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文 第二章 孔子的理想人格——君子(一)(1 / 3)

孔子的全部學說,《論語》的中心思想,可以歸結為教人如何做人。因此,孔子、《論語》既講人之為人的根據、道理,還提供做人的榜樣,或者說,人的標準。懂得、明白人之為人的根據、道理,就能明是非、辨善惡、識美醜,所以是重要的。但這隻是讓人“不惑”,屬於“知”的方麵,更重要的是踐行這些道理,通過實踐,使這些道理真正成為自己的內心要求、行為準則、人生體驗,從而實際地進入到一個真正的人的世界。這是屬於行的方麵。當然,知和行完全是統一的,是同一個學習做人的過程,分開講隻是因為說話不能同時說兩句,總得一句一句地說,一方麵一方麵地講。在孔子看來,這個知和行相統一的學習做人的過程,就是學習榜樣、走向榜樣、成為榜樣的過程。他心中的人的榜樣,《論語》所描繪、刻畫、論述的人的榜樣,用一個名詞來表達,那就是君子。本書這一部分就是把《論語》中直接談到君子的各章集中起來,又稍加分類,然後逐章解說,希望孔子心中的君子形象,能夠比較準確、完整、生動地在讀者心中呈現出來。

“君子”作為一個名詞,在孔子以前的文獻中早就有了,隻是到了他這裏,有了新的意義。在《論語》中,“君子”出現了一百多次,意思不都是一樣的,哪是沿用舊義,哪裏有了新義,須要加以體認、分辨。

從字麵上看,“君子”就是“君之子”。老子地位高,兒子自然沾光,所以君子最先是對成年男人的敬稱、美稱,隱含威嚴、不可得罪的意思(順便說一下:中國人以祖先高貴為榮,別說父親,就是遠祖顯赫,也常拿來誇耀、嚇人。所以許多人津津樂道自己是某某大人物的後裔,人們也常用讚頌別人祖先的方式來表示奉承。今天的名人,有怕自己名得不夠,於是在名片上標明是某某大名人之子、之孫的)。用好聽的名字稱呼別人,實是“灌米湯”,暗示:“你可得行為配得上這名稱,對我好一點啊!”所以“君子”自然又含有品德高、對人好的義蘊。因此,“君子”最原始的含義是心理上的,和地位高(因而令人敬畏)、人品好(因而使人依賴、感戴)相聯係。這在最初當然是模糊的、隱約的、暗示的,甚至分不清是稱呼者的強加還是被稱呼人的自許,人們不過是人雲亦雲地可意會不可言傳地這樣使用它,以上兩方麵的含義在不同場合,突出的方麵也不一樣,所以實際用它來指稱的人,是多種多樣的。“窈窕淑女,君子好逑”(《詩?周南?關雎》),這君子是敬稱、美稱,不成問題,具體明確地說得更多一點就難了。實際上,《詩經》、《尚書》中的君子,可能是指女人心中的情人,或者丈夫,例如:“陟彼南山,言采其薇。未見君子,我心傷悲。”(《詩?召南?草蟲》);可能是一般地指謂“大人先生”,例如:“彼君子誇,不素餐兮”(《詩?魏風?伐檀》);還可以指當官的,例如:“周公曰:‘嗚呼!君子所,無其逸。’”(《書?無逸》)用君子指稱當官的人時,常與“小人”對舉,“小人”自然是指下層人、老百姓或當兵的,例如:“君子出微猷,小人與屬”(《詩?雅?角功》)。《論語》中的“君子”,保留了君子的兩個基本含義,去掉了指謂“情人”、“丈夫”的功能,是肯定的,但也有時強調地位,有時著重人品,有時兼有二義,有時又難得分清,所以讀時須仔細琢磨,細心領會。當君子與小人對舉時,二者究竟是以道德分,還是以地位分,尤其須要細心體會、辨別。

(一)何謂君子

整部《論語》中,幾乎沒有一句話可以當作嚴格意義的定義,倒是講君子時,有些說法接近於定義了,就是說,至少從一個側麵回答了“君子是什麼”的問題。

14-42子路問君子。子曰:“修己以敬。”

曰:“如斯而已乎?”曰:“修己以安人。”

曰:“如斯而已乎?”曰:“修己以安百姓。修己以安百姓,堯舜其猶病諸?”

