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子講的他應該應召的理由隻有兩條。①“夫召我者，而豈徒（召我）哉？”就是說，公山不會白請他去，一定會給他相應的報答。②如果公山用他，他就可以“為東周”。從第二條看，他估計中的報答不就是“用我”，否則，“用我”前不應加“如有”，該說“既有”才對。從事理上說，召去也不必是用（“用”即任用），可以隻是進行谘詢，甚或作某種“擺設”。但不管怎樣，都得給報酬。所以“豈徒哉”等於說一定會給薪俸。這又說明，孔子做事並非不考慮物質待遇。據有個注釋家考證，公山召孔子是在魯定公八年，即前500年，此時孔子50歲，沒有做官，僅靠辦學維持生計。這情況下有較大的官來相召了，他會想到報酬，並因之心動，是十分正常的。以前的注家一律諱言這一點，是怕注明了會損壞孔子的聖人形象，甚至擔心會給自己造成大禍。
孔子的第二條理由顯然比較冠冕堂皇。他的意思大概是：公山召我去後，如果聽了我的意見，接受了我的主張，決定讓我輔助主持費邑的政事，那麼我就有了用武之地，可以幹一番大事——“為東周”了。“為東周”是什麼意思？李澤厚譯作“在東方複興周王朝”，楊伯峻譯作“使周文王、武王之道在東方複興”，錢穆譯作“興起一個東周來”。我則隻敢肯定必與恢複周禮有關，全句大意是：那我就至少可以在費這塊地方複興周禮了吧？照顧到字麵，則可以這樣意譯：那我就可以建立一個“鬱鬱乎文哉”的東周了吧？從整部《論語》提供的孔子形象看，孔子是有這種幽默感的；當時麵對子路義正辭嚴的批評，孔子心中必然感到理虧，從既不願失去機會，又不願丟了麵子的為難局麵看，他用這話來自我解嘲一下，同時給自己搭個台階下，更是很可能的。聯係到前章的“吾從周”和下章的“三年有成”，我相信這樣理解離孔子的原意不會太遠。
13-10子曰：“苟有用我者，期月而已可也，三年有成。”
這是孔子公開、明確地宣布自己的才能和信心，可看作是上一章答子路話的補充。也許，這話就是那同一天對另一個學生說的。“期”同“朞”，“朞月”即一周年，“可也”當是說“足夠了”，“有成”就該是“大有成績”。
5-26顏淵、季路侍。子曰：“盍各言爾誌？”
子路曰：“願車馬衣輕裘與朋友共敝之而無憾。”
顏淵曰：“願無伐善，無施勞。”
子路曰：“願聞子之誌。”
子曰：“老者安之，朋友信之，少者懷之。”
子路的誌向最近最小，止於讓自己的東西和朋友一起使用，用壞了也不心痛。可這是最容易受到監督、檢驗的，因而也就來不得半點虛假，說的必須是真話實情。這說明子路是多麼地慷慨、豪爽、真實、俠義。
顏回的誌向僅在約束自己的言行：對自己的長處和所做的好事，不誇耀；對學習、工作中的勞苦、艱辛，不回避。《論語》中的顏回，孔子最欣賞的學生顏回，就是一個不講事功、隻重內在修養的、謙虛謹慎的君子。對“無施勞”，一般都解釋為“不把勞苦的工作加到別人身上”，楊伯峻和李澤厚則譯為“不表白（彰）自己的功勞”。作如上解釋，恐怕我是第一個，但我相信這個解釋可能成為共識。因為，一、這裏的“施”字和《微子》篇中的“君子不施其親”的“施”字一樣，也同“弛”。“弛”的基本意思是“放鬆”，從而引申出“廢棄”、“延緩”等義；“勞”作名詞，指辛苦、辛勞、勞累之事，這更不會有問題，因此這解釋在文字上是說得過去的。二、更重要的是，這樣解釋顏回之誌，才既概括了言行兩個方麵，又限於自我修養，很合顏回的性格、形象；如果把“無施勞”解釋為“不表功”，這一句就和前一句“無伐善”的意思簡直完全重複，隻不過語言表達上有所區別了。三、這一句的流行解釋和前一句完全不對稱，更明顯不可取。
