者見之。出，曰：“二三子何患於喪乎？天下之無道也久矣，天將以夫子為木鐸。”
第一、二兩個“見”指“（被）接見”，第三個“見”是“引見”。“二三子”是對孔子的從者即學生們的稱呼。“喪”是動詞，特指失去官位。“木鐸”，具體形狀質料等不必追問，反正是一個大鈴，國家有政令大事需要宣布時，就振響它，以召集人們來聽取。這章的意思很明白了：儀封人得到孔子接見，聽了孔子一席話後，了解了情況，很是同情和佩服孔子，所以出來後就安慰孔子的學生們：不要以你們老師暫時丟官為意，要相信，這是老天的有意安排，讓你們的老師出來傳道，教育人民，以改變天下長時間無道的局麵。將孔子比喻為木鐸，顯然是說，他將成為大道的發布者、傳播者，也即大眾的老師。這個儀封人大概是個地方小官，“君子”在這裏應是指較大的官員，或泛指德高望重的人。
3-15子入太廟，每事問。或曰：“孰謂鄹人之子知禮乎？入太廟，每事問。”子聞之，曰：“是禮也。”
魯國的太廟即周公廟，裏麵一定陳設許多禮器，在這裏舉行的祭祀儀式，繁瑣、莊嚴、隆重，所以是學習禮儀和印證、檢驗平日所學的好地方。這地方也不是隨便可以來的，所以孔子得機會來一次，就“每事問”。這是很自然的，如果普通年輕人這樣表現，一定會被表揚為好學。從“鄹人之子”這個稱呼（孔子的父親叔梁紇曾在鄹邑作過大夫，按古習，可以這樣稱呼他的年歲不大的兒子）看，孔子當時正年輕，可他卻因“每事問”而受到譏諷，這顯然隻能這樣解釋：年輕的孔子在“知禮”方麵已很有名氣，“或”人覺得“每事問”與其名氣不相稱，故也。本章最有意思的是孔子聽到這個譏諷後的表現：既不生氣，也不解釋，而是說：“這正是禮。”多麼有涵養，有抱負，有氣魄！《論語》的編者這樣描寫他們的先師，真可謂大手筆。
14-38子路宿於石門。晨門曰：“奚自？”子路曰：“自孔氏。”曰：“是知其不可而為之者與？”
石門在哪裏？為什麼子路在城外過夜，淩晨即趕忙回城，致遭守城門人的盤問？這都不必追究。這章最要緊的是告訴我們，孔子在當時就以“知其不可而為之者”出名了，這個稱呼成了他的代號。這位司門人使用這個代號，是心存譏諷，還是表示他理解孔子，抑或暗示他也是位高人，對此天下無道的局麵自有見解主張？對此，注家說法不一，要討論下去，永遠不會達到共識。我認為，重要的是弄清孔子“知其不可而為之”的含義、界限，以及他是怎樣貫徹這個思想的和貫徹到了怎樣的程度。
18-5楚狂接輿歌而過孔子曰：“鳳兮鳳兮！何德之衰？往者不可諫，來者猶可追。已而，已而！今之從政者殆而！”
孔子下，欲與之言。趨而辟之，不得與之言。
這章隻須注意歌詞，其他的，如“接輿”是此狂人之名，還是“接孔子乘坐之輿”？他為什麼有意“歌而過孔子”，卻又避而不願與孔子交談？這些問題可留給鑽牛角尖者們去辯論。很明顯，這位狂人承認孔子才華出眾，所以喻之為鳳，但他認為當此“從政者殆而”（“殆而”本是危險的意思，這裏是說“不可救藥了”吧？）的亂世，還堅持“知其不可而為之”，到處謀求參政，乃是不識時務，是道德墮落——“德衰”的表現。他勸孔子：算了吧，算了吧，以前錯了，無法挽回，但可以改弦易轍，爭取以後不再錯下去了。他大概是位隱者，屬於道家，奉行的是“知其不可則不為”的原則，所以言外之意是：跟我一樣，過隱居的生活吧。
這章給我們留下的一個必須加以思考的大疑問是：按說，孔子和這種隱者，是走在不同道上，即是和他不同道的人，那麼，按照他的“道不同，不相為謀”（15-40）的主張，他不應理會這位狂人的，可他竟然“下，欲與之言”，這如何解釋？如果“得與之言”了，又“言”些什麼呢？這裏有很大的想象空間。
18-6長沮、桀溺耦而耕，孔子過之，使子路問津焉。
長沮曰：“夫執輿者為誰？”
子路曰：“為孔丘。”
曰：“是魯孔丘與？”
曰：“是也。”
曰：“是知津矣。”
問於桀溺。
桀溺曰：“子為誰？”
曰：“為仲由。”
曰：“是魯孔丘之徒與？”
曰：“然。”
曰：“滔滔者天下皆是也，而誰以易之？且而與其從辟人之士也，豈若從辟世之士哉？”耰而不輟。
子路行以告。
夫子憮然曰：“鳥獸不可與同群，吾非斯人之徒與而誰與？天下有道，丘不與易也。”
這章頗令人不解：子路打聽渡口的問話必是同時指向兩人，長沮不過是率先回話，他不是回說“不知也”，而是以孔子應該“知津”為由拒絕指點，顯然說明他認為給予指點是錯誤的，因此也就暗示了桀溺也不會、不該回答。這常人都能感到，何況聰明的子路。可子路竟馬上轉而“問於桀溺”，這如何解釋？
