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22子在陳，曰：“歸與！歸與！吾黨之小子狂簡，斐然成章，不知所以裁之。”
孔子在陳國時曾經被困，以至到了沒有飯吃的程度，盡管他在回答子路“君子亦有窮乎”的質問時，還回答說“君子固窮，小人窮斯濫矣”（見15-2），但實際上已經為自己在外漂泊多年，非但不能得誌，還至於狼狽到了這步田地而十分灰心、沮喪了，所以也不免常常發出“回去吧！回去吧！”這樣的感慨和歎息。這一天，他又發這種歎息了，也許當時有某人在場，為了不太失麵子，也為了給自己打退堂鼓的計劃“合理化”一下，就又補充一個正麵的、積極的理由：我家鄉的年輕人誌向遠大，又文采斐然，就是不知道該如何努力（裁剪自己），正等著我去指導呢。讀這章時，孔子那無可奈何又強顏為歡的表情和聲音，讀者一定像是看到了和聽到了吧？
這章最後一句的主語，楊伯峻認為不是上文的“吾黨之小子”，而是自稱代詞“我”，省掉了。李澤厚也作這種理解，所以這一句他譯作：“我真不知道該如何裁剪培育哩。”如果真是這樣，孔子就不該回去或不敢回去了，怎麼反而拿來做要回去的理由或借口呢？這顯然說不通。因此，我改作了如上的解說。
“狂”在這裏顯然是誌氣高遠，豪邁慷慨，毫不拘束的意思，“狂簡”是說“狂但是簡”，還是“狂而且簡”？單獨看都可以，因為“簡”既有“質樸、簡單”的意思，也有“大”的含義[和“簡兮簡兮，方將萬舞”（《詩?鄭風?簡兮》）中的“簡”字同義]。從“不知所以裁之”顯然暗示了“要求裁之”來看，則前一理解合乎事理邏輯一些，隻是“簡”要取後一義，因為隻有這樣“狂簡”的年輕人才是必須加以“裁剪”的。“黨”在古代是指基層居民組織，所以“吾黨”是說“我家鄉”、“我們那裏”。
14-29子貢方人。子曰：“賜也賢乎哉？夫我則不暇。”
這個“方”是“比方”的“方”，“方人”本隻是比較、評論人的長短優劣，但如果動機不是為了取人之長，或口氣過於激烈，或比較得過細而近於刻薄，旁人看來就會認為是在譏諷甚或毀謗別人。所以我們社會裏的怪現象之一是，幾乎人人都好背後議論人，但背後議論人又被公認為壞習慣、壞品質，以前還說是自由主義的表現。孔子也陷入了這矛盾，光是《論語》中有記載的，他“方人”的言論就為數不少，可他對子貢的方人卻抱不屑的態度，還一點不實事求是，說“我可沒這閑功夫”（“夫我則不暇”的“夫”是指代“方人”），似乎他從來沒有“方”過人。
“賜也賢乎哉”該如何解？注家們多說是反話，意為“你子貢就那麼好嗎”，似乎很符合語境，但顧此失彼，使得這一句同後一句語氣和內容都銜接不上了。因此，有人認為應該解釋為：“你子路這是閑得沒事幹吧？”即“賢”是“閑”之誤，這樣才既合語境，上下兩句也相連貫了。不知這意見能否得到注家們的普遍同意。
14-32微生畝謂孔子曰：“丘何為是棲棲者與？無乃為佞乎？”孔子曰：“非敢為佞也，疾固也。”
“棲棲”是不安定，忙忙碌碌的意思，“是”在這裏用作副詞，當“如此”解。微生畝看到孔子到處奔走謀官，就問他如此忙碌地奔走遊說是否要逞口才，孔子回答說不是如此，而是因為憎恨（疾）那些頑固不化的人——意思是這些人固執己見，不肯改革，我不得不再三再四地去遊說他們。這章已有多種解釋，我作這種解說，是因為我覺得隻有這樣理解才既符合孔子的思想，又合問答的邏輯，就是說，孔子的答話才能和微生畝問話中的“棲棲”與“為佞”都相呼應。我所見到的此章的譯文，都給人以孔子的回答和微生畝的問話接不上茬的感覺。錢穆對“疾固”的理解比較特殊，將孔子的回答翻譯為“我不敢要做一佞人，隻厭惡做一固執人而已”，顯然也有這缺點。
3-26子曰：“居上不寬，為禮不敬，臨喪不哀，吾何以觀之哉？”