孔子的誌向就遠大了，要讓上代人、同代人和下代人，都從他這裏獲得自己年齡段上最需要的東西。他的話有歧義，例如“老者安之”，可以是“使老者安之”，也可以是“對老者，則安之”，還可以是“讓老者心安於我”。其餘兩句也一樣。不過，這無關緊要，各種解法也可相通，反正孔子的誌向是為全社會人謀福利。
7-23子曰：“天主德於予，桓魋其如予何？”
孔子說這話的背景是：他帶領學生在宋國謀官期間，宋國司馬桓魋因故想殺害他，他逃跑途中走得慢了些，有學生催他快一點，他就這樣回答。“其如予何”，是說“能拿我怎麼樣”，相當於“其奈我何”孔子這樣說，明明是句壯膽的話，同時想在學生麵前顯得鎮定、從容些，既不失麵子，又可穩定隨行人員的情緒，但曆來的注家們卻把這章解得神乎起來，似乎孔子自己也相信有貴人在暗中保護他這位聖人，所以如此回答。我曾經很不明白，他們何以不怕別人這樣問：“孔子如果真這樣想，他還跑什麼？”後來我明白了：他們很清楚，在他們的時代，誰也不會、不敢這樣問的。我是在經過了上世紀六七十年代我國那場運動之後，才有了這個覺悟的。今天則又有了進一步的認識：任何人都不必擔心歌聖過頭至於荒謬會受到質問、譴責、懲處，相反，倒是想起而提出質問、譴責的人，必須認真考慮一下自己是否會因此受到質問、譴責以至懲罰，這個“時代精神”，其實不限於上述“他們的時代”，可能還要延續相當長的時間，並且還要付出相當大的代價才會徹底結束的。
關於孔子心中的“天”，和《論語》中的“德”字，以後將作詳細討論，這裏不多說了。
9-5子畏於匡，曰：“文王既沒，文不在茲乎？天之將喪斯文也，後死者不得與於斯文也；天之未喪斯文也，匡人其如予何？”
又是“其如予何”，因為背景差不多：孔子經過匡地時，當地人誤以為他是他們的一個仇人，就將他拘囚了起來，孔子又麵臨生命危險，於是有這番話。就是根據這個故事，注家們都把這章的“畏”字釋為“囚禁”。這一次，孔子用了頗嚴格的假言推理來證明自己不會死——匡人不會對他怎麼樣：周文王去世後，“文”就保留在他這裏了，可見上天不想消滅“文”，因為上天要是想消滅“文”，他這後死者就不會掌握“文”了；既然這樣，匡人能把他怎麼樣？當然，他心裏還有個必要前提沒有說出來，那就是：“文”隻能由他保存，他在“文”在，他亡“文”亡。可見，孔子確實以“文”的傳承者自居，具有很強的曆史責任感。他說的“文”最早與周文王相聯係，所以大概是泛指以周禮為主的曆史文化遺產。但也可說就是他心中的道。
這章和上章中孔子都說到了天，並且天總是幫助他的，是他的保護神。這給了我們初步的印象：孔子心中的天是人格神，是獎善懲惡的，同上古人心中的天，即《皋陶謨》中說的“天命有德……天討有罪”的天，很是相同。那麼，關於天，孔子是否僅僅繼承前人的思想，並未添加他的新觀點呢？這，還要結合他的其他說法才能確定，也留到以後討論。
9-14子欲居九夷。或曰：“陋，如之何？”子曰：“君子居之，何陋之有？”