這裏的“問君子”,就是問“什麼樣的人可以稱為君子”,所以孔子回答說:君子就是能夠做到修己以敬的人;或者倒過來:人能夠做到修己以敬,就可稱為君子了。

錢穆將“修己以敬”譯為“把敬來修己”,不但意思領會錯了,行文也太別扭。“以”在這裏不是“用”的意思,“修己”的內容也決不會是“敬”。楊伯峻、李澤厚都把“以敬”譯作“嚴肅認真地”,這本來不錯,可下麵接的是“對待工作”(楊)、“對待政務”(李),似乎“以敬”與“修己”不直接相關,而是作為狀語修飾一個沒有說出來的行為,這就令人不解了。其實,從孔子隻是將“以敬”改為“以安人”,再改為“以安百姓”,來回答子路的兩個“如斯而已乎”,就可以知道,“以敬——以安人——以安百姓”是遞進的關係,因此三者都是用來說明“修己”所達到的狀態,也就是程度、水平的,三個“以”在這裏都是連詞,表示順承關係,相當於“而”,含“而至於”的意味。“安百姓”就是6-30章所說的“博施於民而能濟眾”,修己達到這樣的成就,是君子達到的最高水平,亦即最高水平的君子;次一等的則受惠麵沒有這麼大,僅能一般地做到“安人”。這個“人”顯然是指某個範圍內的“別人”、“他人”,與“百姓”的區別在量不在質。再次一等的,修己的功夫就還停留於自身,不足以帶給他人實惠,但僅就“修”的“狀態”即態度而言,還是很好的,就是說,做到了“敬”——嚴肅、認真、真心誠意。這是對君子的最低要求,但達到了這個程度,也堪稱君子了。

這章所說的“君子”,顯然是從道德方麵說的,因為“修己”即“修身”,乃指努力於提高自己的品德修養,但君子的等級卻用事功來區分。事功的大小常常更與才能有關,這是否要求把“增加智慧,提高才能”也放到“修己”的內容中去?不必。這不是說君子在修養品德時完全不必顧及智慧才能,而是說,在孔子那裏和那時候,人的品德本身就是才能,品德高尚,意味著智慧才能出眾,換言之,在當時人們的觀念中,德和才還沒有完全分化,所以《論語》中沒有“德才兼備”之類的說法。這個意思,後麵講“德”的時候還要詳細談到。

明確“修己以敬”是君子之為君子的基本條件,等於告訴還不是君子的人,該如何爭取成為君子。從這方麵看,這一章似乎不是針對連普通官職都還沒有的一般人說的,因為普通人修養再高,也談不上“以安百姓”的。大概是基於這種考慮,錢穆幹脆將子路的問話譯作“在上位的君子,該如何始得呀”。李澤厚則將“以敬”譯作“嚴肅認真地對待政務”。我以為不必這樣拘泥。這一章正是要說明,在孔子看來,當政的官員未必都是君子,他們也有提高品德修養、爭取成為君子或更高等級的君子的問題,這是其一;其二,君子不是不變的人格模式,品德達到一定水平堪稱君子以後,人還可以不斷進步,並且是沒有止境的;就起點而言,成為君子並不難,“修己以敬”就行了;要達到最高成就,能安百姓,那就難了,“堯舜其猶病諸”。所以對一般人也好,對為官者也好,隻要努力於道德修養,都“不可以不弘毅”(見8-7)。

最後還講一下“敬”的概念。據楊伯峻《論語譯注》書末的統計,“敬”字在《論語》中出現共二十一次,其中十八次表示“對工作的嚴肅認真”,三次是表示“對待人物真心誠意地有禮貌”(這章的“以敬”,楊先生就譯作“嚴肅認真地對待工作”)。我要說的是,“敬”是從古代巫祝文化、祭祀文化中發展起來的人的心理結構,最初表示的是人在向神靈祈禱和祭祀祖先鬼神時的那種嚴肅、虔誠而又帶誠惶誠恐的畏懼之情的心理情緒狀態。因此,“敬”與“權威”的觀念相聯係,是人對感覺到了的權威的一種回應性體驗。所以“敬”與“畏”可組合為“敬畏”一詞,並且這個詞的含義又常蘊涵在“敬”之中。古代中國人的“天人合一”、“天人感應”思想,使他們把上天、神靈、祖先是否賜福,與自己的德性修養相聯係,所以“敬”也用來描述個人進行品德修養時的心態,反過來,就成了對於“修己”這個行為的要求。就因為這原因,“敬”用作動詞時,它的賓語常是“德”。這在《周書》中就有不少,例如“惟不敬厥德,乃早墮厥命”(《召誥》)、“王敬作所,不可不敬德”(同上)、“周公曰:……則皇自敬德”(《無逸》)等。由此可知,本章的“修己以敬”,實際上就是“敬德”所表達的意思。君子者,敬德者也。“敬德”意味著終於會有德,所以又可以說:君子者,有德之人也。這就是君子的最基本的規定,孔子關於君子的最基本的觀點。