這明顯是對當時居上位者即大官們的批評，可能具體有所指。針對誰呢？不可知了，也無須查考，因為並不影響對全句的理解，孔子無非是說：作為上級，應對下級寬厚；舉行禮儀活動，要嚴肅認真；參加喪事，要顯露出悲哀的心情，否則，他看不下去。這表麵上是在指責別人，實際上是要表白自己，申明他的主張，所以我不把這章作為孔子的教誨，而放到“孔子自況”部分了。聯係到3-4章他關於“禮，與其奢也，寧儉；喪，與其易也，寧戚”的教誨來讀這一章，將有更好的領會。
（三）孔子學生心中的孔子
《論語》有許多章（占全書十分之一還多）是孔子的學生對孔子的描述，頗生動地反映了學生們心中的孔子形象，下麵也分類列出。
1．人品和主張
7-38子溫而厲，威而不猛，恭而安。
這些形容詞最好不要通過翻譯來理解，要自己捉摸。例如“厲”，譯作嚴肅，還是嚴厲，還是厲害，還是猛烈……？都可以，又都不完全準確。又，最好把“而”字後麵的那一個看作對前一個的補充或限製，即讓二者達到對立的統一，例如“溫而厲”，應理解為：十分的溫和，但不至於失去應有的“厲”；又十分的嚴厲，但仍然使人感到溫和。這就是孔子講的“適中”，我們今天叫做“適度”。孔子教人不管做什麼事，都要“適中”，掌握度。學生們這樣描述孔子，大概是要表示，孔子自己確實能最好地把握度，做到適中。
7-13子之所慎：齊，戰，疾。
這一章不知是誰說的。“所慎”是指嚴肅認真、小心謹慎地對待和處理的事情；“齊”同“齋”，是祭祀之前必須進行的整潔身心的工作。對於祭祀、戰爭和疾病，孔子十分重視，在《論語》中是都有記載為證的，這一章不過是一個學生作的概括，概括得很正確，但並不全麵——如果認為未列入的事項就是孔子不太“慎”的事的話。例如教學，也一定在孔子“所慎”之內的。又，生病完全是個人的事，私事，又無法預料；齋戒，大多也是私事，但有禮製可循；戰爭，不是個人私事，更不屬日常生活，一般說來，有關人員是決不會不慎的。把這樣三件事並列一起說，用以概括孔子之“所慎”，可說不倫不類。可不知為什麼，後來的注家們對此一律不顧，隻學朱熹的樣，奢談什麼“齊……誠之至與不至，神之饗，皆決於此。戰，則眾之死生、國之存亡係焉。疾，又吾身之所以死生存亡者，皆不可以不謹也”。為了吹捧聖人，連對捧人的話也隻有捧，隻會捧了！
9-4子絕四——毋意，毋必，毋固，毋我。
“絕四”是說斷絕了即完全沒有“意、必、固、我”這四種壞毛病。這四者大致依次指主觀臆測、絕對肯定、固步自封，自以為是。同樣可以譯出很多花樣來。前麵都加個毋（不），就變成孔子具有四方麵相應的優點、美德了。曆來對這四者有多種解釋，但我未見有把它們聯起來串講的。我以為，這章對“四毋”的排列有個講究，實際上是描述孔子處事的全過程：遇到必須加以嚴肅處理的問題時，孔子決不主觀隨意地猜測，不胡亂瞎說，而是冷靜地、實事求是地分析，探討各種可能性（毋意）；然後根據別的材料，綜合別人的意見，確定其中一種，但在事情尚未完全明朗化時，又決不肯定必然如此（毋必）；因此，以這個想法、認識為基礎去實際處理問題時，仍然小心謹慎，“摸著石頭過河”，隨時拿新的發現和原先的想法作比較，根據實際情況修改前定的設想、方案，決不固步自封（毋固）；因此，他處理問題總是比較恰當，可他卻並不因此就認為自己了不起，在分析成功的原因時，總是把成績、功勞歸於別人，決不居功自傲，自吹自擂（毋我）。我想，即使我這說法也是一種推測，那也屬於合乎事理常情的、普通人對普通人言論的推測，並未先把孔子當作“天縱之聖”，不顧原文和曆史，硬作高深而神秘的解釋。
7-21子不語怪，力，亂，神。
怪、力、亂、神各指什麼，不都很清楚，弄清與之相對待的東西，也許就明白了。康有為解此章時，劈頭就說：“聖人語常而不語怪，語德而不語力，語治而不語亂，語人而不語神。”將“怪、力、亂、神”四者分別與“常、德、治、人”對待，全章意思就顯然明朗多了。因此我認為李澤厚把這裏的“力”、“亂”譯作暴力、叛亂（《記》中作“戰亂”），似有不當。