人在不得誌、事業受挫、感到理想目標難以實現時，就容易“打退堂鼓”。但隻是承認失敗，決不會在道德上也把自己降下幾級，相反，談到為什麼失敗時，總要把自己太老實，也就是太講道德，不願幹缺德事，說成重要原因之一。孔子也是這樣。“九夷”在哪裏？是什麼地方？不必考證，就憑有個“夷”字和後文說那裏“陋”，就知道必定和落後、閉塞、未開化、野蠻等聯在一起。孔子竟想到那裏去，為什麼？當然不是像我們現在說的去“支邊”，必是由於他在當時的文明之邦總不見用，他開始失望了，歇氣了，於是打起退堂鼓來，說：“幹脆到九夷去吧！”這自然可能隻是自我解嘲式的牢騷話，並非具體的行動計劃，但這種牢騷話更能說明他的性格、追求和此時的心態。別人說那裏“陋”，意在勸他不要去，他的回答竟是“有我這種君子在那裏，怎麼還會陋”？這不是在暗示“這裏”的當政者們都是些度量狹小見識短淺的“鬥筲之人”（見13-20）嗎？不是在向他們說，蠻夷之地會因有我孔子而不陋，你們卻拒我而不用，豈不是瞎了眼？一種自負的、無奈的、憤慨的感情，躍然而出。這就是活生生的孔子。
4．實際表現方麵
7-19葉公問孔子於子路，子路不對。子曰：“女奚不曰，其為人也，發憤忘食，樂以忘憂，不知老之將至雲爾。”
曆來都把這章中的“子曰”看作孔子的自我描述，於是大加讚揚，使勁往高深處闡釋。李澤厚也說，“短短幾句話，點出一個超脫世俗的人”。我對此頗有懷疑。
首先，對葉公的提問，子路為什麼不回答？錢穆說是因為“聖人道大難名，子路驟不知所以答”。從孔子要子路回答的內容看，葉公向子路打聽的根本不是孔子的道，而是孔子的為人和生活情況，怎麼可用“道大難名”來解釋呢？如真是問孔子之道如何，子路答不上，那麼就說孔子之道既高且深，學生難以概括，不也是一種很好的回答嗎？子路可是一個極聰明、反應極敏捷的人啊！又，憑什麼說“驟”？從哪裏知道子路和葉公的接觸頂多幾分鍾，以致後來想起了該怎樣回答卻無法補救了？從事理上說，子路當不是答不出，而是不願作答，原因則是不明葉公此問的目的、意圖，或是把握不住孔子對葉公的態度、要求，因而擔心答得不好會壞事，於是隻好“不對”。這才是不懷成見的推測。
其次，知道子路“不對”後，孔子不是若無其事，而是明顯煞有介事地問子路為什麼不怎樣怎樣答，這顯然說明，他對子路沒有作答，亦即沒有把“子曰”的那些內容告訴葉公，是很感到遺憾的，就是說，覺得失去了一個很好的機會。什麼機會？這不必去猜。如果這樣推測不合事實，那就隻好將孔子的這種“煞有介事”看作他又在發幽默，作調侃了。無論遺憾或幽默，都要求我們對“子曰”的那些話“另眼相看”，就是說，認定那不是孔子的認真的自述。從內容看，在學生麵前這樣炫耀自己，還要學生轉告他人，這完全不合孔子的性格。因此，決不可以把這章中“子曰”的那些話看作孔子認真的自況，隻可以說是他對自己心中理想人格的描述。一個人心中的理想人格也就是他給自己樹立的榜樣，定下的目標。孔子心中有這樣一個目標，則說明他確實想超脫世俗。但是，他的實際生活卻是為了參政謀官而離鄉背井，到處漂泊，經常難免發出“甚矣吾哀也”（7-15）的感歎。所以，孔子是矛盾的，向往過“樂以忘憂，不知老之將至”的超然世外的生活，卻被沉重的曆史責任感壓迫著，根本不能在“知其不可而為之”的事業中得到生命的享受和快樂。多麼孤獨！多麼悲苦！也許，大凡政治家兼思想家的人，都是在這種孤獨和悲苦中度過一生。想到孔子的這個矛盾，當更有理由相信，要對此章作出合乎常理邏輯的解釋，確實必須認定，孔子要子路那樣回答葉公，或是出於特殊的目的，或是一種自嘲性的幽默。