好在上述迷惑無傷本章主旨。本章要點在桀溺發的感歎和對子路的勸告，以及孔子憮然而作的表白。桀溺是說：現在天下烏鴉一般黑，當權者都是壞家夥，你們必定找不到可以同你們一起去改變這局麵的合作者，因此，你子路與其追隨你這位隻會避開某些壞人的老師，不如跟我們這些幹脆避開社會而隱居山林的人一起過。他說的“以”，注家們都釋為“與”，和下文孔子說的幾個“與”字同義。“而”顯然通“爾”。孔子聽了子路的轉述，自然頗為悵然，但“知其不可而為之”的主張並未動搖，所以表白說：我們怎能隱居山林終年和鳥獸同群呢？我不和人類一起奮鬥又和誰一起奮鬥？天下要是有道，我孔丘自然不必和你們一起來要求改變什麼了。
天下無道，這是事實，是共識，但對待的態度卻可以相反：隱者、道家先是避政，進而避世；孔子、儒家則要救世，故而此時更要出來問政、議政、參政。《論語》編者大概就是從這個對比來傳述孔子的。
我上麵的解說是把這章中的“斯”看作語氣詞，有人則訓為“此”，認為“斯人”是指長沮、桀溺這類人。這似乎有理，可這一來，要講通後麵的話就要繞很大一個彎，而且“與鳥獸同群”究竟是批評誰，也說不清楚了，所以我不采用。
18-7子路從而後，遇丈人，以杖荷蓧。
子路問曰：“子見夫子乎？”
丈人曰：“四體不勤，五穀不分。孰為夫子？”植其杖而芸。
子路拱而立。
止子路宿，殺雞為黍而食之，見其二子焉。
明日，子路行以告。
子曰：“隱者也。”使子路反見之。至，則行矣。
子路曰：“不仕無義。長幼之節，不可廢也；君臣之義，如之何其廢之？欲潔其身，而亂大倫。君子之仕也，行其義也。道之不行，已知之矣。”
這章大意很明白，隻有兩小點不好講。一是“四體不勤，五穀不分”是講誰？有人說是丈人講他自己，也有人認為是指責子路，“批林批孔”時期，更有人說是批評孔子。從文章看，後一說自然不能成立。楊伯峻讚成第二說，但未說明理由。錢穆認為，“據下文，丈人甚有禮貌，似不會邂逅子路即予麵斥”，所以主第一說。李澤厚回避了這問題。我同意錢先生，並且認為丈人先說這樣兩句話，是為了表示：我年歲大了，腿腳不方便，很少走動，眼睛也看不清了，所以不可能認識哪個人是你夫子。這既有抱歉的意思，也給知道他是隱者的人留下一個懸念：他這是暗示他不是你夫子孔丘那樣為實現理想而到處奔走的人！因此，這“四體不勤，五穀不分”不必是後來人們理解的那樣，是批評人不勞動、沒知識，而僅僅是指人老了，腿腳不便，視力不佳。
二是最後“子路曰”那一大段話是對誰說的？既然丈人已經“行矣”，就不是對丈人說的了。可又明顯不是自言自語。楊、李二位都不對此作出交代，楊先生還把“子路曰”譯作“子路便道”，似乎這是子路承接著別人的一番話而說的了；李先生的譯文沒有“便”字，可“子路說”接在“子路到了，老人卻已走開了”之後，則使得語氣不連貫，說話無對象了。錢先生根據前文有“見其二子焉”一句，就將“子路曰”譯作“子路和他的二兒子說”，這倒不失為一種“交代”，但卻隻是一種猜測。我以為這段話從內容和語氣看，完全是孔子說的，並且是對丈人——隱者“欲潔其身而亂大倫”的批評，所以，把它看作是子路返回到孔子身邊，告知孔子丈人“行矣”之後，孔子對子路說的，更合事理邏輯一些。因此，我懷疑，這裏的“子路曰”是否多了一個“路”字？自然，不管是誰說的，都不影響我們對孔子的了解，因為即使是子路說的，也一定是孔子教他去向丈人說這番話的，也仍然是孔子的意思。
這番話可說是對孔子的“知其不可而為之”作的注釋。當今世界“禮崩樂壞”，“天下無道”，非哪個人所能改變的，這一點，孔子十分清楚：“道之不行，已知之矣。”因此他對潔身自好、避世隱居的隱士一點不敢輕視，相反，很是尊敬。但這隻是在理性認識層麵上他和他們認同，在社會責任感方麵，在道義上、行動上，他就不同於他們了。他認為，“君子之仕也，行其義也”，所以“不仕”是不行義的表現，而“君臣之義”是和“長幼之節”一樣屬於“大倫”的，因而是不可廢的。就因為如此，所以盡管“道之不行，已知之矣”，他還是要積極入世，努力奮鬥，盡最大努力去謀求參政，以求行大道於天下。這乃是良心的召喚，道德情感的驅使，不是對客觀因果必然性的認識所能阻擋的。這就是孔子的“知其不可而為之”——“知其不可”屬認識領域，“而為之”是道德命令。
這一章和前兩章都是說明，當時的隱者在對時局的認識上和孔子是一致的，但對孔子的“知其不可而為之”的入世態度持批判態度，以及孔子對他們的批評是如何反批評的。
17-1陽貨欲見孔子，孔子不見，歸孔子豚。
孔子時其亡也，而往拜之。
遇諸途。
謂孔子曰：“來！予與爾言。”曰：“懷其寶而迷其邦，可謂仁乎？”曰：“不可。——好從事而亟失時，可謂知乎？”曰：“不可。——日月逝矣，歲不我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