上麵四個“對子”給我們一個啟發：這章不僅僅是記載、報告孔子不談怪、力、亂、神這四方麵的問題這樣一個事實，更在於說明孔子觀察、對待問題的角度和態度，那就是：首先，隻關心、討論憑借經驗可以認識，從而可以去實際處理的問題，否則，不予理會。經驗範圍內的事，就是“常”，超經驗的，即不能用經驗證明其有無的東西，則是“怪”。對怪，要談也隻能是主觀臆造、胡亂瞎說，所以孔子不語。這同上章說孔子“毋意”，是一個意思。“神”也是超經驗的，也屬於“怪”，所以孔子也不語。孔子對鬼神、怪異采取“存而不論”的態度，這一點是大家公認的。這是他的“實用理性”最主要的表現。其次，對於人，他看重的、認為應作為評價人的主要標準的，是人的“德”，而不是“力”。當論及、評價人或關係到人的事情時，孔子實際上總是這樣做的。例如講到“射”時，他說“射不主皮，為力不同科”（3-16），即認為不可以拿力氣的大小來判定射箭比賽的輸贏。他還說過“驥不稱其力，稱其德也”（14-33），即認為稱許好馬為驥，是為它品德好，不是因為它力氣大。由此可見，“不語力”是說評價人時，不要從力的方麵去“語”。因此，這“力”不是指暴力，首先是指人的體力，可以引申為泛指人的能力。根據語德不語力，可以大致地認定，孔子評價人的行為時看重的是動機方麵，雖然總的說來他是動機和效果結合論者，這在《論語》中可以找到許多例證。最後，對於社會現象，他則從治和亂這方麵去看，認為屬於“治”的現象，或有助於“治”的現象，才可以肯定，屬於或可能導致“亂”的事情，則要反對。“不語亂”，隻能理解為批評亂、否定亂、反對亂，等等，因為根本不談亂是不可能的。治就是不亂，要消滅亂才能達到治，怎麼可能談治而又完全回避談亂呢？又，亂未必是戰亂、叛亂、動亂，應是泛指社會的某種無序，孔子心中想到的更恐怕是任何一種較大範圍的非禮活動。
從以上討論可知，說孔子不語怪、力、亂、神，其實不過是說：一、這四者，孔子都談得比較少；二、即使談及，孔子也有他特定的角度、態度，和人們通常的談法不一樣。
14-21陳成子弑簡公。孔子沐浴而朝，告於哀公曰：“陳恒弑其君，請討之。”公曰：“告夫三子。”
孔子曰：“以吾從大夫之後，不敢不告也。君曰‘告夫三子’者！”
之三子告，不可。孔子曰：“以吾從大夫之後，不敢不告也。”
入朝前要“沐浴”，可能出於禮數；孔子已有大夫的身份，卻說“我跟從在大夫後麵”，這是謙辭；這裏“以”是“因為”的意思，“告夫三子”後加個“者”字，是為了使全句帶上“竟然”的語氣。
這一章可說是對孔子的“知其不可而為之”精神，舉了個典型的例子，做了個極好的注釋。齊國的陳恒弑君，這是非禮行為，孔子當然反對；但魯國人要不要請求自己國家出兵幹預，恐怕周禮也未作規定，孔子要向國君報告這事，完全是出於他作為大夫的職責。孔子知道，此時魯國的國政操縱在“三家”手中，哀公作不了主，向哀公報告等於白說，而“三家”為了自己的利益，是決不會僅僅為了維護禮製而出兵討伐陳恒的。但孔子還是報告了，並且還聽哀公的話，去向三家報告了。結果自然是勞而無功。兩次無功而返後，孔子都自言自語，或是向別人說：因為我是大夫，不能不報告。這就是孔子的“知其不可而為之”！
這說明孔子迂嗎？在政治家看來，或者說，把孔子看作政治家，是迂。但對於一般人，即對於作為道德主體的個人來說，則是執著——執著於自己的做人原則、人格、良心。“知其不可而為之”，也就是“明知無用而去做”。什麼力量強迫的？道德責任感，即良心也。誰發的命令？自己。這時是把“做不做”看得比“有沒有用”更重要，簡直是“為做而做”，不願計較事功、效用。為什麼？因為做了可以心安，沒有效果隻會感到遺憾，不做則將後悔一輩子，罵自己曾經做了不是人做的事。換言之，這樣做本身就是充足理由，無需追加別的理由。因此，人的道德水平的高下，就在他心中的“絕對命令”之權威性的大小，康德稱道德律令為“絕對命令”，即不需要有其他理由的命令，確實把握了道德的本質。