最後講一下，“子曰”的那三句話該如何理解。“樂以忘憂”中的“以”同“而”，“樂以忘憂”相當於“樂而忘憂”。那麼，“發憤”時是否也在樂？這時如果不樂，則三句所言情況不同時存在，而是交替出現。又，“不知老之將至”之時，實際上應就在“發憤忘食，樂以忘憂”之時，因為隻樂不憂時必不會想到老之將至，發憤忘食之時也一定是覺得自己還年輕有為之時，否則就不敢這樣拚命了。所以，“其為人也”，不過是總處在前兩種狀態之一。“發憤忘食”的情況一定不會太多、太久，所以就大部分時間言，隻是“樂以忘憂”。樂就是無憂，無憂即是樂，說“樂以忘憂”僅是修辭的需要。於是，“其為人也”就歸結為一個字：“樂”。這樣分析是否看似很有邏輯性，實則無聊而已？否！要知道，這乃是證明，孔子看重的、向往的人生，雖然可以歸結為“樂”，但這正是因為他實際過的生活是“苦”。李澤厚說，“此‘樂’即仁，乃人生境界，亦人格精神”，所言極是。我則要補充：當仁者處在這種樂的境界中時，他人可能覺得他正在受苦。“一簞食，一瓢飲，在陋巷”，這種生活不是苦嗎？孔子也明知道“人不堪其憂”，可他卻說“回也不改其樂”（6-11）。“飯疏食飲水，曲肱而枕之，樂亦在其中矣！”（7-16）他這樣說時加個“亦”字，不說明孔子承認在通常情況下，這種生活隻能是苦的嗎？可見，在他看來，隻有以苦為基礎的“樂”，才同時是“仁”，才堪稱一種人生境界，一種人格精神，才是值得追求的。關於仁，本書以後要多次談到，這裏隻是順便提一下。
7-16子曰：“飯疏食飲水，曲肱而枕之，樂亦在其中矣。不義而富且貴，於我如浮雲。”
這才是孔子的自述。這裏所說的飲食居住條件——吃粗糧，喝生水，彎著胳膊當枕頭，和顏回的“一簞食，一瓢飲，在陋巷”完全一樣，孔子同樣“樂亦在其中”。這就是所謂的“孔顏之樂”。千萬注意，這顯然不是以苦本身為樂，也不是以苦作為樂的條件和手段。孔子不是自虐狂，不是苦行僧，不一般地反對富和貴。他樂的乃是體現在這種艱苦生活中的精神追求，人生境界；並且，這種艱苦決不是有意安排的，並非根本不想擺脫。後兩句就是對這一點作的交代、說明：於我如浮雲的，亦即同我毫不相幹、不會使我因之快樂的富和貴，乃是不義得來的那種富和貴。這就暗示了：合乎義的富且貴，於我並不如浮雲，我也同樣將樂在其中。可見，艱苦生活之所以使他感到快樂，乃是因為這生活意味著他拒絕了不義而得的富和貴，證明著他在追求義，堅持了他的做人原則。換言之，孔子完全是在樂他自己做了什麼和不做什麼。所以不言而喻，隻要合乎義，隻要不違背他做人的原則，他也願意去掉貧賤、享受富貴的。這個意思，孔子從不同的角度多次講到過（參見4-5）。
7-12子曰：“富而可求也，雖執鞭之士，吾亦為之。如不可求，吾從所好。”
“執鞭之士”是幹什麼的？不清楚，但可肯定是做比較低賤工作的人。因此，前麵的“富”當是指錢財，不是指財富，也不是指“發財”，因為幹低賤活隻會有薪俸，決富不起來。低賤職位一般可以從正道謀得，不需采用非義手段，所以“可求”必是“不違義而可以得到”的意思。因此，前三句是說：如果不違義可以得到錢財，那麼，即使報酬少、職務低的工作，我也願意幹。很明顯，孔子這樣說是為了襯托更為重要的言外之意：如果要行不義才能得到錢財，那麼，不管數量多大，職位多高，我都不幹。所以下文接著說：如果不違義就不能得到錢財，那麼我就“從吾所好”，即去過雖貧窮但有義的生活。這一章和上一章相互補充、發明，說明孔子對於富貴完全是抱著一種超然的態度，李澤厚於此章後說：“這也就是‘生死有命，富貴在天’的意思。”是領會得很深刻的。