6-18子曰:“質勝文則野,文勝質則史。文質彬彬,然後君子。”

這可說是孔子給君子下的第二個定義,關鍵是對“質”和“文”要有準確的了解。這裏既然是質、文對舉,所以“質”是“質樸”的意思,和“野”基本同義,指人在未予加工、文飾、“包裝”時的原初狀況,即“本來麵目”;“文”就是對“質”進行加工、文飾,使它表現出來顯得有文采,使它的內容具有好的形式。這二者都很重要,又必須配合得恰到好處。否則,人或者顯得“野”——粗野、沒文化、沒教養,甚至愚昧、遲鈍,這是“質勝文”亦即未“文”或“文”得還不夠的表現;或者顯得“史”——像巫史的行為或史官記事那樣,隻有繁雜的、外表的、虛浮的儀式和言辭,沒有真正的內容,這是“文勝質”,即加工、文飾、包裝過頭的結果。不同的、相反的事物之適當搭配、完美結合就是“彬彬”,所以文質彬彬的人就是君子,君子必須表現得文質彬彬。

但更重要的是確定君子的“質”究竟是什麼。聯係到其他篇章,可以知道,在孔子看來,那就是“仁”、“義”。所以這章的意思其實是說:最恰當地表現出仁心義膽的人,就是君子;反過來,君子是仁義之人,但其仁義要表現得恰到好處。

“文”字在《論語》中出現了二十多次,有“文獻”、“文采”、“文辭”、“文飾”等許多意思,有時還特指周文王,讀者不可不加以注意。上麵我對“史”的解釋,是把兩種都說得過去的理解糅合到一起了。

12-8棘子成曰:“君子質而已矣,何以文為?”子貢曰:“惜乎,夫子之說君子也!駟不及舌。文猶質也,質猶文也。虎豹之鞟猶犬羊之鞟。”

棘子成認為君子隻需要有君子之質,不需要文飾(他的問話中的“為”字是語氣詞),子貢反駁說:真可惜,先生竟是這樣談論君子!但一言即出,駟馬難追;其實,文就是質的表現(文猶質也),質就是文的內容(質猶文也)。最後加一句:去了毛的虎豹之皮和犬羊之皮是一樣(“鞟”是去了毛的獸皮)的,意在比喻地說明,僅有質而無文,就無法區分君子和非君子了。這說明在子貢看來,君子的質——仁和義,是一般人也都有的,君子同一般人、非君子的區別,僅僅在於他對自己的質作了一番文飾嗎?否!因為這明顯不是孔子的意思。注意:這章中的“夫子”是子貢稱呼棘子成。

原來,這一章的“君子”不是從道德上說的,而是指在上位者,即君主和當官的人,棘子成是說官員隻要有職位(質)就行了,不必重視官場的禮節、排場、“架子”(文),子貢的觀點則是,人的尊卑長幼和在社會上的地位、身份、等級等(質),是通過一定的儀式、形式、行為方式(文)表現出來的,沒有了這些“文”,君和臣,君子和小人,以及官職的大小,都無從識別、區分了,職權的行使就會受到阻礙,君子的質也就沒有了,所以“文”是非有不可的。如果能夠證明棘子成是個不大講排場的官員,又考慮到這意思出自子貢之口,就要相信這個理解一定不錯,因為子貢出身於上流富豪子弟,加之心高氣傲,喜歡居高臨下待人,又熱心於政治,因而希望各種場合都體現出人的等級差別的要求和思想,是非常強烈的。

由於也是從道德上去理解這章所說的君子,所以一般的譯文,包括楊伯峻的,都讀來令人費解,李澤厚則說“這也屬於難解的一章”。

15-18子曰:“君子義以為質,禮以行之,孫以出之,信以成之。君子哉!”