18-3齊景公待孔子曰：“若季氏，則吾不能；以季孟之間待之。”曰：“吾老矣，不能用也。”孔子行。
孔子想在齊國謀得施展抱負的機會，可齊景公說不能像魯君待季氏那樣待他，隻能給以季氏和孟氏之間的待遇，後又說“我老了，沒有作為了”。孔子知道齊景公的這種態度後，就決然離開齊國。這說明什麼？是孔子也很計較個人待遇、地位，還是不願委曲求全？抑或孔子據此認定齊景公並非明君，在這樣的人手下辦不成大事，因而一走了之？僅憑這一章，無法認定。我以為，後一種可能性較大，因為孔子謀求參政的主要目的在於實現政治理想，其他考慮自當服從於這個目的，而他又是深知“小不忍，則亂大謀”的（見15-27）。李澤厚則說：“孔子也要講價錢和身價的。‘美玉’宜有善價。”
有人將“不能用也”解為“不能用他了”，這似乎同“吾老矣”接不上氣，所以我不采用此說。這兩句其實是齊景公雖不願重用孔子，但也不想太得罪孔子，於是在作了上麵的表態之後，隔了一會兒又追加的托詞，含義是：我老了，不想辦也辦不成大事了，身邊也就用不了孔子這樣的大人才。因此，記錄的人根據實際情況，不把這兩句接在上麵表態話之後，而在前麵加個“曰”字，表示中間有個停頓。
18-4齊人歸女樂，季桓子受之，三日不朝，孔子行。
孔子也曾在魯國上卿季桓子手下謀事，可那位大官竟收受齊國送（歸）來的歌舞女妓，以致為了享樂而三日不理政事，因此，孔子不再求了，慨然離去。這證明，我對上章“孔子行”原因的判斷是正確的，那樣解釋才符合孔子一貫的性格、品德。李澤厚於此章後說，“這是知其不可而不為，就走”，頗令人不解，因為這一章並沒有顯示季桓子不會用孔子。“不可”是指“不可以在這種人手下做事”嗎？非也，因為李先生接下的話是：“並非事事處處均知其不可而為之，那就反成鄉願了，毫厘之差，千裏之失”，可見他的這個“不可”乃是指“不可能達到謀職目的”。
17-7佛肸召，子欲往。
子路曰：“昔者由也聞諸夫子曰：‘親於其身而為不善者，君子不入也。’佛肸以中牟畔，子之往也，如之何？”
子曰：“然，有是言也。不曰堅乎，磨而不磷；不曰白乎，涅而不緇。吾豈匏瓜也哉？焉能係而不食？”
這一章顯示孔子既堅持原則而又有靈活性，即又能“經”又能“權”。孔子曾經說過，親自幹過壞事的人，君子是不與他接觸的。子路以孔子自己說過這話來質問孔子，為什麼現在竟要響應在中牟那裏搞叛亂的佛肸的召請呢？孔子承認自己說過這意思的話，卻這樣回答子路：真正堅固的東西磨也磨不壞，真正白的東西染也染不黑（“磷”，“損壞”；“緇”，黑色），我難道是個大葫蘆，老是掛著不給人吃？意思是說，我總得去做事，至於上級是壞人，那你放心，我會堅持原則，不會受他影響，跟著幹壞事的。很明顯，孔子這一回更是強詞奪理，為自食其言找借口了。當原先的誓言、諾言、箴言、戒言成為實現自己根本目的的障礙時，就不顧食言、違諾、言而無信，甚至虛偽、偽君子之類的責備，找出借口來堅決踢開這個障礙，這可能也是人的通病，所以聖人孔子也不例外。現實生活似乎表明，這個毛病給人發出的指令，較之“絕對命令”，常常力量更為強大，二者發生矛盾時，前者獲勝的情況多得多。這可能是因為，說到底，道德也是工具性的東西，人類要有道德，歸根結底是為了幫助實現自己的目的，決不是相反。上麵所謂找借口，也許正是道德發展的途徑和形式，就是說，證明過去堅持的道德原則需要發展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