7-7子曰：“自行束脩以上，吾未嚐無誨焉。”
這一章由於對“束脩”的解法不一，對全章意思的理解也就大不一樣。一說：脩為幹肉，束脩是指一束也即十塊幹肉，由於在古代束脩常用作初次上門拜師的見麵禮，故全句是說：凡給我見麵禮的，我一律教。於是這章是講孔子的招生原則了。另一說：束脩即是束帶修飾，由於古人是十五歲以上才束帶修飾，所以這章是說：凡十五歲以上的，我沒有不教的。我以為，對於認識孔子來說，不必介入“束脩之爭”，隻須了解，這確實說明孔子堅持了“來向我求教的，我一律教”這樣一個原則。不要認為前一說有暗示孔子認錢不認人之嫌。孔子其實是“認禮不認人”，上門拜師要有見麵禮，乃是當時的風習，即是禮的規定，所以孔子不敢違背。順便說一下，康有為持上述第二說，但他認為“誨”應為“悔”，從而全章的意思是：我從十五歲起，就沒有後悔過。如果改“誨”為“悔”是有根據的，則不但“脩”的問題不存在了，全章意思確實也更清楚明白了。
7-5子曰：“甚矣吾衰也！久矣吾不複夢見周公！”
看，孔子不是在感歎自己老了而且至於衰了嗎？他哪裏“不知老之將至”！“不複夢見”意味著以前經常夢見，進而說明，他以前日夜縈懷的就是振興周禮，做個當代的周公。很久不做以前常做的反映理想追求的夢了，為什麼？在孔子的時代，人們隻會歸結為或因年老，或因誌衰。孔子不會承認自己誌衰的，甚至可能覺得，由於自己的時間不多了，他複周禮的情更切，誌更堅。所以他一定是認為不複夢見周公是年齡使然。但他也當然知道年歲不饒人，“生死在命”，因此不免感到，實現理想的可能性更渺茫了。這心情下的孔子發出此種歎息，一點也不奇怪。人們也常把這一章當作孔子企圖複古的證據而批判之，我卻每讀此章時都會對孔子產生深深的同情，並且懷著敬意。因為他是真誠的，他確是在為理想奮鬥，當時的現實又並未讓人感到他的理想的反動性、殘酷性。前麵說了，是否可以把孔子歸入複古主義者，還值得討論。
9-9子曰：“鳳鳥不至，河不出圖，吾已矣夫！”
“吾已矣夫！”是說“我大概快完了！”這幾乎是絕望的哀歎，比上一章的感歎強烈得多。引發的原因則不一樣，這一次是因為出現了兩種不祥之兆：當時人認為，鳳凰不出飛，黃河不現圖（即不出現龍馬負圖浮出水麵的現象），二者都預示天下不會太平，不會有大聖人降世。當然不必去研究這個原因。人發感歎總有原因，但感歎的內容和引發的原因其實並沒有必然聯係，就是說，聯係的樣式是太多了，簡直無從確定。所以我們隻能不失有據地籠統地認為，孔子此歎，或是歎天下、國家終不能用他而得大治，或是歎天不助己而使他終不能建功立業，以致才華理想均將付之東流。自然，兩者都是歎他自己，也都是歎國家。孔子總是把天下的變化、國家的前途和他的自我實現緊密地聯係在一起的。作這種感歎時，他也在樂嗎？這時一定是“憂以忘樂”了吧？前麵我們說，樂以忘憂的超然脫俗狀態，那隻是孔子的理想追求，於此再次得到證明。其實，常講樂以忘憂的人，正是因為他極少處在樂以忘憂的狀態；人要是恒常地處在樂以忘憂的狀態中，是不大會談論樂和憂的，因為用樂和憂來描述自己時，心中想的就是自己，而樂的本質正在於忘己、無己，即這時人的思想、情感是指向外界，而不是指向自身的。這，應該是每個人都有的經驗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