這章的君子明顯是從道德上說的了。“義以為質”即“以義為質”;後三句同樣倒裝(三個“之”都代替“義”),意思是:行義的行為須有節文(禮),談吐(出)必須謙遜,做事成功(成)則須誠信。所以這章字麵上很好懂。

李澤厚將這裏的“義”譯作“正義”,並非不可,但現代的“正義”概念同中國古人說的“義”,同孔子心中的“義”,區別是很大的。這章其實已經告訴了,“以禮行之”的就是義,就是說,義就是“禮”所體現的做人原則,你主張、奉行這些原則,你就實行了義,你就是有義之人,就稱得上君子了。原則既然是從禮中抽象出來的,所以反過來,你遵守了禮的規定,踐行了禮,也就是在行義。這樣的以認可現行製度、規範的合義性為基礎的義概念,與今天講的正義,顯然不是一回事。說禮所規定的行為方式體現了義,是指那種行為方式在此時此地是最合適的,最有利於促進人際關係和諧、社會穩定、“天下有道”。因此,義的抽象意義就是行為得當、合適、適中、適宜。但是,在表述、解說自己的行事原則(義)時,則要謙遜,不可誇誇其談,信口開河,並且說了就要做到,言而有信,隻有這樣,你追求的義才算是真正體現了出來,你才最後被證明為君子。這就是後兩句的意思。到此,孔子不禁感歎起來:這就是君子!

根據以上說明,似乎可以說,在孔子那裏潛在地有個“禮為義存,義在禮中”的思想,也可以說,義是禮的內容、本質,禮是義的形式、表現。因此,他認為違禮就是不義,行義就是複禮,依禮行事對人是和諧人際關係,對已是完善道德人格。那麼,究竟是先有義的原則,然後根據它去製訂各種禮製,還是先存在各種具體的禮製,後來才從中歸納、抽象出義的原則呢?這作為純理論問題倒是不難回答,但如果是問,孔子是先本來有關於義的思想,他發現周禮至少比較完滿地體現了他心中的義的原則,所以才特別推崇周禮,還是相反,他是先接受了周禮,後來才從中領悟到、總結出關於義的某些原則呢?那就比較難說了。關於這問題,以後在適當的地方還要講解,這裏隻說一句:我認為是後一情況。

4-l0子曰:“君子之於天下也,無適也,無莫也,義之與比。”

這一章由於對“適”、“莫”的解釋不一而眾說紛紜,我則認為,“無適也,無莫也”是從否定方麵規定君子,“義之與比”則進而從肯定方麵規定君子,所以抓住“義之與比”一句就全明白了。這個“比”可以理解為“比鄰”的“比”,全句是說君子總同“義”在一起,即唯義是從;也可說是“比較”的“比”,全句是說君子隻拿它(指對天下事將要采取的對待方式)和義的原則相比較,合則依而行之,違則斷然棄之。因為這二解是相通的。“無適”、“無莫”是說毫無成見,並不考慮事情究竟是適合自己還是違逆自己(“莫”與“適”相對,就是不適合、相違背),也即對於自己的利害關係,“義”要求怎樣辦就怎樣辦。這就是君子的胸懷、氣魄、度量!很明顯,這章與“君子義以為質”、“君子懷德”等章所講的意思,完全一樣,無非是說君子講原則,不謀私利,不“以我劃線”。有的注家忽視這個主調,不顧孔子的基本立場,抓住“無適也,無莫也”的大意是說“不抱非怎樣不可的態度”,就說這一章的主旨是講孔子的“通權達變”思想,我認為是不夠全麵的。

14-5南宮適問於孔子曰:“羿善射,奡蕩舟,俱不得其死然。禹、稷躬稼而有天下。”夫子不答。

南宮適出,子曰:“君子哉若人!尚德哉若人!”

這章可說是孔子“尚德即君子”思想的例證。古代傳說中的四個英雄,羿和奡憑借強力消滅他人,但最後自己不得好死;禹和稷親自耕種,對人民有大功德,其後人則得到天下。南宮適對比說出這四個人的行為和結局,他的意思很明白,隻是要孔子來加以肯定,所以雖非問句而前麵說“問於孔子”。孔子故意不答,卻在他走了以後,為教育學生,感歎地說:這個人真是君子呀!這個人真崇尚道德呀!(“若人”就是說“這個人”)這不是說,在孔子看來,君子重德不恃力,尚德即君子嗎?顯然,這章還同時說明,孔子很同意南宮適這個暗示的的觀點:領袖人物、國君,必須憑德行施治,不可恃強力淩人;前者必蔭及子孫,後者將不得好死!